评“一根稻草”
－－再谈《驳天津南开中学曾西迁重庆说》
李 真（NK48)
我在2005年6月10日写过一篇题为《奇谈怪论从何而来的？》的文章，我在以事实和历史文献(如重庆南渝中学董事会记录，南开校友总会建议信等)以及张公喻公的多次论述，批驳了所谓天津南开曾西迁重庆，并与南渝中学合并为重庆南开中学，抗战后又迁回天津等等的捏造和误导，及持此说的康岫岩等人的自私企图。当时我曾说过：
“试问这么大一件事，在重庆和重庆南开的档案里均无文字证据，校友总会请求将南渝更名为南开的建议‘全文’，以及南渝中学校董会与此有关的两次会议‘全文记录’都在，其中一点什么‘西迁’、‘合并’的影子也没有，更不用说上报教育行政部门的行文了。难道从九十年代起，天津南开中学里突然有了这类文字材料的根据吗？希望你们提供出来，让大家见识见识某些人手里的这一类校史‘未解密文件’的‘海内孤本’吧。”
有趣的是，我的这段话不幸而言中，2005年年底康岫岩等人果然拿出了他们手里的“海内孤本”即在天津档案馆中找到的两份公文。
2005年底，南开校友总会理事会换届改选，天津南开中学以康岫岩为首的一些人以“天津南开中学校友会”的名义，向南开校友总会递交了一封题为《尊重历史信守真实》的“信”(也许应该叫做“陈情表”或“申诉书”或“抗辩信”)，这又是继《百年南开》展览上大肆歪曲南开校史、特别是关于天津南开中学和重庆南开中学的校史之后的又一“杰作”,而且气势汹汹，大有“得理不饶人，无理要搅三分”的架势。这是这一批人的最新动向，不可不予以重视和审察，以期弄明真相，剖析其实质。
一、一项“重大发现”和新一波无端攻击
首先，它似乎是提出了一项“重大发现”，即在天津档案馆内查到了一份当时(1945年)由天津南开中学和天津南开女中“代理校长”喻传鉴先生盖章的，呈天津市教育局的公文，文中明确地写着，抗日战争期间，这两所学校的男中“于二十六年(按即1937年----引者)七二九天津事变时被日寇炸毁，全校迁渝抗战八年，不惟未曾一日停顿，且对抗战教育犹尽最大努力，历蒙蒋主席暨教育部奖励扶助”，女中则为“查属校于民国三十六年七月被敌炸毁，同年八月迁重庆沙坪坝照常上课。八年之间不惟弦诵未曾中辍，且对抗战亦尽最大之协力，历获行政当局之嘉许”。
受广大南开人尊敬的喻传鉴先生，是以终生忠诚于南开教育事业而闻名的谦谦君子，这一段盖着他的私章的文字，难道不是“天津南开中学西迁重庆”的铁证吗？
于是以康岫岩为首的一批人，喜出望外，以为找到了一把“尚方宝剑”，可以使坚持天津和重庆南开中学历史真相的校友们“理屈词穷”，只好听任他们“信口雌黄”、“为所欲为”地坚持并宣扬其“西迁说”、“迁回说”、“母母校说”等等奇谈怪论了。
于是，他们以上书校友总会的方式，向坚持真理的南开校友(包括重庆和天津两校的校友)大肆攻击，给他们扣上“破坏南开团结”的大帽子，而康岫岩等人则成了“顾全大局”、的“南开团结”的维护者。
于是，他们毫不脸红地当面撒谎说，由他们包办导演的“百年南开”展览，事先与重庆南开中学和自贡蜀光中学“进行了沟通”云云。甚至瞪眼瞎说：由重庆南开中学校友会和重庆南开中学北京校友分会合编并广为散发的小册子，即拆穿和批判他们谎言的《重庆南开中学校史的订正》，对这本书重庆南开中学的领导人并不知情，不知是什么人盗用了公章云云。
对于康岫岩等人这种色厉内荏、气势汹汹，以新的谎言进行新的攻击，我们必须给予彻底的揭露。
