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励志篇:《我的检察官生涯》第一部(修改版)

(2008-06-25 20:15: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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纪实文学

我的检察官生涯

情感

本文获得广东省金融系统庆祝建国65周年文学作品大赛“小说、报告文学作品”二等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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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励志篇:《我的检察官生涯》第一部(修改版)

上图为------改革开放后第一套检察服(79年夏装)(衣服有点大了,那时我是锥子脸哦)

 

为纪念中国改革开放30周年,重新发表修改后的《我的检察官生涯》(作者:何冰)

 

 1979年我国重建在“文革”期间被砸烂的公、检、法

第一部《刑法》在这一年的7月1日公布施行

检察官肩负着拨乱反正的重托

他们承前启后  继往开来

用自己的忠诚和良心谱写出一曲开拓者的奉献之歌

记录下他们的经历,也就是记录了那个时代进步的脉搏

 

前 

 

    一个人参加工作时,碰到什么样的领导对他(她)的人生旅程起到至关重要的导航作用。 在我20出头走进检察院时,有幸遇到了一个工作严谨、有责任心的领导,她的教导,这一辈子受用无穷。

 

1979年,刚刚打倒“四人帮”不久,百废待兴。在“文革”中被砸烂的公、检、法正在恢复,当时这三个机构的人员是由三部分组成的:一是归队的(文革前解散了的老公、检、法干部),二是部队转业的干部(77年恢复高考后第一批科班出生的法律人员也是82年才到位),还有就是像我这种在工厂、学校招来做书记员的高中毕业生(叫“以工代干”)。当时,还没有使用电脑,书记员是手写记录的,其主要的任务是与办案人员一起提审被告做笔录,并且回来后负责整理案件档案,打印法律文件以及送达各类法律文书。当时,我和好友王美人在同一个工厂,一起被招进了司法机关,她安排在中级法院,我安排在基层检察院。

 

检察机关是国家的法律监督机关,主要是对侦查、审判和执行实行监督,批准逮捕和起诉,同时对公务员的职务犯罪(如贪污、贿赂)进行自行侦查(也就是类似于香港廉政公署的反贪局)。我进入检察院的初期是安排在监所检察部门,也就是对执行阶段的监督,包括对死刑犯执行枪决时的临场监督和对监狱、看守所犯人关押期间的法律监督。那时候碰上整顿社会治安,开展严打活动(一个时期的镇压刑事犯罪的活动,现在看来是有不人道的地方),我亲眼看到一排排的公审和枪毙,甚至有已经判了刑的重新拉出来枪决(现在很难对那个时期的情况进行界定,法律执行上一贯有非常时期用重典的做法)。

 

那个时候,有个很奇怪的巧合现象,每当有犯人要枪决的那天,必会下雨,由于要对执行的现场进行监督,我要作记录,虽然照顾我离现场远一点,但是每次执行完后好几天我都吃不下饭,一想起现场就反胃。特别是有一次,一个法警枪打歪了,子弹从罪犯的脖子上穿过(一般是从后背直接对着左胸一枪就倒地死亡的),顿时血流如柱,和雨水混在一起,现场一片鬼哭狼嚎的,最后经过检察官同意后补上一枪才解决。那个场景我现在想起都毛骨悚然的。而我的直接领导是一个50多岁的归队的女检察官,她带着我和法警每次都对执行枪决的现场进行认真的监督。如果碰到上面那一枪打不死的个案,她还需要直接走近罪犯,证实需要补枪并发出同意补枪的指令,如果没有高度的责任感和坚强的意志是很难胜任这项工作的。现在的人可能会疑问:怎么会叫女同志去干这种事?事实上在那个时期,刑事案件是我们国家有史以来最多的,而基层检察院里只有十几个人,每个检察官每天都审好几个案件(现在看来办案未免太粗糙和简单了一点),而当时的交通工具就是自行车,每天往返看守所多次,有不少检察官都倒在了工作岗位上。而安排女检察官去刑场做监督工作,相对而言是当时院里相对稳定和轻松的工作。

 

不要以为她是个女强人就没有了柔情,其实她是刚柔相济的人,我亲眼看见并领略到她为人母、为人师的柔情一面。

                      

              第一部          一个老检察官的忠诚

 

一个人做点善事并不难,难的是能透过善事的表象从本质上还原人性的本色和社会的公平。我们需要像丛飞这样身体力行扶贫济弱的行者,我们更需要那种敢于直陈社会弊端、用理性的方法去推动社会前行的勇者。这是一种大义大善!

