经过三个多月的筹备,上周末，我率单位的几乎全体成员来到上海，奋战两昼夜，这次影响全行业的传媒会议终于落幕。当很多的业内老总与朋友们在我面前盛赞会议的成功时，我心里却是难过的。相比去年底在北京大学召开的改革开放三十年论坛，这次会议的组织与服务有很多不到位的地方，客观理由有一些，但更主要的还是主观的原因。很大程度上与我们的年轻队员经验不够，心理素质较差有着必然联系。

    按照事先的安排,团队的十多位成员去了周庄与苏州，同志们毕竟辛苦了。而我却没有心情再去游玩。我在业界已经打拼了三四年，如果是刚开始的两届会议做到如此也许还可以算是成功的，但在摸爬滚打这些后还做出这样的效果，说心理话，我不开心。

    我无法去过多地责备我那些年轻的同事们,毕竟他们还那么年轻，有的刚刚迈出校门.这也引起了我的思索:我们的人才队伍应该怎么去培养;为什么有些经历过一两年的磨砺却依然不见丝毫长进;而有些甚至还变成了牢骚满腹的愤青!真的是压力使然吗？真的是物极必反吗？我认真地做了思考总结，应该都不是。我发现八十年代末出生的人心理成长方面的确要比七十年代出生的人轻松。七十年代生人由于时代正处社会转型期，社会开始发生翻天覆地的变化，许多人急切地利用难得的机会改变着自己的人生命运，也就是说，这批人一生下来就是有包袱的。用积极的态度来看，某种程度上这种包袱其实是一种责任与使命感，是一种理想主义、英雄主义与实用主义的结合体。因此，许多七零后是有人生目标的，往往有着自己明确的人生态度，也扛着许多的负荷前行。反之八零后特别是八十年代末出年的孩子，一生下来就与七零后有着完全不同的社会环境，从小就有着优厚的生活条件，他们没有负担，从积极的意义上说就是心理上比较自由，但是若从负面的意义上讲，往往可能是目标不明确，家庭给的压力较小。因为缺乏生活的历练而过于急燥，也承受不了稍大的委屈与复杂的环境，做事考虑不周全。对知识的渴望不强，追求物质的现实。特别是有的孩子其实无论是资质还是情商都是非常不错的，就因为从小缺压力而长大后没有任何或者很少有知识的储备，令人扼腕。看到这些八零后如此的光景，我不禁有些替点点与明明担心起来。温室里的花朵还能不能抗击风雨呢？

    反之在上海我也再一次感受到了上一代传媒人的风采。很抱歉我把目前年龄超过五十岁的传媒业老总们定位成上一代，但他们身上伴随的那种经历时代风云变幻打磨起来的丰富人格厚度与思想深度的确让我深深敬佩之。解放日报报业集团社长尹明华先生，大气包容，谦和严谨，言出必行。每次我注意到只要他出席会议，无论会场有多少人，无论台上的嘉宾讲得内容如何，他都会恭敬地稳如泰山坐在位置上，彰显对演讲者与会议主办方的尊重；《新周刊》的封新城总编辑个性飞扬，思想深邃，对时代与传媒有着独到的见解，无论环境如何变化，总有着他独特的个性与观点。总署分管全国报刊工作的副署长李东东女士，其实我更愿意称她为先生，这与称呼男士的先生有着本质的区别。李署长对治文非常严谨，平素在我主编的书籍或杂志社，只要是报给她看的，对每一个标点与词语都不放过，局外人甚至认为这么大的领导管理这么细是否有过细之嫌，而我却从内心对李署长表示尊敬。一个优秀的行业领导首先表现在对专业的深入与责任上，正如我培训团队时所言：一个编辑大家的功力往往就体现在标点符号上。除此之外，李署长对许多古典词赋倒背如流，甚至在中央党校与国家行政学院学习时还能随口呤赋，实在令人敬佩。我还记得好几次我到署长办公室时，署长有亲笔签名赠我她在两处学习时所做的赋词。

    于是想起毛主席他老人家说过的话：老中青三结合。一个单位没有老人把关，没有中年规划与决策，没有年轻人的冲劲与激情，很可能工作上就会出现很多缺陷。换个说法就是越是年轻的人越要学习年长的人的深稳、思想、人格与方法论。特别是方法论。就于古人说的“授人以鱼不如授人以渔”。只有学到了方法，也就才能有到长期成长的机制和习惯，这才是最重要的。是为上海会议所得吧。自省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