二、事实的真相
但是，细心的、对康岫岩等人惯用散布谎言的手段有所了解的人，只要仔细地调查研究，就不难弄懂事情的真相，就不难拨开谎言的迷雾。
首先，我们要弄清楚，为什么会有这么两份由喻传鉴以代理校长名义签署的公文，白纸黑字地写明天津南开中学和天津南开女中这两所学校都西迁到重庆去了，而且还“抗战八年，不惟未曾一日停顿”，“八年之间不惟弦诵未曾中辍，且对抗战亦尽最大之协力，历获行政当局之嘉许”云云。
这件看来奇怪的事，其实揭开其“秘密”的答案，就在距离天津南开大学不过千米之遥的天津市档案馆内所保存的另一份1945年中华民国天津市教育局的文件中。
本来抗日战争胜利后天津南开中学的“复校”工作，进行得极为顺利和神速。据当年(1945)考入天津南开中学、“复校”第一班高中学生张国贤(按应为1948年毕业，是为“48”级)校友多篇回忆校史的文章的详细记述：1945年10月2日喻传鉴先生受张伯苓老校长之命飞抵天津，立即启动了复校的工作。3日与留在天津的关健南先生会晤。4日又在耀华中学约见了十几位南开中学的同事举行“话旧图新”的“茶叙”，研究复校工作。由于当时接管天津市教育局的是著名的南开学校老骨干人员黄钰生教授。所以在原南开教师及职工的努力、天津市教育局的支持下，复校工作迅速展开。10月7日，在接收日本人办的中日学校旧址，由喻传鉴亲手挂出了“天津南开中学”的校匾，举行了复校典礼。随即在被称为“不挂牌的南开中学”----浙江中学的支持下，开展招生的命题、考试、阅卷、录取工作。10月17日，在滨江道光明电影院举行“天津南开中学建校四十一周年庆祝大会”，中央广播电台播出、并由天津广播电台转播了张伯苓校长《为庆祝天津南开中学建校四十一周年校庆》的广播演说。10月7日成了天津人民欢乐的节日。会上，喻传鉴主任宣布1945年的天津南开中学四十一周年校庆日为“南开中学复校日”。10月30日在六里台中日学校的旧址发榜，招收了高一两个班，初一两个班，共192人。10月31日举行开学典礼，11月1日正式上课。从10月17日算起，历时仅16天，这种神奇的速度和效率，堪称南开精神的又一范例。
之所以如此神速，端奈留津的大批原天津南开中学的老师和干部的高涨的工作热情，以及仰慕张伯苓和南开中学盛名的青年学生积极报考(考生达千余人，不少学生是降一两个年级来报考的。张国贤校友本人即是如此)。这表现了群众中蕴藏着的在结束日伪统治后的巨大爱国热情。而从重庆来天津主持复校工作的，只有受张伯苓校长之命的喻传鉴一人，其后又有由重庆来的丁辅仁、史学增等人参与。其余均为抗战时期在天津留守的原南开教职工。由此可见，天津南开中学名正言顺地是“复校”，即恢复在天津的南开中学，而非从重庆返回天津。因为抗战期间，并没有天津南开西迁重庆的历史事实。这一点在亲历其事的张国贤校友的多篇文章中均有极为详细的记述(参见其所著《南开校史摭拾》光盘版)。而且，在1946年张伯苓校长生日前夕，即4月4日举行了“庆祝南开复校募捐成功大会”，将从1945年10月起发动的，为庆祝张校长六十寿辰及南开复校的募捐运动，在校长六十寿辰时作了辉煌的总结(原定募捐一亿元，结果完成五亿元)。“复校”这个词汇，早在张校长1944年写的《南开学校四十年之回顾》中就提出了，之所以称“复校”，是因为“自民国二十五年迄今(即1944年----引者)凡八年，在此期中，津校惨遭暴日炸毁，已不复存在。”(喻传鉴先生亦有类似论述，指出“七七事变，南开被毁，虽然重庆的南渝改称南开，但天津的南开已不复存在。”)这些都是历史的事实和南开先辈们的谆谆教导。据说在当今的天津，竟然有人既蛮横又无知地指斥说：“天津南开已不复存在”是“汉奸言论”！这不知道是哪一家的逻辑！老实说，这不是用自己的无知和无赖向伟大的爱国主义者张伯苓、喻传鉴等先生“撒泼”,“泼脏水”吗？