 

我当时的领导,一位50多岁的女检察官,就是这样一个大写的人!

 

检察院的监所检察是对监狱、看守所执法人员执行法律方面的监督检察。基层检察院还包括办理罪犯在服刑期间的重新犯罪、需要加刑的起诉案件。记得,一次监狱报来了一个因为“伤害”管教干部而需要加刑的案件。我的领导陈科带着我去监狱提审该犯人。眼前的他,年龄与我差不多,20出头,但满眼的凶光。他叫嚣着:“不要审了,你们枪毙我得了!”当时,正是炎热的夏天,从禁闭室出来的他浑身散发着一股臭味,右手臂缠着纱布但仍然看出有血水和脓液渗出。陈科敏感地看出了问题,怎么回事?案件材料里明明写得是管教干部被这个服刑的罪犯踢伤,而没有说明这个罪犯也受伤了。为了弄清情况,陈科果断地决定停止审讯,先带这个罪犯到医务所治疗。

 

在医务所,医生剪开罪犯缠绕的纱布那一刻,陈科和我都惊呆了!他的整个右上臂肌肉已经完全腐烂,在脓水中见到骨头......监狱的医生表示他们的医疗水平已经不能治疗,必须马上转院,否则引起感染有可能要截肢!

 

到此为止,后面的事情就该是监狱方面自行去处理了,我想,我们今天就可以打道回府了。这时,那个罪犯似乎也感到了伤情的严重,他用哀求的眼神看着陈科,我看见陈科的眼睛里也有泪水,她轻轻地问到:“要不要我去通知你父母?”话音刚落,这个罪犯就哭了起来,与刚才的嚣张气焰判若两人。一旁的管教干部告诉陈科说:他的母亲去世了,他的父亲再婚后不管他,两年前他因为打架斗殴把一个人打死了,由于作案时未满18岁从轻判处无期徒刑。投牢后他家人一次也没来看他。陈科当即决定把他送到市里的公安医院治疗。

 

我知道陈科之所以这么做是因为她熟悉公安医院。“文革”解散公、检、法后,全部司法干部都集中公安处集体大办公,陈科也住在公安大院里,她想方便去照顾这个如她孩子一般大的罪犯。更重要的是她要弄清这个“加刑案件”的真实面貌,她以她的良心在做着一件当时是“大不韪”的事。

 

这是我后来才体会到的,并且坚决站在了她一边支持她,最终这个事件轰动全国,并对那个时代的法律人性化进程起到了推动的作用!

 

经过公安医院的全力救治,这个孙姓罪犯的手臂算是保住了。但是由于手臂的局部神经已经坏死,加上肌肉感染和溃烂,使孙犯的手臂不能恢复自然弯曲,造成了终身残废。

 

在对这个罪犯实施治疗的同时,陈科和我也展开了对整个事件的调查。

 

在上个世纪八十年代初,改革开放不久,人们还没有完全从极“左”思维的倾向中转变过来,对于罪犯绝对是站在敌我的立场上看待。因此,调查一开初就碰到了很大的压力。管教干部认为:罪犯受伤有什么奇怪?更不必去调查。而知情的服刑人员更是不敢乱说话。在那个年代,规定罪犯在见到管教干部三米远就必须蹲下(类似地、富、反、坏、右),等管教干部走过后才能站起来。有的管教干部甚至对于“不听话”的罪犯采取体罚、虐待。那时管教干部常常会利用一些所谓表现好的罪犯去殴打、捆绑不服从管教的罪犯,而这些帮助管教干部打人的罪犯往往还会得到照顾和减刑。

 

当时对这类人有一个称号,叫做“干部的拐棍”!那么这个姓孙的罪犯是怎么受伤的呢?据他自己交代:那天他一早出工,到中午刚刚收工走出车间时,就被一个队长(罪犯把管教干部一律叫队长)叫住,要他再去开工。

 

