金庸先生在《天龙八部》中写道：“保定帝下旨免了盐税，大理国万民感恩。云南产盐不多，通国只白井、黑井、云龙等九井产盐，每年须向蜀中买盐，盐税甚重，边远贫民一年中往往有数月淡食。保定帝知道盐税一免，黄眉僧定要设法去救段誉以报……” “段誉将四大金刚中的古笃诚安排进大理盐道司。由于大理偏居西南，食盐生产几乎为零，大理国的食盐全部从大宋购买。控制住了盐道司，镇南王府就控制住了大理国所有人的生活。”大理历史时期曾将盐作为货币流通，《马可波罗游记》中记载了这种特殊的“盐币”。    

  云南盐业开发相当久远，战国时期开始，秦将张若取道于此，就与盐业开发有关。汉代设定笮县，《汉书》卷二八上《地理志》说：“定笮，出盐，都尉治。”唐属南诏，宋时羁縻，为大理国所据。元朝至元十四年，立盐井千户，是为盐源盐业兴盛之关键时期。

                                                    ——原稿摘录。

 ↑但是，并非如金庸所言，“大理的食盐生产几乎为零”。汉代云南最有名的盐井就是安宁井和云龙井，云龙并因盐成为最早的县制，云龙县在汉代称“比苏”，“比”是白族语“盐”，“苏”是“人”的意思，盐井所在就是今天的偌邓村。

    偌邓，堪称云南乡土建筑博物馆。由于地形限制，房屋交错，石径低徊，忽而出现的支巷叠映出陡峭的阶梯，忽而凸出的门坊仿佛时间的回响，盐业的富庶让偌邓在陡峭的坡地上长出了重重叠叠，而且将各自的繁华刻印在建筑的记忆中，三坊一照壁、四合五天井、一棵印、四合院。。。。。。更为惊叹的是，建筑布局是在立锥之地上展现出富裕的巧妙，四合院呈现台阶式错落。一棵印浓缩成微雕般精美，所有的土墙、石壁、木雕在高原的阳光下流泻出苍老的金黄，一如盐业财富的夕阳。

    偌邓是云南乡土建筑的缩影，更是基层社会的缩影，难能可贵的是，偌邓从农业、手工业、商业的转换过程中，始终保留着一种地域的真实，不象江南巨富们回到乡梓的显摆，牌坊、门脸背后刻这繁华后虚荣，偌邓展示的没有半点虚幻，一种脱离了俗气的商贾之美。

   盐业衰落了，村庄寂静了，教育荒废了，只有寺庙道观还在守卫着人们的祈望，孤独而渺茫。

                                                               ——原稿摘录。

  ↑黑井是简单的，一口古盐井、一座龙王庙、一个作坊、一个会馆、一座牌坊、一座孔庙、一座大院、一座寺庙，一座石桥，一条古道，简单的构筑展示了山野中与农耕文化迥异的手工业遗产，堪称文化景观演变的典范。

    黑井的精神空间井然有序，五马桥是全镇的出入通道，桥边的孝节牌坊俨然固守着告诉南来北往人们的道德底线，盐商聚居区的孔庙为教化子孙，规范行为。盐井上方的龙王庙保佑着永不干涸的盐井，守护着古镇的繁荣兴旺。山顶的寺庙承载着人们漂泊的灵魂和来世的希冀。从社会群体到精神空间，黑井镇的“关联性景观”一览无余！

    川滇的盐业古镇是逝去的辉煌，沧桑而凋敝，断垣残壁总能引起游子莫名的感伤。但是，黑井不同，黑井把过去的辉煌刻在岁月的身体上，石墙、石窗、石牌坊、石堤、石桥、石街，阳光下班驳暗红的砂岩显得大气厚实，盐业财富铸就的石城让你至今还感受到古老历史的分量和行走江湖的味道。

     ——原稿摘录。

  ↑大姚县原名蜻蛉县，汉代因盐设县，产盐地在石羊，因仙女牧羊“舔得盐泉知凿井”而得名，盐色如雪，品味纯正，与黑井盐齐名，称为白井盐。如今的石羊镇已经全然农村集镇，一色的砖混街楼。但是，入口的风水塔，保存完好的晒盐蓬和文庙，构成了石羊最醒目的标志。

   晒盐蓬象原始部落的草房，倒V字形，上面铺着厚厚的稻草，中央电视台正大综艺曾经以此为题，结果没有一人猜出它的用途。其实，这是古人为了节约能源，将盐卤水浇淋在蓬上，经过太阳照射蒸发后，卤水的波美度增加，反复几次后再排到锅中熬盐，相当于浓度浓缩器。很遗憾，目前仅残留一个，如果盐业兴盛时，盐蓬一字排开，何等壮观！  

   晒盐蓬旁边的文庙全国著名，大型古代孔子造像全国首推石羊文庙的铜像，铸造于康熙47年（1708年），代表了清代孔子像的“版本”，地位十分重要。

   古塔——盐蓬——文庙，风水塔体现了民间意识对大地的原始诉求，而在盐业经济的推动下庙学合一，则是基层经济纽带下维系儒家文化的基层符号。

                                                                     ——原稿摘录。

    明王朝继续加大对境内盐业的开发和利用。洪武二十六年（1393），朱元璋降旨，将户、礼、兵、工、刑5部中的部分官员和任过府、州、县的官员63人，迁移黑井当灶丁。他们遵循朝廷开发黑井盐业的旨意，带来资金和先进的技术，用集资入股的办法，在黑井、琅井、猴井（今元永井）、阿陋井、草溪井开掘盐卤井，使境内的盐卤井由明初的5口增至明末的16口，增长了2倍，形成井多、卤多、产盐多的优势，年产量在全省的比例由明中期的32.8%增至明末的62.1%；其盐税在全省盐税中的比例已由明中期的43.4%增至明末的62.1%；皇帝御览的《明实录》中曾多次出现“云南盐课，黑井为上”的评价；明初，设黑盐井盐课提举司，明末，设琅井盐课提举司兼管安宁盐井盐务。整个明朝时期，云南省共设盐课提举5处，境内就有2处，可见境内盐业在云南省有举足轻重的地位。

    清代，境内盐业的政治地位随着经济实力的攀升而步入鼎盛时期。清初，专管盐务的盐课提举由正七品升为从五品，当时，全省设盐课提举司的有5处，从五品级的只有3处，境内就有黑井、琅井2处，并且直接由省管理；雍正时，全省设有正八品的盐课司12处，境内就有黑井、复井、琅井、阿陋井4处；境内盐业，因经济实力而取得的政治地位一直沿袭至清末，其鼎盛时间持续200年之久。这显赫的地位是靠盐井、产盐量和盐课（盐税）的增加而保持的，盐井由清初的16口增至清中期的71口，增加3.5倍；黑井、琅井、元永井、阿陋井所产的盐，供应48个州、县的各族人民食用，约占当时全省州县总数的一半；盐年产量，清初400.4万千克，中期624.31万千克，末期为1015.65万千克，增加1.5倍；每年盐课白银，清初15.5万两，中期11.5万两，末期17.51万两，占全省盐课的比例分别为52.82%、35.18%和68.69%。