但是，为什么会出现上述两道由喻传鉴签署给天津市教育局的“呈文”呢？为什么它们明明白白地写着天津南开中学和天津南开女中在抗战期间“迁移”到重庆去了呢？这不是和张公、喻公的一贯论述相矛盾吗？
原来在一份1946年1月17日由当时天津教育局发出的“发文教二字第32号文件中”，附发了一个“私立各级学校办理立案及备案手续要点”，其中的第三条规定：“沦陷以前向本局呈准备案之私立中等、小学校，应一律呈明当时准予学校立案之原指令字号及年月。”第六条规定：“私立中等、小学校呈准立案以后曾经停办者，概以新开办的学校论。”其实，天津南开男中已于1945年11月1日复校开学，女中于1946年6月招生,初中一年级,高中一年级各一班,共100人; 1946年9月开学, 报到的共92人。
这样就在喻传鉴先生和南开同仁面前摆着两种选择，（1）如按日伪时期停办的学校申请立案，那么就得以新开办的学校论，重新申请办理立案手续。（2）如按未停办学校办理，即托称已迁到抗日大后方办学了，这就免去了重新申请登记备案的这道难关。
了解了这样一种复杂历史背景情况的复杂性，就不难理解喻公当年出于无奈，为应付国民党官场当局的“等因奉此”的官样程式，为有利于复校工作之迅速推进，才不得不在呈报公文中作如是说，以便及早顺利“过关”。因此，它不是一个严谨的历史文件。在喻公的一生中，找不到在别的任何场合有第二次地说过这种意见。所以作为“证据”看它只是一个“孤证”，是没有法律效力的。
还应指出，喻代校长虽然拥有“代校长”这个头衔，实际上他已于1945年11月20日返回重庆，主持渝校工作去了，津校则交由关健南、丁辅仁、杨坚白等先生主持，此文件当出自关、丁、杨等人之手，而非喻传鉴先生亲自处理者。
下面我们可以读一读喻先生1952年在重庆南开中学召开的张伯苓校长追悼会上的讲话。请注意，这是在送这两道呈文之后的第七年时的讲话。喻公是这样说的：
“南开自1904年至1937年，在这三十余年中，由数十人而至数千人，由私塾而中学，而大学，蓬蓬勃勃，发展甚速，可称为成长时期。”
“七七事变，南开被毁，虽然重庆的南渝改称南开，但天津的南开已不存在，所以在抗战时期，自1937年至1944年可称为南开的毁灭时期。”
“抗战结束，南开中学、南开女中、南开大学均先后复校，而且南开在人民政府大力扶持之下，比以前更加发展，可称为由复兴而进入扩充时期。”
这是他全面回顾南开在天津的历史，下面是他谈到重庆南开的话：
“早在抗战以前，他(即张伯苓校长---引者)就料到华北有变，南开必不保，于是在1936年春，就在重庆创办一所中学，取名南渝，后又改名南开。”
关于抗战胜利后在天津复校的事，他这样说：
“(张校长)常常对我说：‘南开是第一个被毁的学校，亦希望是第一个恢复的学校。’是以抗战一结束，立即要我回天津，看到八年久别的南开四部校舍多毁，瓦砾遍地。除几所破残楼外，满目凄凉，一无所有。承张校长的指示，又得各方面的协助，筹备不到两月，接收了一个日本中学的校舍即宣告复校，第二年，南开女中、南开大学亦次第恢复。”