孙认为自己刚刚收工而且这个队长也不是管他们队的,所以就很不情愿跟他走,嘴里嘀咕着......这个队长一听就火了,一边骂,一边推了孙一把,孙用广州话回了一句“丢你老姆”(类似国骂。现在正在上映的《太阳照常升起》里的一句台词)。这下不得了了,队长立即叫来几个“拐棍”,指示“把他捆起来”!在捆绑的过程中,由于孙不服气,一边骂,一边用脚踢人(队长也被踢到),队长就命令把孙绑在露天的电线杆上。就这样,孙姓罪犯像坐“喷气式飞机”一样地被吊在电线杆上,队长和那几个“拐棍”就去吃饭了。当时正是中午,烈日当空,加上孙犯从收工后就没有吃过东西和喝水,开始他还在破口大骂,慢慢地就没了声音......他昏死过去了,头部重重地侧向了右肩……

 

有一个人一直在默默注视着上面发生的捆绑事件,他就是在罪犯劳动车间负责登记开工的老犯人,这个老犯人的值班室面对着操场,被捆绑在烈日下孙犯的一举一动他都看在眼里,几次想上前喂点水但都因为怕给自己惹来麻烦而止步。直到他发现孙犯昏死过去后怕出人命才告诉了另外一个队长,而这时孙已经在烈日下被捆绑了将近两个小时。

 

他们一起帮孙犯松绑并送到医务所抢救,苏醒过来后的孙犯右臂严重红肿和起水泡,但是经过简单的处理后还是被关到了禁闭室。就这样孙犯的手由于没有得到及时的救治开始溃烂,直到有一天当禁闭室外的犯人给他送饭,饭碗放在孙的右手上,“当啷”一声落到地上,孙才知道自己的右手已经不听使唤了。

 

此时,管教队正在做孙犯违反监狱规定“辱骂、伤害管教干部的加刑材料”,之后就移送到了检察院,于是就出现了开头的陈科和我去提审、发现孙手臂严重受伤的一幕。

 

法医鉴定认为:由于长时间捆绑,加之在烈日高温下中暑,昏倒后整个身体的重量压在右臂上,致使右臂血液不能流通,造成肌肉坏死而致终身残废。

 

对于这个结果,要不要追究当事人的责任,这是摆在陈科面前的难题。如果是普通公民,造成这样的伤害无疑是应该追究的。而对一个犯人造成的伤害怎么追究,是追究那几个动手绑人的“拐棍”(可是他们是按照队长的指示去做的,在当时还认为是服从改造的)?还是追究那个指挥绑人的队长的责任(可是他又没有亲自动手,更重要的是他推托说是那几个“拐棍”自作主张绑得太紧造成的)。对此,陈科认为:一切应以调查后的事实来说话!

 

显然,捆绑的时间长短是造成伤害程度的关键问题。要了解这个问题不能光听孙犯的一面之词,必须对参与这个事件的所有当事人进行调查。在向那几个“拐棍”调查时,由于他们都是些老奸巨滑的“监棍”,出于个人利益的考虑以及背后又有一些“队长”为他们撑腰,因此跟他们的周旋,确实是一场斗智斗勇的较量!更重要的是在当时极“左”路线影响下,从监狱领导到管教干部甚至一部分检察官都认为伤害一个犯人没有什么?不必进行调查,搞得不好还会影响监狱的改造秩序…..

 

大概是意识到了捆绑时间长短是问题关键所在、利害所在,所以那几个“拐棍”串通后统一口供,都说只绑了15分钟,而且一直在看着时钟的。那么为什么会造成如此严重的伤残?他们认为是孙犯自己找死、自残造成的。要证实他们说的是不是假话,除了法医鉴定外,有一个人的证词起关键的作用,他就是发现孙犯昏死过去后并与另一队长送医院抢救的那个老犯人。可是,他突然就失踪了。

 

一个犯人怎么可能消失呢?陈科意识到了问题的严重性,立即回院里向检察长报告了情况,并阐明了自己的观点:无论是谁,只要构成了对他人身体的伤害并触犯了法律都要追究法律责任!检察长同意了陈科的意见,并增派两名干警协助调查。当我们向监狱狱政科表明了立场后,狱政科的领导不得不说出了实情。原来那个老犯人是一个服刑刑满后的留场就业人员(过去有一种在监狱劳改多年后由于年纪大失去了在社会上找工作的能力,又无家可归的刑满释放人员,他们要求留在监狱里做一些工作,有口饭吃,实际上还处于半劳改状态。但是法律上他们是自由的),他原来犯的是“反革命罪”,也就是过去被称作“美蒋特务”。解放初期,由台湾偷渡进来什么事也没来得及做就被抓了,一坐就坐了20多年牢,长期监狱的生活让他养成了怕事明哲保身的习性。他看到检察官在认真开展对这个事件的调查,他由开始的不相信,渐渐有了危机感,先是躲了两天,看情况不妙后他连夜出走,去坪石投奔他的表姐……当陈科和我们赶到他的住处时,发现他再次逃跑。

