当代居住文化之喧嚣与痛楚

     在房地产萧条时期，我们有机会深入思考住宅区的形态的多样性。因为在房价猛涨、巨额资金进入、大量房地产项目兴起时，我们看到的住宅形态，倒是趋同化的，从北京到深圳，住宅建筑形态并不能体现地域差别。寒冷地区外墙要厚，窗户开得不能太大，然而北京、沈阳、大连的大窗户甚至落地窗也普遍出现，外墙保温材料安置好了，薄一点也不打紧，但设计和使用者，似乎对暖气寄与的厚望多一些，建筑本身的热工处理，尚不能说有充分的考虑。南方地处亚热带的珠三角，本应有大窗户，但如今无论是办公楼还是住宅楼，大窗户却打不开，或只能开一点点缝，我不知别人怎么感受，反正我身处不能充分敞开的大玻璃窗后面，有被囚之感，呼吸受迫，长久居住下去，会积累烦躁不安的冲动，导致血压升高。

     要提高容积率，房子都成了高楼。土地紧张的压力，直接加到城市化人群之中。高容积率形成的城市上空，其实积累了心理和精神的堰塞湖，需要梳导，比如在高层中适当位置设置一些空中花园，增加利于高层居民的邻里交往空间，更多的地面活动空间等等，但由于带着血腥的城市化，不可能有良好的社会治安和公德秩序，广泛而友善的邻里交往似乎还不可能。于是，我们想到了穷人区和富人区的划分。社会凭收入等级而分区居住未尝不是一个办法，但这一办法受限于二个基本事实：一是社会并非简单的划分为穷人、富人两个层次，那么穷人区和富人区之间也很难有清晰的划分；二是人在社会中是流动的，他的收入、社会地位，是处于“上升”的期待之中，而实际上，大部分人很难真正处于上升过程之中，上升的期待往往转向下一代。不幸的是，社会为所谓有钱阶层设计好了各类继续发展的机制、通道和空间环境，比如高档住宅、贵族教育、良好医疗条件，以及毫无疑问的良好办公环境，而对大部分并非处于上升过程、只是勉强维持家庭生计的人群，却没有多少资源、空间和机制的考量。要让社会更公平合理地可持续发展，政府应该想办法保障中低收入阶层的基本住宅需要，同时，更应让中低收入阶层的孩子享受良好的教育条件。

      中国传统文化中对教育的考虑，依惯性是由每个家庭自己来承担的，孟母三迁，其实是社会悲剧。固然，每个为人父母者，都会竭尽全力去让孩子接受可能好的教育，但，让分散的单个家庭去努力，比由政府统筹，是效率极低的，这是教育的特点。如果要以经济学来解释，乃因教育属于社会的长期投资，单个家庭的努力，只是在选择，而不是在创造教育的机会和形式，所以，其目标是相对有限的，只有政府能把握教育的长远目标。

       所以，当代中国对于房地产、住宅和教育的整体把握，应该是相对均质的优良教育环境，和千差万别的居住环境。即使在贫困的居住区，也应该走出一批批身着整洁校服、进入优良学校的孩子。这个景象，不应仅仅是教育家的想像，而应该成为总书记和总理每天梦想并努力的事。这个景象没有达成，我们就没脸说：“过去××年，中国的社会经济文化取得了辉煌的成就。”

       早一段时间，老友赖德霖兄从美国回来讲学，提及要去看万科在番禺建的“土楼”，这个土楼模型我在深港建筑双年展上看到过，但未到实地考察过。万科这几年飞速发展，分得出一点精力来搞点土楼这样的闲情逸致——其实，这不应该是闲情逸致而已，而应该是所有地产商和设计师们思考居住问题的常态：下一个地产项目，会有什么样的文化灵感、形式创造？我见过太多的地产商，脑子里只有攻审批关、提高容积率、搞到廉价地、投机取巧减少基础投入——比如少建一座学校或幼儿园之类，而关于居住的形式，就是考虑学万科的××花园，或金地的××村。面对地产商们单纯而贪婪的目光，我尽管不无挪揄地说过“从商人们愈来愈贪婪的目光中，可以看到社会经济愈来愈光明的前景。”但从政府官员贪婪而短视的目光中，是看不到未来的光明前景的。而目下，我们还是深切地感受到居住之痛，不仅仅是房价太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