请问：这些论述中有什么“天津南开中学(甚至女中)西迁重庆”后又“迁回”这类话的影子么？我要提醒那些自命是南开校史“权威”的人要谦逊一点，要好好想一想，难道你们比张公、喻公更有权威、更加了解南开历史吗？
仔细地研究了历史条件、历史事实和张公、喻公的教导，以及在重庆和在天津的南开中学亲身经历这个历史阶段(1937---1945)的校友的见证，我们可以判断，喻公的这两道公文是为了应付国民党教育当局的权宜之计，是不能作为严格的历史证据文献的，顶多也只能说是一个不足为凭的“孤证”而已。
三、一根稻草
首先，大量的历史文献，如：南开学校1935、1936年两次讨论建立南开渝校的会议记录；南开校友总会1938年建议南渝中学改名为南开学校致张伯苓校长的信；南渝中学校董会两次讨论有关将南渝改名为南开学校的会议记录；张伯苓校长于1944年校庆时撰写的《南开学校四十年之回顾》；喻传鉴主任的《惨痛的回忆》和《在张校长追悼会上的讲话》；喻娴文学长的《南开史话》等等(以上文献均已收入《重庆南开中学校史的订正》小册子之中，可供查考)，均明确说明南渝中学(后改名重庆南开中学)为一独立建制之由川渝社会贤达与张伯苓通力合作创办的学校，亦可视为“南开(系列)学校”中新的一部。它在抗日战争时期承载着“南开学校”之生命的延续，被张校长称之为“重庆南开逐年发展，继续南开生命”。张老校长明确指出：“社会一部人士辙以为重庆南开学校系于天津变后而迁川者，实误矣！”请注意，此话是在1944年说的，请那些胡编乱造什么抗日战争期间“天津南开中学西迁重庆”、“与南渝中学合并为重庆南开中学”，甚至说天津南开中学迁到重庆而“重庆南开是一个‘三合一’的中学”，是什么“办学联合体”、“转进基地”，抗战胜利后又“一分为三”，“天津南开中学又迁回天津”等等论调的人，好好学一学我们列举的文献，你们的臆断或谎言还有一点根据吗？历史真相能由你们任意“戏说”吗？难道你们用以喻公的名义写的这两道敷衍国民党教育当局的公文，就想改变这铁的历史事实吗？
其次，1945---1946年天津南开中学和天津南开女中复校的经过，其亲历者、复校第一期学生、1948年天津南开毕业生张国贤校友对此有详细地记载，他的有关这段经历的不少文章，都在南开校友总会的刊物、《天津文史资料》等刊物上刊载过。他曾担任天津南开中学校友会副理事长多年，其亲历亲阅，决不因康岫岩动用校长权力把他排挤出天津南开中学校友会就可以抹杀的。张国贤学长列举了大量事实，反复说明“天津南开中学既未西迁，也未迁回，这是老校长多次讲话、撰文中一再澄清的事实。”“抗战时，天津南开少量骨干教师到重庆，是加强了南渝，不是南迁。而南迁昆明的是南开大学。”又说：“津校不是从重庆迁回复员，既没有迁去，也没有返回，这一段史实，不容误解。”我们希望天津南开中学的校友及广大的在校师生员工，都能从张国贤老校友的记述中，获得抗战时期(1937---1945)这一阶段南开学校历史的真相，从而能不再为捏造的谎言所蒙蔽。
四、不应忘记
在此，我还想谈一谈抗战时期在天津这个沦陷区的南开中学师生艰苦而又光荣的斗争。这既是日寇侵略的罪恶，也是我中华儿女爱国主义精神的光辉篇章。这两个方面，我们作为半个多世纪后南开学校的后继者，我们都不应该忘记，而应时常铭记于心，引以为骄傲。