 

陈科当即决定去拦截他。

 

监狱到坪石大约50多公里,当时他是坐韶关到郴州的夜间长途汽车,在监狱门口有个上下站(之前有罪犯逃跑多数都是从这个站跑掉的),有人看见他半小时前上了车。由法警开着的三轮摩托车沿着这条路线去追赶那长途汽车。

 

我和陈科则回到问话室,做好问话的准备。

 

两个小时后,三轮摩托车把这个“美蒋特务”带进了问话室。虽然他是刑满释放人员,人身是自由的。可是公民有协助司法机关取证的义务,特别是作为整个事件的目击者更不能在检察机关进行调查时刻意回避。当陈科对他晓之以理时他长嘘了一口气说:“你们是真的下决心调查这件事吗?”陈科坚决地回答:“我们是代表国家监督机关去行使职权、查处犯罪行为。一切以事实为依据,我们决不冤枉一个好人,但是也不会放过一个犯法的人!”在沉默了十多分钟后他终于说出了实情。

 

原来监狱里有那么几个霸道的犯人,也就是我们前面说的“拐棍”,一段时间以来在监狱里作威作福,抢他犯的东西,一不服从就拳打脚踢。一些队长管理方法简单粗暴,为了图省事使用这些人去代替他们管理。

 

而这个姓孙的犯人平时脾气也比较倔强,不大听他们的,曾经因为告发他们当中的一个与女犯人在修理机床时有过拉扯而使其被关禁闭过,因此该“拐棍”对孙一直怀恨在心。

 

这次见队长要整治孙犯,他们便一呼而上,并且故意挑逗孙犯,激化矛盾。同时,当队长作出了要他们在十五分钟后给孙犯松绑的指示后,他们故意拖延时间,致使孙犯由于捆绑时间过长,造成肌肉坏死的严重后果(当然这里面还有这个队长的责任问题的介定在后面的章节里会讲到)。后来经过对其他犯人的调查和根据这个刑满释放犯提供的孙犯出车间的登记以及医院抢救时间记录证实了孙犯被捆绑了将近两个小时,在事实面前,这几个狱中恶霸也不得不承认了他们故意伤害孙犯的动机和行为。等待他们的将是法律的制裁!

 

为了调查和开展工作的方便,陈科和我住进了监狱的招待所。这天,我们的房间里来了一个特殊的客人!

 

尽管迟早都要见这个人的,但我没有想到却是在这种场合见,而他竟然会是这么一个人。

当陈科对来人叫出“文队长”的那一刻,我的脑海里迅速呈现这个“加刑案”卷宗里多次出现的一幕幕的情形和这个人的名字,这个指挥捆绑和打人的队长竟然是一个“老头”。他长得黑黑瘦瘦,个子很小,大约也有50多岁了。他进门叫了一声“陈大姐——”就扑通跪下了。

 

“陈大姐”?怎么回事?我也被他搞糊涂了。

 

听完了他们的一番对话,我才明白了整件事的来龙去脉。

 

原来,这个文队长是个老公安,与陈科同在公安处工作,因为犯“男女关系错误”(那个年代很严重的错误)被撤职下放到监狱里做管教干部。发生捆绑事件的那一天是他刚刚到监狱上班的第一天,带着个人的不满情绪和公安的“老大”作风,加上对监狱管教情况的不了解,当发现孙犯不听指挥时,把一肚子的火气都发泄在了孙犯身上,当他意识到事态严重时,曾提醒参与捆绑的人在15分钟后松绑,但严重的自尊和盲目的信任使他放任了事态的发展,他的不负责任的行为造成了孙犯右手伤残的严重后果。

 

当时,我国第一部《刑法》刚刚颁布,对照《刑法》,文队长也意识到了自己行为的严重性,于是他痛心疾首,求陈科能够放他一马。

 

