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几日读专业书和一些对于老北京的纪闻图书，都提到清末在北京最兴旺的“红灯区”--八大胡同（百顺胡同、胭脂胡同、韩家潭、陕西巷、石头胡同、王广福斜街、朱家胡同、李纱帽胡同）。其中说到当时很多的戏曲演员的堂寓也在这些胡同之内，比如罗巧福的“醇和堂”、梅巧玲的“景和堂”等，虽然是这些演员的私家住宅，但同时也是培养“歌郎”的堂子。
     歌郎是在那个时代特有的产物，集演员、招待两种职业于一身，吃着青春饭，其中艰辛酸楚只有自己知道，而从资料我们可以知道，这些歌郎很多都是在二十岁之前早夭，命运悲惨可想而知。
     当时逛堂子，找歌郎的大致有三部分人：官员、商人、文士。前两者找歌郎的原因是很简单的。官员因为其身份特殊，清朝政府又有“官员不得狎妓”的规定，所以他们在腐败生活之余只能去在那些以男学女的歌郎身上寻找一些刺激；商人是以金钱寻找欢乐的，狎妓这种传统的性需要对他们已经不稀奇，而找歌郎侑酒这种新鲜的娱乐方式自然是他们所推崇的，再加上他们需要对官员奉承，自然也要投官员的喜好。这两个阶层是堂子事业兴旺的最根本原因。
     而文士，这个群体之所以来堂子找歌郎，恐怕原因就相对复杂些了。文人自古清高，相对于前两个群体单纯的寻找感官和肉体的刺激是不一样的，他们更多的是寻找精神层面的慰藉，在那个动荡的年代，孔孟之道受到冲击，文人的生存根据受到动摇，这群社会生活中感情最脆弱的人需要寻找自己心灵的归宿，需要找到一个得以共鸣或发泄的场所，妓院、堂子就成了他们的去处。历史上有柳永与众妓女相惜的故事，戏文里也有侯方域、李香君相爱的缠绵，此时的文人，自然也会有“断袖分桃”之癖其实也不足为怪。乾隆四十四年（1779年）魏长生进京，开一代男旦之先河，也掀起了一个文人追捧男旦的高潮，而此时的文人追捧也确实以色欲的追求为主要目的。而一百五十年后，以“四大名旦”为代表的新的男旦的崛起，则让这种文人与歌郎的交往换了性质，虽然有人著文《梅郎少小是歌郎》，提到了梅兰芳先生幼年也曾是侑酒取悦的歌郎，但是在那个时候，西风渐进、民智微开，以前那种单纯为变态心理的追求已经日趋衰落了。此时的歌郎已经不单纯是伶人的别称，有一些歌郎已经脱离了伶人的群体，但不管是歌郎还是伶人，与文人的交往，寻求精神上的同感都是一致的。所以此时的文人与歌郎和伶人更多的是惺惺相惜，在情感上找到一种共鸣，文人将自己满腹的喜怒哀乐付于笔端，而歌郎和伶人将这喜怒哀乐搬到场上，这种相互的帮扶，使文人心灵得到寄托，使歌郎和伶人心灵找到归宿。
     国家衰弱，大道不行。那些落魄文人和一些看透世态炎凉的文士将自己的人生理想通过歌郎和伶人的表演展示出来，抒发对家国、人生的感怀，自然是让那些“下九流”的歌郎和伶人找到了感觉。没有贬低文人更没有贬低歌郎和伶人的意思，只有在那个时代，才能产生出“四大名旦”，他们不仅是表演技艺上的高超，更难得的是他们精神的经历，让他们的表演更自然、更生活、更动人心。文人与艺人在此刻找到了心理的契合、精神的家园。
     时光又过了近一百年，没有了文人的相倾，也没有了精神上的安慰，我们的艺术家们地位提高了，而艺术呢？如今的文人呢？又有几个能称得上“文人”二字！

                                             戊子年初春于北京西南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