据亲历过这段悲壮历史的学长告诉我们，在1937年日寇占领了天津之后，动用飞机轰炸、大炮轰击，将我天津南开大学、南开中学、南开女中几乎夷为平地。少量老师和骨干干部及少量学生，仓皇逃离，辗转去了重庆南渝中学重新继续教学、学习生活。部分教师返回了故乡老家。绝大部分老师和学生仍留在天津，幸得敬爱张伯苓校长的爱国人士赵天麟先生在他担任校长的、设在英租界内的耀华中学，巧妙地接纳了二十位南开中学的教师(如关健南、杨坚白、孙春林、顾子范等)和由初一到高三年级的一千多名南开中学的学生，名之为“南开特别班”，每日下午在该校上课。这样才使得南开的师生有了一个栖身之地，得以继续教学、学习。赵天灵先生与日伪势力作了坚决斗争，为此，他在1938年6月7日，惨遭日本特务杀害，献出了他宝贵的生命。赵先生于1992年为人民政府追认为烈士。烈士的鲜血我们决不应忘记！之后，南中的师生又得到了以南开校友为骨干的浙江中学的帮助，使得难以在耀华中学继续教学的南中老师生转聘入浙江中学任教，数百名学生亦转学为浙江中学学生，使浙江中学成为“不挂牌的南开中学”。在这样极为艰苦的条件下，留在天津的南开师生，就这样顽强地生活和奋斗着。
特别值得一提的是，一部分留在天津的职工老师还受喻传鉴先生之托，承担了留守的任务，在日本人占领之初，有组织地给教职工发放了遣散费(两个月工资)，给学生发放了肄业证书，使之能以择校继续学业。另外，还清理校产(如将部分档案存入银行保管)，接济生活困难职工，为此专门办了一个“兆祥”小杂货铺作为联络之用。不定期地以“祝寿”等各种形式聚会以相互沟通消息，托人带信问候远在重庆的“老掌柜”安好，等等。其后还让关健南脱产来专门负责这项工作，恰似一个敌后地下联络站，这些活动一直坚持到抗战胜利。
正是这批教师、职工、学生的艰苦奋斗，写下了天津南开中学历史上光辉的一页。是南开人永远值得骄傲的、可歌可泣的篇章。正是由于这批令人尊敬的南开人的默默耕耘，才有抗战胜利后天津南开中学、女中复校的神奇速度和骄人成绩。对于这些人、这些事，康岫岩等人又说了什么呢？
我们要牢记历史，忘记过去就意味着背叛。日寇摧毁我南开的野蛮行径，乃是日寇侵华战争罪行中血淋淋的一页，也是我们应该永志不忘的“国仇家恨”！我们不能以轻飘飘的一句“天津南开中学西迁重庆”就把这血淋淋的日寇残暴的战争罪行淡化了。就把我天津南开师生坚苦卓绝、可歌可泣的斗争事迹湮没了。我想这一点也是在谈论天津南开中学校史时，应该永志并加以发扬的。
五、新的谎言和不光采的手法
康岫岩等人在与我们讨论南开校史时(别的问题在此暂且不论)，一贯的手法时随意捏造毫无根据的谎言。这一次又有新的表演，请看：
[一]，他们说：“2000年在北京国家博物馆举办《百年南开》展览，在展览筹备期间，天津南开中学校长和重庆南开中学校长进行了友好地沟通。沟通的主要内容是‘南开系列学校自1950年起，已各自独立办学五十六年，依据上级宣传工作的要求，展览主要反映解放后，特别是改革开放以来学校的发展。因展览筹备时间短，展厅面积有限，这次展览就以天津南开中学和南开大学为主办方，重庆南开中学等三所学校就不联合参展了，但在反映私立南开办学阶段，这些兄弟学校的照片会出现。抗战八年期间在私立重庆南开中学毕业的知名校友的照片也将展出’。两位兄弟学校的校长就以上内容达成一致的看法，展览取得了预期的效果”。
让我们用重庆南开校友会写给南开校友总会的题为《尊重历史以理服人》的信(2006年2月17日)来看真相如何？
