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FT专栏:中国企业为什么失败了2000年?

(2012-03-08 06:28:4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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杂谈

在微博与本网的评论中,读者对于所谓失败二字颇有微词,以为中国企业在过往2000年之间,彪炳史册。诚然,以迄今依然保留了同仁堂、王老吉、中华牙膏等等品牌的现状来看,中国企业未尝可言失败。然则,中国企业可曾创立独特的制度?其管理文化何在?其产品创新性与独特性可曾留存?企业制度的根本缺陷,已然使以往曾经辉煌一时的中国企业雨打风吹去,片甲不留,不是失败,又是什么?此文更不是对于中国企业之贬谪,而毋宁是惋惜。

中国企业为何失败了两千年?


作 者:英国《金融时报》中文网专栏作家 连清川


数年之前,我在上海第一财经频道看见了纪录片《激荡三十年》。当时的心情就颇为激荡。

说实话,中国的财经节目和财经书籍,除开专业人士,能够引发公众兴趣的实在不多。除了赤裸裸的金钱欲望之外,整体人文精神的缺乏,便是其致命伤。

当然,我后来才知道,它改编自一本同名书,作者是吴晓波。可能出乎多数人所料,吴晓波竟然溯源而上,将中国的企业史推演至中国文明的源头,其后出版了《跌宕一百年》以及最近新出的《浩荡两千年》。

我之所以喜欢吴晓波,包括他曾在《第一财经周刊》的“企业史笔记”专栏,端在于他研究财经,文章中却并没有一股子金钱冲动,反而,其间总是充盈着对制度的诘问与人文精神的慈悲。

《浩荡两千年》自然也不例外。吴晓波基本上是用了整整一本书,梳理缘何在中国两千年的文明中,中国的企业总在王朝的政令中沉浮,“从来没有当过主 角”。而如同在《激荡三十年》中所论述的一样,中国企业总是背负沉重的原罪:几乎所有人的发家史,均和政府之间有着不清不白的关系。中国企业说到底乃是风 箱老鼠,被政权视同家奴与钱囊,而民众仇富成性,王朝变乱之时,“打土豪分田地”首当其冲者便是他们。

吴晓波的书显然是有锋刃的。恰如其在前言中言辞犀利道:“世界上最大的贪婪,其实是制度的贪婪。”而两千年中国企业可谓的血泪史,便是王朝政权如何砍杀与羞辱企业家的历史。时光演进至今,福布斯富豪榜上众多名字如同流星划过,不就是历史戏码的重复上演?

然而,现象与结论昭然,洋洋300页巨著看下来,我却颇为迷惑。吴晓波明确指出,中国工商业在世界范围内亦是早慧,而早在春秋战国之时,重商也是国 家政策,管仲范蠡都曾有扶植企业政策,为什么反而到了其后,国营企业的兴盛与贬抑私人企业的歧视愈演愈烈?难道中国人天生仇视企业与企业主?

吴晓波是我复旦新闻学院的同门师兄,我便算是僭越一回,提出一些见解,算是对师兄的质疑与就教吧。

我以为吴晓波在书中非常准确地指出,中国大一统的政治制度与补足国库所需,乃是长期贬抑与剥夺私营工商主的一大肇因。然而,这依然是现象,而不能说明中国政权对于商业天然贬斥的根本原因。

要回答这个问题,恐怕需要跳出纯粹企业与财经的视角,而代入其它学科的研究成果。1997年普利策奖获得者、加州大学洛杉矶分校教授贾瑞德•戴蒙德 在《枪炮、病菌与钢铁》中曾比较欧洲与中国的地理。他认为,中国某种程度上乃是一个大陆孤岛。其北邻极寒、西靠高原,南面是无限延伸的海与岛,而东面则是 浩瀚太平洋。在这个孤岛之中,是从南至北几乎贯通的连续耕作地。而欧洲则整个是破碎的地形,在地理上几座高山将这个欧洲分割成了几个大块。这种地理条件造 就了一个宿命的结果:大陆孤岛形成了统一国家,而欧洲地形导致了地域分裂。

这与商业有何关系?欧洲由于地形的破碎,除了偶然性因素包括亚历山大大帝的出现之外,其多数的时间内,乃是分割成不同的政权。任何一个小政权都无法 依靠本身的资源形成独立的供给系统,于是商业交换成为必然。商业停滞意味着国家的衰亡。在长期的博弈中,商人拥有了与国王对话的权力。

而中国庞大的孤岛与连续耕作地的现实,其物产与资源的丰富程度,使其在系统内形成了充足的物品供应,无假外求。因此,所谓辉煌的丝绸之路,所进口的产品根本也是与国计民生基本无涉的产品。在中国,国际商业交换并非必然。

