李元昌（左）

    李元昌，男，吉林省榆树市人，1949年生。中共党员，特级教师、教授，现为吉林省教育学院语文教研员，兼吉林省教育学院农村基础教育研究所所长。

    李老师自1985年起，以建设社会主义新农村为目标，对农村中学语文教改进行了13年的探索。1999年调入吉林省教育学院，又创建了农村教研教改基地、县域三级教研网络等教研平台。李老师是吉林省的省管优秀专家，被省委省政府授予“竭诚奉献农村教育事业的好教师”荣誉称号。曾先后被评为全国优秀教师、全国教育系统劳动模范、全国劳动模范、第二届全国中小学十杰教师，并荣获香港柏宁顿教育基金会孺子牛金球奖杰出奖，享受国务院政府津贴。他的教研文章多次在《人民教育》、《中国教育报》、《中学语文教学》、《中学语文教学通讯》、《语文建设》、《中学语文教学参考》、《现代语文》等报刊上发表。吉林省教育厅为其出版了《李元昌教改思想与实践》丛书、《李元昌与乡土教育》，被收入教育家成长丛书。

改革农村中学语文教学  为建设社会主义新农村服务

——访吉林省特级教师李元昌先生

本刊记者：桑哲

桑：李老师，您常说教学法是教育观念之法。在教改过程中，您创造了许多教学方法，有些现在还在被老师们使用，有些还被介绍到国外去。对此您有怎样的体会？

李：教学法是教育观念之法，这是我的切身体会。经常有老师问我，怎样才能创造出有效的教学方法，我说你首先要端正教育观念。我给他打了一个比喻：教育观是种，教学方法是苗，没有好种，怎会出好苗？教育观是舵，教学法是船，无舵之船，怎能乘风远航？这里所说的教育观，主要是教师的育人观，也就是你想把学生培养成什么样的人。这个问题解决了，才能产生与之相适应的方法。以前，我自己想搞出点教学方法来，但搞来搞去没什么效果。后来，我以为当地农村建设培养高素质劳动者为目标来改革语文教学，一些方法自然而来。现在，有人明知某些方法没有效果却还在使用，而不去思考怎样改进。比如批改作文用的批语，什么“中心不突出”、“层次不清楚”等等，如果学生明白批语中的这些话，也不至于把作文写成那个样子了。怎样改变这种状况，我下功夫研究了一番，搞出了点改法（见教育家成长丛书《李元昌与乡土教育》）。有一次作文对开头的要求是开门见山，而有个学生开头却绕了弯，我就在总批中出了下面四道题要他回答：

1、这次作文对开头的要求是什么？

2、在学过的课文或读过的文章中找出几篇符合这次作文开头要求的文章

3、读自己的作文，看开头存在什么问题。

4、请你修改自己的作文，使之符合此次要求。

这四道题，各有目的。第一道题重申对作文开头的要求，要学生知道，不是开门见山，就不符合要求。第二道题，让学生阅读符合要求的文章，掌握这种开头方法。在回答上两道题的过程中，学生就会发现自己作文中的问题，并也具备了完成第四道题的能力。这样，通过教师的点拨，学生就具备自己修改作文的能力了。

桑：李老师，您认为现在的农村教师在理论学习中应该读那些著作？

李：现在国内关于教育理论方面的著作很多，而且还引进了不少国外的教育理论，能多读几本当然是有益的。作为一个农村教师，我个人认为应该读一读陶行知先生的著作。陶先生的理论虽然不是产生于今天的社会，但他的思想先进，经得起时代的检验。我本人的教改，其实就是陶行知“社会即学校，生活即教育”的思想在教学中的实践。读了他的著作，我们会受到很多启发。

当代教育科学的发展，离不开哲学的指导。我就是以辩证法来指导教学改革，研究教学方法的。为了改善自己的教学，我读了《大众哲学》一类的书。在辩证法的指导下，我结合农村学校的实际情况，对教材、教法进行了改造。以前，我只顾闷头教学，有了点辩证思维之后才发现，现在的学科教学是形而上学。每个人都在孤立地、静止地看待自己的学科，而看不到学科之间的相互联系、相互影响。有了这方面的认识后，我便把各学科看成是一个综合性的大课本，语文学科只是其中的一个单元。因而在1985年我提出了以语文学科为龙头，把其它学科进行综合的设想，并开展了综合性教学。有些教学方法的设计，直接来源于哲学的基本理论。如“放——收——放”作文训练法，其理论根据就是哲学的“否定之否定”。把哲学思想应用在教学里，就出现了一种新的方法。比如，根据毛主席在《实践论》中提出的认识和实践的关系，结合教育学中迁移的理论，就设计出读写迁移法。把哲学思想用在教学上，就产生了新的了教学方法；学生把辩证法用在学习上就掌握了新的学习方法。有一次，我结合小说单元对学生讲解现象与本质的关系，告诉学生，人物的性格就是人物的本质，对人物的语言行动等方面的描写，就是现象。本质决定现象，现象反映本质。明白了这个关系后，学生得出这样的结论：阅读时要透过人物的现象分析人物的思想本质。阅读是这样，那么我们在作文时该怎样去描写人物呢？学生们运用逆向推理得出结论：作文时，要把握住人物的思想本质，去描写能够反映其本质的现象。学生们还试着用这样的方法来观察社会上的一些现象。有的学生运用量变到质变的关系谈学习、谈修身。由此可见，我们教师在学习现代教育理论的同时，应该读一点哲学，用辩证法指导我们的教学活动，指导学生的学习。