所谓“沟通”，事实究竟是不是如他们所说的那样呢？不是的。
在展览前，天津南开中学确实给重庆南开中学打过一个电话，电话的内容是：天津南开中学要在北京举办“百年南开”展览，请重庆南开中学送花篮表示祝贺，并让重庆南开中学通知蜀光中学送花篮表示祝贺。除此之外，并没有展览内容等其他情况的说明。我们不禁要问：既然是进行“友好沟通”，是不是应该召开一个有所有南开学校相关人员参加的筹备会议？是不是应该听取一下大家的意见？退一万步讲，你不采纳其他学校的意见，是不是也应该在展览会之前作一个郑重的说明？仅仅是打电话要求送花篮，这能叫“沟通”？这充其量只能叫“通知”罢了。[而且还要重庆南开中学“通知”自贡蜀光中学送花篮祝贺，真是妙不可言的“友好”“沟通”，真可谓“天下奇观”一件也。---引者]
《尊重历史面向未来》一文还说：“‘百年南开’展览‘传播了南开精神’”。但是，广大南开校友看了展览之后却觉得伤心、甚至愤怒。因为展览的文字、资料有令人无法接受的观点：一说重庆南开是天津南开的分校；二说重庆南开中学是天津南开中学迁来的；三说天津南开中学就是南开学校。这些观点不仅有相互矛盾之处，而且与事实不符，于情理不通。这种毫无实事求是精神的、经不起逻辑推敲的、伤害南开人感情的(详见《重庆南开中学校史的订正》)的展览，能标榜为“传承南开精神”的展览吗？而文中将不邀请重庆南开中学等兄弟学校参展的原因，归结为“时间紧”“展览面积有限”，则纯粹是托词。这么大一个展览会，难道不能安排充裕的准备时间？难道北京没有更大的展览厅？这里面的“诀窍”，明眼人是不难看穿的。
[二]，他们说：“自2000年5月至今，李真等几位重庆南开中学校友，在网上连续发表文章，指责天津市南开中学校校友会。又要求重庆南开中学校友会将他们的指责信转天津市市委、市政府。今年五月，又以重庆市南开中学校友会和北京南开校友会重庆南开校友分会的名义印刷书籍(按即《重庆南开中学校史的订正》这本小册子----引者注)。……重庆市南开中学的负责人，也是重庆南开中学校友会的‘法定代表人’前后两次明确表示，有人盖重庆南开中学校友会的图章，以重庆南开校友会的名义写材料、出书，他不了解”。
这又是明目张胆的谎言，甚至编出赫人听闻的“盗用公章”这种“天方夜谈”式的“指控”。事情真如他们所言么？让我们用重庆南开中学校友会致南开校友总会的题为《尊重历史以理服人》信上原话来加以揭露吧！“重庆南开中学……对于这场校史之争，是本着‘辩清事实，还原历史’的目的来处理的。……至于重庆南开中学的一些校友对《百年南开》展览上出现的一些关于重庆南开中学校史的言论不满，写文章论争，以及盖章、写材料、出书等，重庆南开中学是知道的。鉴于这场论争是天津南开中学在北京举办《百年南开》展览引起的，我们一直希望天津南开中学能本着开诚布公的态度，与在京的校友以及海内外广大的南开校友沟通，听取他们的意见，有错则改，以还原历史。使今后能够完整、准确、科学地阐述百年南开历史。天津南开的某些人断定‘重庆南开不知道论争，’是在掩人耳目，我们自己的事情，难道还没有你清楚？所以我们确实有理由怀疑他们的求实态度。”
