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王蒙看丁玲,我看王蒙

(2013-10-08 10:15:28)
分类: 转载
作者: 李美皆
在关于丁玲晚年的文章中,王蒙的《我心目中的丁玲》(《读书》1997年第2期)虽然不是学术论文,却引起了学术界的广泛关注和争议,第八次丁玲研讨会(1999年8月)之所以将“关于丁玲评价的若干问题”列为中心议题,就是缘于该文的出现。该文对丁玲进行了居高临下的解构,包括对丁玲的悲剧意味也进行了无情的嘲讽,其中不乏人性世情政治的洞察,但也失之刻薄,如若宽容与厚道一些,或许更令人服膺。学者张永泉为“晚年丁玲”所做的辩护,可以视为对王蒙的反驳。张永泉对影响“晚年丁玲”的周扬因素的强调略有过分,后来出书时进行了个别删改,其学术反思的勇气和对个人思想负责的态度非常可贵。张永泉指出了丁玲的情绪乃辩诬情结所致,并为其情绪化做了一定的辩护,王轶则在重视丁玲辩诬情结的同时,指出了其情绪化的过分和失当之处。王中忱的《“新时期”文学体制的建构与丁玲的复出》《重读晚年丁玲》,以“同情的了解”的态度重归历史现场,对丁玲的晚年处境和心态有见微知著的发现,从正面对王蒙的文章进行了回应。
  林贤治对丁玲的辩护,某种程度上也可以理解为对王蒙的反驳。对于丁玲一生尤其是晚年所受到的责难,林贤治不无愤激地指出:“丁玲是一个具有巨大的文学才能而为政治所吞噬的作家,一个未及完成却因意外打击而几近碎裂的作家,一个忠实于文学事业并为之苦苦挣扎奋斗的作家。我们应当如何看待她的写作事业,以及她的坎坷一生?……我们在经受了十年劫难之后,已经学会宽容,可以不再计较强暴、伪善、卑劣和无耻,却不想放过一个弱势者,一个长期受怀疑,受歧视,以致备受打击的人。这是不公正的。只要了解了这位女性作家的受难史、抗争史和创造史,我们将会为曾经对她作过的右或者左的责难而感到难堪……”(林贤治 《左右说丁玲》)丁玲晚年给许多人留下的“左”的刻板印象,是一个需要慎重认识和对待的复杂问题。
  王蒙对丁玲的态度,与他和周扬的政治友谊有关,与他和丁玲是作家同行有关,与二人之间的性情差异有关,但更与王蒙在处理丁玲后事时遇到的麻烦有关。最直接最具体的刺激,也许就来自他与陈明交涉时留下的反感甚至恶感。
  王增如《无奈的涅槃》记录,在准备丁玲后事的过程中,为了丁玲的悼词,作协党组书记唐达成、副书记王蒙来跟陈明进行过一场谈判,彼此均言辞精彩、具小品效果,值得分享——
  王蒙:像丁玲这样的作家虽然不是绝无仅有,也是凤毛麟角,我们感到不论用什么方式都无法表达对丁玲同志的热爱。还有一些像丁玲同志这个档次的老作家还健在,将来如何?因此得平衡一下。
  唐达成:虽然我们心里感到丁玲同志是个大文豪,但他们有一大堆条文,有许多规定。
  陈明:长期以来,她的身上被泼满了污水,右边还没完全擦干净,左边又被泼了上来。我们主张开追悼会,是希望对她的革命的人生有一个完整的悼词。对她有一个清白、公正的评价。她现在身上仍然是被看成有污点的人。中组部1984年的文件,作协前党组既没向党外知名作家传达,也没向机关全体群众传达,只是复印了若干份,让各支部党员传阅。地方上也有的没有按规定向下传达。我们要求开追悼会,就是为了借此向文艺界、向社会上澄清这个问题。我们不是图名图利,我们谁也不是为了死后开个追悼会才干革命的。看到她在革命文学史上的贡献,给她开个追悼会,对她有个公正的评价。
  陈明:政治上给她整整容。中央领导对她是好的,主要是文艺界有些工作没有做。
  陈明:记得哀悼词上原来有一句是“继鲁、郭、茅之后具有重大影响的左翼作家之一”,为什么去掉了呢?
