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陈寅恪先生《论再生缘》存疑

(2011-01-31 12:13:0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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陈寅恪

论再生缘

再生缘

范菼

陈端生

杂谈

陈寅恪先生《论再生缘》存疑

西凉


陈寅恪先生的《论再生缘》,推理如老吏断狱,发隐擿伏,令人目不暇接;其感时伤世,更打动人心。然而,对于其中一些考证,读过却疑窦丛生,姑撮举于下:

其一,《织素图》的作者,究竟为戴佩荃抑陈长生,陈先生文中有两说,未知孰从。(“虽天才如佩荃,恐亦不能作此图太早”—此似谓绘者为戴佩荃;“前引长生寄外诗云(略),又有织素图及桂馨图(略)等之记载流传,则长生之工画,(略)” – 此又似以陈长生为绘者。)

其二,范菼涉案情由。陈先生在文中,先以为菼因家境清贫,图财而有代人作文之举。后于校补记又改假设为无辜受冤枉牵累。此前后两说俱可疑。
前一说,陈先生以为范氏贫寒的论据是陆燿的范公神道碑中“洁清之操,晚节弥励,菜羹蔬食,不异贫寒”一句,然而这明显只是形容达官显宦以俭持家,“不异贫寒”者,自非“贫寒”,何况所引之文,此前一句为“居平益以盛满为戒”,此后一句为“公既显贵”,语义更加明白。儒宦家庭出身之秀水范菼,纵不算大富大贵,图区区之利而冒险为科场代倩作弊之举,殊难令人信服。
后一说,陈先生在校补记中猜测,或许是两名传递文字从犯被查获时,“适在范菼号口,因随意试指其‘雇替作文’,……藉以搪塞拷问者之刑逼,并为另一雇替之人开脱”,故而“范菼乃替死鬼”。但假定此猜测属实,那么因此案同被流放的另外三名作弊者恒泰春泰陶云鹤,又当作何解?其实陈先生所引清高宗实录乾隆四十五年九月甲申谕及同年英廉等所上刑部提本两篇文字互相参照,案情明晰详细,陈先生概胸中于范菼身份先存一定见,故宁可一假设破后而造别一种假设,而不以其为实录,所谓有幕后权贵借机逃脱云云,更属无证据之臆测。

其三,陈端生所生子(即陈长生诗中之‘蓉洲甥’)是否即范菼的第三子。陈先生所据论范菼三子者,为陆燿的范公神道碑,及沈树德的范太学传略两篇文章。陆沈两文于范菼三子的排行及名字,记载各不相同,陆氏文云:“(耀)孙三人,墀、城、垲。”沈氏文云:“(菼)子男三,培、堦、台。”陈先生以陆文所列三人次序为是而沈文乃误记,曰“端生之子既字蓉洲,与其名为垲,实相关联。”然而下面陈先生又据沈文,谓范菼元配赵氏,端生为继室,“培、堦当为赵氏所出。台即端生子蓉洲欤?”两处说法又莫衷一是。
复次,按照陈先生推断的范氏与端生结婚于乾隆三十八年,婚后次年端生产一女,隔若干年复产一子,即蓉洲。则此子出生,最早亦在乾隆四十年以后,然而根据陆文,至迟在陆燿卒于乾隆五十年之前,菼之三子已皆为国子监生。然则以端生之子蓉洲与菼之幼子台或垲为一人,此绝无可能之事。

其四,陆燿与范墀关系。陆文云“予于公为乡荐后学,墀又姻也。以公隧道之文来请,(略)”陈先生于此段案语引尔雅 “婿之父为姻”,注为“耀之女适墀之子也。”然而于后文又云“且墀既为陆燿之婿”,又在校补记中云“或是范璨之孙,即陆燿之婿范墀。”陆范两人,为翁婿抑或姻亲,陈先生文中前后不一。陈先生推算陆文作于乾隆四十九年及五十年之间,再按照陈先生关于范菼生于乾隆初年的假设,菼长子墀此时至多二三十岁,与陆不可能是儿女亲家。又可疑者,范璨卒于乾隆三十一年,何以其孙墀迟至十七八载后才倩人为其祖作神道碑—况按陈先生之意,其时璨之子,墀之父菼尚存?陈先生判断陆文作于乾隆四十九年或五十年,而非更早,这是以秀水范璨之子范菼就是乾隆四十五年科场案之范菼为前提,这一系年,似尚可再探究。

其五,董襄诗中之范野苹是否即范菼。陈先生据董“人日集范野苹乐志堂,即席次令兄澹人原韵”诗,先排除此范野苹为范菼三子的可能性,曰“但墀为长孙,必无‘澹人’之亲兄,是亦不可能也。若非墀者,则‘城’‘垲’二字,不能与‘野苹’相关联,”然后推断“则其人舍范菼莫属。嘉庆七年壬戌,菼当尚在人间也。”然而,秀水范菼只有一兄,且已早死,菼亦“必无‘澹人’之亲兄”之理!对此,陈先生又以为,此“澹人”或是范菼之父范璨“‘让宅于从父兄弟’之兄弟所出者”。此假设也难经推敲:一来,与陈先生所提之“亲兄”条件矛盾;二来,假令此确系范菼及其从祖兄,则亲属已远,不当称“令兄”、“昆仲”,否则,即使假设“野苹”为菼之一子,“澹人”为璨之从父兄弟之孙辈而为“野苹”之族兄,亦无不可。