这段话是说得很客气的，它证明是谎言总是站不住脚的。所谓“盗用图章”之类的荒唐语言可以休矣！老实说，一个正直的中国公民，用自己的真名实姓，向有关政府机构或教育主管部门递交陈述事实和自己意见的文件，使有关政府机关免受别有用心的人的蒙蔽，这是正大光明的行为，也是公民的基本权利。根本不需依重什么公章。据我所知，当康岫岩在重庆会见南开中学的“法人代表”时，这位“法人代表”就当面赠送给她一本《重庆南开中学校史的订正》。康岫岩等人以天津南开中学校史馆的名义公然捏造什么“重庆南开中学法人代表对‘出书’不了解”，难道不是恬不知耻地、毫不脸红地当面撒谎、瞪着眼睛说瞎话又是什么？这种令人咄咄称怪的事不是做得太离谱了吗？
另外，在兄弟学校之间、在南开校友之间讨论校史的问题，本来是正常的、但又是严肃的问题，应当采取平等地、摆事实、讲道理、公开自由地讨论方式，来交换意见，寻求历史的真相和真理。我们自2004年4月《百年南开》展览后开展的批判捏造南开学校校史的谎言以来，所有的由个人署名的批评文章及以重庆南开中学校友会北京分会名义发表的声明，都尽快送给天津南开中学校友会和康岫岩等人，以及南开校友总会有关负责人。这是一种正大光明的、君子坦荡荡的态度和做法。然而，反观康岫岩等人及其所把持的天津南开中学校友会、“校史馆”之类，则对此采取“不屑一顾”、“不予理睬”、“我行我素”的蛮横错误态度，不答复、不检讨、以沉默来对抗。更有甚者，他们把用“天津南开中学校史研究小组”的名义写出的《针对《北京南开校友会重庆南开校友分会声明》提出的几点异议》一文，根本不寄给近在咫尺的重庆南开中学校友会和北京南开校友会重庆南开校友分会以及有关的校友，而用电子邮件发给远在美国旧金山的天津南开中学的校友。我们只能由“出口转内销”的方式，从旧金山的学长处获悉有此他们答辩的文件，经国外校友转发，我们才有幸能拜读他们所提出的希奇古怪的“异议”，并给予严正的答复(以上文件均收入《重庆南开中学校史的订正》中请参阅)。这难道是一种正常的、严肃的、郑重的、讨论问题的做法吗？
无独有偶，2005年12月，这个自称为“天津南开中学校史馆”的，借南开校友总会理事会改选的时机，向南开校友总会提交了一份名为《尊重历史面向未来》的“信”，并附上两道由喻传鉴以“代理校长”的名义盖章的公文复印件，“论证”天津南开中学西迁重庆，并对批评他们的校友大肆攻击。本来如果是一封致南开校友总会的信件而不涉及他人的话，别的人也无权要求获得此信的复印件。可他们偏偏把这封信复印后分送给参加换届改选的许多代表，但奇怪的是他们却偏偏不把此复印件发给与此事有关系的重庆南开中学校友会的代表。而我们重庆南开校友会及有关的校友，则是从其他收到此文件的学长处几经辗转才得悉此信的。
老实说，这种“施冷箭、下绊子”的“下三烂”手法(请原谅，我实在想不出别的更贴切的词汇了！)难道就是他们所说的“促进南开团结”的做法吗？这里还有一丝一毫的“公能”校训精神的味道吗？使用这种卑劣手法，却还“信誓旦旦”地自诩为“促进南开团结”。“南辕北辙”地捏造谎言，徒自让天下人笑掉大牙，更无从改变历史真实。
首先说它不符合事实。