西、北异族的入侵,边疆缺乏天然屏障的事实,使安全成为这个连续耕作区的第一需求,因而中国一直有着统一国家的内在冲动。统一国家意味着大一统管 理。资源的统一管理和控制能够保证长效的安全,资源的分散反而是对安全的威胁。因而,对于中国而言,大一统的国家管理方式,乃是符合其地理区域的根本特性 的。于是,在中国,稳定是压倒一切的大事。工商业的发展,是末梢,而非根本。这也是两千年来中国知识阶层的共同认识。

自然,大一统政权有其自然发展路径,越往后,越内生,越闭塞,无论从政策层面,还是从思想层面。吴晓波书中所一再提及的中央与地方之间的矛盾与博 弈,都不过是大一统政权不断自我调适和完善的过程。至明清之际,专制制度臻于极致,闭关锁国成为现实,不过都是这种政制模式的内在逻辑。

看起来这是地理决定论,然而符合科学论证。

但是,奇怪的是,恰如吴晓波在书中所提及,中国的工商业每过一阵子,都会有一场爆发。况且,中国的工商业发端,早在春秋战国之时,已达盛景,司马迁的《货殖列传》,乃是中国工商业的一株奇葩,到后世,也未见工商与企业如此自由与繁荣的景致。这又如何解释?

初民时期,大一统国家并未形成。周朝末期的春秋战国,王国林立,各成一体。这就如同欧洲的常态,每一个王国无法形成独立的供给系统,惟有依靠商业进 行。因而,此时企业壮大,商人常可与国王博弈,就在于商业决定国家之命脉。其后的历史,每每分裂就意味着工商业之壮大,愈分裂,工商愈繁荣,商人愈坐大。 一入统一国家,商人便如同猪羊,任人宰割。沈万三乱世致富,敢与朱元璋笑对;而其子沈文度和平时期匍匐见官祈命,不正因为如此?

因而,中国两千年来,工商业地位命悬一线,企业家依靠寻租官家求得生存,国营企业掌握命脉资源,自有其国家发展的逻辑性,而并非中国官悍民愚或经济学术的落后所致。

论述至此,我也并不认为这是对吴师兄论著的否定与推翻,而毋宁是推理与演进。

在行文至明清时,吴晓波考证:“明朝末期由日本流入中国的白银为1.7亿两,西属美洲流向中国的白银为1.25亿两……一位葡萄牙商人写道:‘白银在寰宇之内四处流动,最终皆集于中国,就如同是江河入海一般,一去不归’。”

地理大发现的结果,使全球的资源流动,以往不成为交换必须的产品,如今成为必须,例如中国的茶叶,直接导致了北美革命。因此,全球性的商业交换成为 必须。中国出产的物品,成为别人市场的需求。此时,全球市场已容不得你独善其身,要么自己打开市场,要么被人逼着打开市场。鸦片战争说到底,不是一场要求 政权的战争,不过是一场要求市场开放的战争。中国两千年的自给自足经济必须打破方才适合历史需求,然而大一统国家的惯性与全球市场需求的张力撕裂,遂有其 后种种。

中国商业演进至今日,依旧扭捏不肯进入全面开放,其终极表现就在吴晓波所指出的官商博弈。市场发展要求产权独立,商人有权自主生产,并且对商业政策 制定具有发言权。可惜中国依然停留在两千年大一统惯性之中,以为依赖国营、充足国库便足以对抗世界。但是国营企业所售卖的依旧不过是资源性产品,其根本的 惰性与市场反应之不足,必然无法与私营企业一较高低。因此中国目前之繁荣,不过一是人口增长内生市场扩大使消费品生产繁荣,二是资源出卖(包括劳动力)保 证了外贸优势。但因此,中国便一直处于全球商业生物链底端,无从进化。

若中国敢于面对不过是一大陆孤岛的现实,从而融入全球商业交换的现实,充分开放私人工商业的管制,并赋予企业以与政权博弈之权限,予以地方充分的自 治权限,方才能够打破两千年来工商与企业兴衰浮沉之魔咒,而中国由是才能真正融入世界市场,摆脱全球商业底层困境,安全与稳定才能彻底实现,所谓中华复 兴,才有可能。

洋洋两千年的中国工商企业史,说到底其实也就是政治史。其融结政制与国际、中央与地方、政府与商业、民间与个人,环环相扣。国家发展的逻辑,与历史 偶然性的剧目,此起彼伏。记忆的目的,是为了今天更好的生活。而设若我们寻找到了历史的逻辑却顽固地泥古不化,结果又会是什么呢?我们还有两千年可供失败 吗?

(本文仅代表作者本人观点。 责编:薛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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