  唐达成:可能他们又考虑名单学了,以为鲁、郭、茅之后就是丁玲了。
  王蒙:“之一”含义不清楚,包括不包括刘绍棠、舒群、艾青?还不如干脆明确地说“是继鲁、郭、茅之后伟大的作家。”
  陈明:不能那么说,也没有这个意思。
  王蒙:“之一”词义太闪烁,还是要体现丁玲同志的特点,因此这句话可以不要。
  陈明:但革命文学可以提吧?这正是她的主要特点。
  王蒙:那绝对是革命作家,而且是久经考验的革命作家,像丁玲这样受这么多考验的作家还不多。
  陈明:悼词内容要征求各方面意见,要把它洗干净,不能含糊。
  王蒙:我们可以按照陈明同志说的,不搞遗体告别,就搞一次追悼会。可以灵活一些嘛,比如有的领导同志来了可以在签名簿上签一个名就走,或和家属握个手就走。除悼词外,上边说要组织一批纪念文章,这是很重要的。
  推来挡去,打乒乓打太极,彼此都有一套看家本领,但王蒙显然更游刃有余,王蒙式的聪明戏谑嘲讽在需要外交辞令时非常奏效。王蒙最后说:“我相信丁玲同志不会被很快忘记的。”王蒙这个“很快”加得真妙,把一句套话变得意味深长。
  在这场谈判中,王蒙显然难掩腻烦与嘲讽。这最后的反感与恶感,实际与丁玲无关。很遗憾,好多事情,就是给捍卫者捍卫坏了的。王蒙写到丁玲缺一位高参,我想,如果丁玲的高参是王蒙,也许她就可以从任何一个角度都避免被他嘲讽了。
  值得一提的是,尽管王蒙与周扬有着不错的政治友谊,但王蒙在回忆文章《周扬的目光》中,悲悯之余,仍然不放过戏谑挖苦周扬的机会。王蒙写道,他去看望得病后的周扬,看到“严肃精明”“富有威望”的周扬如今只剩下“傻笑”的份儿,心中“着实叹息”,但告辞的时候,不经意间说起“即将在京西宾馆召开的一次文艺方面的座谈会”,他发现:
  周扬的眼睛一亮,“什么会?”他问,他的口齿不再含糊,他的语言再无障碍,他的笑容也不再随意平和,他的目光如电。他恢复了严肃精明乃至是有点厉害的审视与警惕的表情。
  对于周扬这样一位文艺界的资深政治家来说,文艺界的大事件简直如起搏器,能使他的心脏瞬间恢复活跃的跳动,但王蒙没写是否满足了周扬的好奇心,而是写道:
  于是我们哈哈大笑,劝他老人家养病要紧,不必再操劳这些事情,这些事情自有年轻的同志去处理。
  对与自己有着不错的政治友谊的前辈和领导,正在地位上升期的王蒙也游刃有余嘲讽戏谑地用起了外交辞令,后浪就是这样“玩”前浪的,周扬只有“重新‘傻笑’起来”。但是必须承认,周扬的这一次“目光如电”,只有王蒙这样的眼力和笔力才能提供得出来,这道电光一旦从文学史的夜空中划过,就永远炫目,这是王蒙的贡献。
  章诒和在 《人生不朽是文章——怀想戏剧家张庚》(见章立凡主编《记忆:往事未付红尘》)中,写过自己见文化部长的故事:
  1986年前后,研究单位开始了评职称的工作。……由于评议过程的透明度不够,大家对结果不满。我写了封公开信,表达了这种不满。
  我的公开信也递交到文化部。一天我忽然接到通知,说文化部部长要接见我。我紧张得连觉也睡不好。脑子里反复琢磨自己当如何回应部长的垂询,细细编排自己该怎样简明扼要地介绍单位评职称的情况。
  记得那是一个周六下午,我穿着白衣黑裙,手提包里装着材料,跨进了部长办公室。
  部长随便又平易,倒了一杯茶。上级和下级对面坐着。接着,他问我的出身,问了我的学历,问了我的家庭,问了我的父母情况,还问了我为什么坐牢……我是有问必答,且心生感动。瞧,咱部长多好,那么关心“普通一兵”。谈话的时间不短,记得在此期间,部长还接了胡绳同志打来的电话。好像对方有件什么事要办。部长说:“我是晚辈,自然是我该上您那儿办事啦。”
  部长对我的询问结束,我们的谈话也跟着结束。
  我被礼貌地请出了办公室。
  “那我们单位评职称的事儿呢?”出了门的我,扭脸儿叫了起来。
  “哦,有关部门会办理的。”部长如是说。
  几天后,部长对他的一个新疆朋友说:“我见到章伯钧的女儿了,她好像有点儿神经质。”
  我听了这个新疆朋友的转述,霎时胸口憋闷,监狱养出的老毛病犯了——不禁破口大骂……
  新疆朋友很害怕,劝我别骂,说,人家是部长。
  我高喊:“本不该骂人,可现在我都神经质啦!还不该骂?”