康岫岩等人以“天津南开中学校史馆”的名义写的致南开校友总会的信，把这场关于重庆南开中学历史的订正，臆想地描述为是“少数破坏南开团结的人”的作为。事实完全不是如此。北京校友会重庆南开中学校友分会在致南开校友总会的信中指出：“2005年初，重庆南开中学校友会和北京校友会重庆南开中学校友分会共同商定，以双方的名义，编印《重庆南开中学历史的订正》文献汇编，其目录和内容的拟定，校核，付印清样的最后审定均由双方共同完成，并于五月出版。”它是经在北京的重庆南开中学48，49，50，51，52，53各个年级的代表(其中也包括48级的李真校友)参加选编工作并开会商讨定稿。此后又多次将清样请42级(1936年考进重庆南开的同学)43、44、45、46、47、48、49、50、51、52、53、58、60诸届同学的代表审阅,然后校友分会又召开了从42级到65级的代表集体讨论，反复上下数次商讨、通过后，才付印出版。与此同时，重庆南开校友会审查了《重庆南开中学历史的订正》的付印清样，经现任重庆南开中学校方领导同意，由他们负担全部编辑和出版印刷费用。由此可知，我们编辑出版《重庆南开中学历史的订正》一书是认真严肃的，编印出版绝非少数校友的个人行为。天津南开中学校史馆在没有同我们进行任何沟通和核实的情况下，毫无根据地对李真等校友提出指责，是十分不妥的。这种做法是对重庆南开中学校友会和我们广大南开校友缺乏最起码的尊重。由上述事实可见，“天津南开中学校史馆”对我们的攻击、污蔑，十分明显地与事实完全不符。
再说它也不符合南开精神。
根据南开的“公能”校训的教导，作为南开的校友，我们不能容许、更不能容忍公开地歪曲南开的校史。肆意地公开宣扬与张公、喻公的教导相违背的、不符合事实的谎言。对于这种背离“公能”传统的行为，必需严肃指正、批评，以期澄清事实，恢复历史原貌。这才是维护南开团结的正当途径.如果对肆意歪曲历史的谎言视而不见，听之任之地加以纵容，那就是对南开精神的背叛和亵渎了。正是天津南开中学康岫岩等人在社会上大肆散布他们那一套“天津南开西迁重庆”说、甚至说重庆南开中学是天津南开中学的“分校”，而天津南开中学是重庆南开中学的“母母校”等谬论(请注意：他们除在《百年南开》展览上肆无忌惮地散布外，还在香港的报纸和电台上不断地散布)。如果对这些谬论不加以揭露、批判，它就将误导社会，“积非成是”。而最有资格来做这种揭露、批判的事情的，恰恰是像李真这样的南开校友。因为他们亲自接受过张公喻公的亲自教导，他们亲自经历了从南渝中学的建立到抗战胜利后，喻公只身到天津迅速办理津校的“复校”这个重要的历史阶段。他们也最有权利揭露那些破坏南开团结的错误言行。这些才真正是为了维护南开学校大家庭的团结。难道能指责这些热爱南开精神和传统的校友是“破坏南开的团结吗”？有的人竟然是非不分，把这种揭发、批判谬论的作为，说成是“煮豆然豆箕”。试问：谁是“箕”？而谁又是被煮的“豆”呢？真要说“煮豆然豆箕”的话，难道散布这些谬论的人不是“箕”,而备受伤害的重庆南开中学及其广大的校友不是“被煮的豆”吗？不过，今天的特点是：兄弟学校是在平等的这条原则基础上，“被煮的豆”不能在“釜中泣”，而要诉之于南开精神，以求得分清是非和公正的对待罢了。
说到这里，让人们想起了一句古话，叫做“庆父不死，鲁难未已”，我们希望康岫岩等人不要在错误的道路上继续滑下去，还是那句话，“知过能改，善莫大焉”！我们已经多次表达了这个善良的愿望。如果仍然一意孤行，继续表演这类荒唐的把戏，那么就得想想另外两句中华古训了，即“天作孽，犹可为。自作孽，不可活”、“多行不义必自毙”！话说到此，请三思并善自珍重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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