陈科认真听取了文队长关于整件事的叙述以及审阅了他的交代材料,语重心长地对他说:“老文,我们是代表政府的执法者,不能把个人的怨气和不满发泄在被执法者身上,更不能采取粗暴的方法来管理犯人。如果我们的监狱都成了这个样子,不要说毁了我们司法干部的形象,而且还会使我们的监狱成为培养牢头狱霸的场所,成为一个大染缸,改造出来的人还会继续危害社会。”接着,陈科又与文队长对照《刑法》关于“伤害罪”的有关条款,让他明白法律规定“故意(或过失)伤害他人致人重伤残疾的处3年以上(或3年以下)有期徒刑……”文队长毕竟是从事了多年的法律工作者,他表示正确等待,配合调查,争取能够从轻处理。

 

最后,此案移交法院后,法院对那几个参与捆绑的犯人进行了加刑,对文队长也以“过失伤害罪”判处有期徒刑二年缓刑三年。

 

至此,本案在程序上已经办理完毕。但是,从办理这个案件中陈科意识到我们监狱当时的管教工作存在着非常严重的问题,解决迫在眉睫。于是,我们一边配合整顿监狱秩序,一边进行了监狱服刑人员状况的调查。经过8个月在监狱的蹲点调查,我们对服刑人员的状况、改造的对策和管理手段都进行了详细的分析,并提出了改变我国的劳改方针和方法的建议。

 

一个基层检察院的检察官,本着对国家的忠诚和责任,把自己经历的人与事整理成一份沉甸甸的报告——“关于劳改法律改革的调查和建议”,后经逐级向上反映,引起了中央和有关部门的高度重视,最后形成了一整套的劳改政策的改革,包括劳改方针的重新确定和以后的设立“驻场检察员”等,其意义是非常深远的。

 

在办理此案的初期,针对“伤害罪犯身体要不要受到法律制裁”的问题引起了司法界广泛的争论。当时,我们有感而发,写了一篇《犯人也是人,伤害犯人身体也应该受到法律制裁》的文章,在广东省人民检察院的《检察简报》登载后,又被最高人民检察院作为内参而转摘,引起了中央有关部门的关注。

 

在办结此案后,根据我们的提议,最高人民检察院和广东省人民检察院分别派人与我们组成了联合调查组对劳改对象的状况进行了分析调查。我们认为:到了上世纪80年代,服刑人员的状况与“文革”期间(或者5、60年代)发生了根本的变化,监狱里服刑的犯人80%都是年轻人,是特殊环境下造就的一批“失足青年”,对他们的管教与过去的所谓地、富、反、坏、右和重刑犯有着本质的不同,必须转变观念,因地制宜,采取特殊有效的方法对他们进行感化教育,使他们在监狱这个特殊的学校里完善人格,重获新生。

 

当时,我国著名的犯罪心理学专家罗大华对此有过一段总结,他说:他们是在“大跃进”年代出生,先天不足;“文化大革命”中成长,后天失调;改革开放中参加工作,思想混乱……因此帮助他们重生全社会都应负起责任。后来,中央在全国劳改工作会议上针对改造对象的变化提出了:“要像父母对待孩子、像老师对待学生、像医生对待病人一样去教育挽救他们”的口号,开创了我国劳动改造史上的文明管理和人性化教育的新时代。之后,为了更好地体现对监狱管理的监督,全国的监狱都设立了“驻狱检察员”制度,使监狱的改造更加法制化和人性化。

 

又一年的中秋到来了,陈科因为要到省里开会。委托我带了一包衣服和两个月饼给孙犯。

 

经过公安医院几个月的治疗,孙的右上臂伤口已经愈合,虽然弯曲还是不能自如,但是已经可以从事轻微的劳动。这期间,陈科与监狱的管教干部对他进行了精心的照顾,还动员他的父亲来看他,父子俩在抱头痛哭的刹那解除了怨恨,其父亲鼓励儿子好好改造,早日获得新生回到家中。

 

我在监狱的接待室见到了孙犯,把陈科委托我带的东西交给了孙,同时还有陈科亲手写的一封信。孙犯在看着,突然他叫了一声“妈妈——”就哭了起来……

 

我接过信,只见信中写作:“小孙,要过节了,我要到省里开会不能去看你,特委托何助检带两个月饼给你,让你也和我们的孩子一样有个愉快的中秋。衣服是我当兵的大儿子穿过的,虽然旧了一点,但是冬天来了,还是可以御寒的。陈姨 1980年中秋”

 

我的眼睛也红了……

   

继续阅读:励志篇:《我的检察官生涯》第二部(修改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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