后面几种矛盾,实际都是陈先生为论证陈端生之夫是秀水人范菼而不相信可靠文献,尤其是陆沈两文所致。

陈先生推断端生与范某结婚于乾隆三十八年,如果按沈文中范菼生于康熙五十年,此年菼已六十三岁,则乾隆四十五年顺天科场弊案时菼已七十岁,因此陈先生认为,陆沈两文都意在解脱范菼与科场案牵连的痕迹,因此“此沈文中菼之生卒年月及享年之数,自不可信。”为了让范菼的年龄与端生婿事符合,陈先生遂假设范璨在六七十岁间生菼,“则端生与菼结婚时,菼年当为三十余岁,”那么范菼当生于乾隆初年。陈先生推算的范菼生年,与沈文记载的范菼生年相比,晚了二三十年岁之多!

然而,沈文记载周详,涉及乾隆八年两人初交,九年共治举子业,秋试同行,十年菼得脾疾而卒,及沈得讣之情形;这一系列时间及事件节点,不但关系范菼,更关系沈树德本人之年岁履历,如按陈先生所定之年,则乾隆八年至十年,菼乃一童蒙。自古以来,造假作伪而涉及自身者,有荒唐如是、疏漏如是者乎?又可注意者,沈文于菼之出生,仅记其年而无月日,于其卒,则年月日俱全,此详略差异,恰恰是沈树德按己所知,如实记载的证据。

陈先生以为,范陈两家的诗文及陆沈两文都有删削造假,皆因范菼科场弊案过于严重,两家人怕牵累而大加隐讳所致。但细看此案处理,仅主犯一人绞候,菼在内四人流配(其中两人革旗籍),另两人革职,实在算不上严重程度有何悚动人心。比如顺治丁酉科场案,牵连之广、惩处之酷,震动之大,此案固然远远难以相比,然而丁酉涉案者及其亲友之文字往还,固未尝湮灭,其中最为人熟知者自然是吴兆骞与吴梅村顾梁汾几首诗文的故事。两相对照,更加上时世缓急之不同,对于陈先生假设的范陈两家亲属友人噤若寒蝉不敢稍涉的态度,未免难以理解。

以陈桂生请王昶为祖父陈兆伦(句山)紫竹山房诗文集所作之序为言,王昶春融堂集所收此序中称“诗四十四卷,文三十二卷。”而陈家所刊紫竹山房诗文集则改为“诗十二卷,文二十卷”。对于诗文卷数如此悬殊的差异,陈先生认为是经过陈家的删削,去掉内中涉及范某的文字所致。这里有两重疑问:一,桂生求序时,范某已遇赦,即陈先生所谓“句山集中所当避忌隐讳之事,已不复存在”,则已无大加删削之必要;二,即使陈家人仍然小心戒慎,删削相关文字,但端生,句山翁之一孙女,范某,一孙女婿而已,句山诗文中,涉及此二人之篇什需加隐讳者,也万万不可能占到如此巨大之分量。

陈先生在提及范璨身后何以唯有陆燿一篇神道碑时推测“岂范松严实曾有墓志铭,乃其太亲翁陈句山所撰,后为陈桂生所删削,遂致不传耶?”按范松严(璨)卒于乾隆三十一年,陈句山卒于乾隆三十六年,而陈先生推断陈端生与范某婚于乾隆三十八年,此“太亲翁撰铭”之为不可能,毋庸多辩。

再说陆文,是陆燿应范墀之请而作。墀为何人?是范菼长子!即使过继给已去世的伯父承祧,然而把尚在人间的亲父写成早死,岂人子所为?难道范氏子,知为祖讳,不知为父讳;范氏友,知为死人地,不知为活人地;范氏子孙亲友,能预断菼必老死穷荒,遂为此乖谬之举而无顾忌吗?而沈文中说范菼“配赵氏”,陈先生也认为是沈树德避谈沈陈婚姻以洗刷科场案痕迹的结果。然而,若陈端生确系范菼继室,菼幼子台或垲确系端生所生之蓉洲,则此子及其舅氏对此竟能熟视无睹?更何况,如秀水范菼确系科场案之范菼,则秀水范氏之朝野亲故宁有不知之理,讳而不谈则可,请人以两篇无关宏旨的文章公然作伪,真是“汝谁欺,汝欺天乎”!如陈先生之假说果然,那么秀水范氏后人及陆沈等亲友,竟成一掩耳盗铃而难圆其说之造假集团了。

总之,陆沈两文,对于范璨、范菼、菼之三子的年代经历、以及两人分别与范氏祖孙的交际情形,从岁月大体范围上,是没有抵牾的。而陈先生的种种假设和对于陆沈两文的怀疑,反而造成诸多不可解决的矛盾。其实,陈先生文中“总而言之,未见陈范两氏家谱以前,端生夫婿问题实一悬案,不能满意解决也”这句最为通达。在没有新的可靠证据之前,根据现有证据,只能说,陈端生的夫婿范某,有可能是乾隆四十五年顺天科场案之范菼,但决不是秀水范璨次子、乐志堂少主人范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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