  新疆朋友走后,我的眼泪簌簌而下。
  这也是一些人不适宜见另一些人的经典证明。就算看猴子,都要自己买票到动物园去看呢。章大姑完全不必用“监狱养出的老毛病”来为自己的粗野开释,开释反而显得她不自信了。就是没进过监狱的有修养的高雅人,都有准确并尽情地使用语言的权力。应该粗野的时候,强行保持优雅反而是矫情。想想《国王的演讲》,章大姑还要在乎别人看自己是不是淑女吗?躲避高雅,才能活得痛快,才能表达得淋漓尽致。
  这个事件中,我最关心的是:王蒙为何要见章诒和?章诒和之所以应招,是以为要谈职称事儿,这也是他们此次见面最该谈的事儿,但王蒙并没谈,那么,王蒙招她来干吗?能够为他想得出来的理由,就是好奇。但以王蒙的阅历和当时的地位,似乎也不至于仅仅为了满足自己的好奇心,就轻率地约见一个人。这恐怕还要从王蒙的一贯聪明去寻找原因。我想,章诒和的聪明、锋芒、个性与思想力,王蒙肯定是有所耳闻的,那么,一个聪明人如果发现不远处有人跟他一样聪明,可能会感到疑惑不安,既生瑜何生亮,其实就是一种聪明对聪明的疑惑不安。如果这个聪明人占据着地位上的优势,他就可以掌握主动权,他就可以把那个令他疑惑不安的聪明人找来,通过一种不对等的对话,让自己感觉对方不过如此,让自己保持足够的自信和不在话下。他把对方解构了拿下了,他的疑惑不安也就消除了,他就在所有的聪明之上了,他就感觉自己对世界很有把握了。如同一个孩子无法遏制炫技的冲动,他无法容忍自己放着聪明不用,这就是王蒙的一贯聪明。王蒙研究“道”,却不知有一种聪明就是不用聪明,不知混沌是一种“道”。仅就这一聪明而言,我觉得王蒙其实有点孩子气。但我对他的根本上的不反感,恰恰就在这点孩子气上。
  王蒙在《我心目中的丁玲》中写道,丁玲曾说:“北京这些中青年作家不得了啊,我还不服气呢,我还要和他们比一比呢。”这句话,王蒙理解为丁玲对年轻作家的不以为然甚至嫉妒。
  王蒙认为丁玲的不得体让许多人、让“某些旁人”很不舒服。借群体、借“某些旁人”来表达自己对丁玲的不满,这是一个叙述策略,其实正是自身态度的真实表达。丁玲这种心态有什么不好呢?无论是雄心还是天真还是不服老,这才是一个作家的性情,政治家是不会这样说话的。王蒙作为一个作家,怎么会容不得这样一句话呢?这恰恰见出王蒙的问题,他身上那个文化官员的王蒙时时在显露。王蒙《我心目中的丁玲》一文,可以折射出当年的年轻作家对丁玲的态度,但更带有王蒙自身的情感色彩。
  查建英在专写王蒙的《国家公仆》一文中,有一种很突出的摇摆姿态,车把扭来扭去,多次预示了另一个方向,又多次扭转回来,让人始终无法做出一个基本判断。查建英万变不离其宗,就是要让无限可能围绕一个模糊前行,她始终没有偏离那个矛盾的中轴,目的就是让你无法确定:既无法确定王蒙究竟是改革派还是护教者,也无法确定查建英对王蒙究竟是褒还是贬。这与其说是反映了查建英的问题,不如说是反映了王蒙的问题,王蒙就是这样一个人,一个矛盾的人,让人无法拿出对他的单一情感态度的人。查建英不是一个中庸之道的践行者,言说的对象一旦轮到王蒙,就变得如此犹疑含糊,而不再是那个嘎巴脆的甚至有点大条的查建英了。对王蒙理解越深,就越明白查建英为什么会扭来扭去。
  王蒙之所以会让别人的车把扭来扭去,是因为他是两个“王蒙”:作为作家的王蒙与作为官员的王蒙,作为组织部的年轻人的王蒙与作为文化部长的王蒙,而且,这两个王蒙时时在打架。人是矛盾的多面体,不错,但几乎每一件事情都让人必须做两面或多面解,则不是每个人都能做到的,而王蒙做到了。时代改变了他,如果时代允许他一直沿着组织部的年轻人的方向走下去,也许他就不会是后来这个王蒙了。
  丁玲复出后似乎在与文坛当权者进行一场争夺年轻人(与丁玲相对而言的年轻人)的“战役”,她虽曲意逢迎努力为之,终究还是落败了,首先她没有权力,其次她不会做人。丁玲当时争取年轻人,争的也许只是民意,她尚未意识到:争夺年轻人,就是争夺文学史形象。未来是年轻人的,年轻人将成为未来的文坛中坚,主宰着未来的话语权;得罪年轻人就是得罪未来,就是损坏自己的文坛形象、文坛史形象、文学史形象。“晚年丁玲”的形象,其实就是当时的年轻人、后来的文坛中坚所提供的,王蒙即是其中之一。丁玲晚年的负面形象,与她留在年轻人之中的印象有重要关系。书写并评价她的就是他们,话语权在他们手里,文坛之外的人是不会去关心这些的。她离这代人太近了,他们摆脱不了上一代的舆论,无法客观地去评价她。今天就是未来的历史,有望不朽的“名人”都要在今天考虑到:自己将要给未来的历史留下什么样的形象和口碑?
  丁玲是王蒙的前辈,王蒙又是许多后生的前辈,王蒙这样去写《我心目中的丁玲》,后人又将如何去写《我心目中的王蒙》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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