桑：现在教材版本比较多，您认为哪个版本的教材适合农村中学生的学习？您是怎样指导学生的课外阅读的？在课堂教学中，您是否有比较成功的模式？

李：前一问我没有发言权。因为我手中的教材不全，没有比较过。但我认为，无论什么样的教材，都在于教师的运用。有位老师说，“不是教教材，而是用教材教”，这话很有道理。围绕为学生学习服务这个中心，就不能死守教材。按着顺序一课一课去教，那是死教书，教死书。对于教材，应该灵活运用。我从来没有按部就班地使用过教材，为了实现教学目标，有时我会把小学的课文拿到初中课堂上重读；有时把高中教材“下放”到初中去学习。对于教材中不利于学生学习的就删，不足的就补。需要的东西找不到就自己动手编、动手写。数学、物理、植物、政治、历史等课本的内容，经常是我语文课堂上的教学内容。学生的作文，有时也当课文讲。比如，有个学生写了篇作文《我爱家乡的红高粱》，无意中运用了象征手法，我就把这篇作文作为单元的首课组织学生学习，让这个学生现身说法，这篇作文是怎么写出来的。这样，对后面的《白杨礼赞》、《井冈翠竹》、《松树的风格》等文，学生就无师自通了。

学习语文，一本薄薄的课本是不够的，需要大量的课外阅读。推荐课外读物，也要符合农村学生的特点。我尽量向学生推荐带有“土味”的作家的作品。如老舍、赵树理、周立波、刘绍棠、马烽等人的著作。这些带有乡土气息的文章，贴近农村生活，学生喜欢读，对学生的思想、学习影响较大。课外阅读不是课内阅读的延伸，它和课内阅读是一个不可分割的整体。我给学生讲了《鲁提辖拳打镇关西》，就要把学生的兴趣引导到阅读《水浒传》中去；学了莫泊桑的《我的叔叔于勒》，课后学生非得找来《莫泊桑短篇小说集》读一读不可。当然，人的成长需要多种知识，不能单靠语文，科普一类书籍的阅读，也在我的指导范围之内。

谈到教学模式，实际上我从来不受什么模式限制、约束。在课堂教学中，有时一篇课文我要用两三个课时，有时一课时内学生要完成三四篇课文的学习。我从来不规定自己一篇课文几课时教完。如果这堂课老师讲有效，我就讲，不怕别人说我是满堂灌；如果讨论研究有效，就组织学生研讨交流，也不在乎有人说乱哄哄的不像个课堂；需要自己完成的问题，那我就要他们独立思考。在教学方法的选择上，只要有效，我不管是新的还是旧的，只要对学生有利，统统用上。科学有效的方法是不受时空限制的，不能因其旧而弃之，时髦的方法也不能因其新就硬搬来用。有时设计好的教学方案，讲授途中就会改变，因为课堂上的情况变了，就得因势利导，就题发挥，不能死抱着方案不放。课堂教学要讲实际效果，不是讲形式。 课堂教学是有规律的，规律是不可违背的，从这方面来说是“死”的，但它决不是被某种模式所固定的。而教学方法则是灵活多样的，不固定的。我们应该用灵活多变的教学方法来调节“死”的规律，把课堂教学变“活”。

桑：李老师，您长期在农村学校工作，您认为农村教师除了教学的专业知识和能力之外，还应该具备哪方面的能力？

李：在农村教师中，有一门重要的学问往往被忽视，那就是农业生产这门学问。陶行知先生曾对农村教师提出过要求：“农夫的身手，科学的头脑，改造社会的精神”。为了达到这个标准，我自己在灯下啃了好几本农业大学的教材。从表面上看这些与教学没有多大的关系，但实际上它对教学起到了不可忽视的作用，它使我的语文教学进入了一个更广阔的领域，也让学生发现了一个学习的新天地。以前，我只能把学生的语文学习导向生活，导向社会，有了这方面的知识后，我又把学生的语文学习引入生产领域，同当地的生产劳动结合起来。学生们有了这方面的认识后，又促进了自身的语文学习。有的学生根据农药说明书创造了小说《丁草胺请战》；有的学生把自己掌握的农业科学知识用在作文中创作了小说《土地神》、《一水引来万水流》；有的运用在植物课中学到的细胞液渗透现象写出了《化肥上多了为什么会烧苗》、《怎样合理施用化肥》（以上列举的学生作文，见本人学生的作文集《田野上的小花》）。以上所说只是在语文教学层面看其作用，如果深入思考这个问题，其意义就更大了。因此，从某种意义上讲，我感到一个农村教师在这方面的知识和能力，其重要性并不次于教学的专业知识和能力。

(原载于《现代语文》2009年4月中旬刊——教学研究,2009年8月刊人大复印资料《中学语文教与学》全文转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