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已刊登）

    钱钟书，字默存。钱钟书少年的时候议论风生，中年之后确实是“人如其字”，锋芒内敛，很少臧否时贤。不过，钱钟书有个习惯却是很多学者、读者都已发现的：那就是他文学作品中的很多人、事都是可以对号入座的；他借文学笔法极尽讽刺之能事。这不失为一种策略，既“呼之欲出”，却又“查无实据”。而且钱钟书照例会在著作中作“此地无银三百两”的声明，如《人·鬼·兽》序言：“我特此照例声明，书里的人物情事都是凭空捏造的”；《围城》序言: “角色当然是虚构的，但是有考据癖的人也当然不肯错过索隐的机会、放弃附会的权利的。”

    我偏偏就有点“考据癖”，我发现钱钟书先生在小说、散文中多处语涉林语堂，于是也就做了一点“索引”工作。

    短篇小说《猫》中的很多人物可以“对号入座”，如袁友春：“斜靠在沙发上，翘着脚抽烟斗的是袁友春。……他哄了本国的外行人，也哄了外国人——那不过是外行人穿上西装。他最近发表了许多讲中国民族心理的文章，把人类公共的本能都认为中国人的特质。他的烟斗是有名的，文章里时常提起它，说自己的灵感全靠抽烟，好比李太白的诗篇都从酒里来。”林语堂自诩“两脚踏中西文化”，是沟通中西文化的使者，他生平喜欢抽烟斗，而且喜欢收藏烟斗。他曾说：“口含烟斗者是最合我意的人，这种人都较为和蔼，较为坦白，又大都善于谈天。我总觉得我和这般人必能彼此结交相亲”，在自己的很多作品中也提到烟斗；这里的“袁友春”非林语堂莫属。

    散文《论幽默》是与林语堂的“幽默”唱对台戏：“自从幽默文学提倡以来，卖笑变成了文人的职业。幽默当然用笑来发泄，但是笑未必就表示着幽默。刘继庄《广阳杂记》云：‘驴鸣似哭，马嘶如笑。’而马并不以幽默名家，大约因为脸太长的缘故。老实说，一大部分人的笑，也只等于马鸣萧萧，充不得什么幽默。”20世纪30年代前期，林语堂在上海创办了《论语》、《人间世》、《宇宙风》等杂志，提倡“幽默”。他在《幽默》一文中认为：“没有幽默的国民，其文化必日趋虚伪，生活必日趋欺诈，思想必日趋迂腐，文学必日趋干枯，而人的心灵必日趋顽固。”正如鲁迅《一思而行》所说：“轰的一声，天下无不幽默……”，当时“幽默文学”真是大行其道。

    短篇小说《灵感》：“人世间风行的那些讲中国文明而向外国销行的名著，先生想也看过些。咱们国家、人民、风俗、心理不是据说都和西洋相反么？咱们是东方民族，他们偏要算西方民族；咱们是中国人，他们老做外国人；咱们招手，手指向下，他们招手，硬把手指朝上；咱们敬礼时屈膝，他们行敬礼反而举手；他们男人在结婚前向女人下跪求爱，咱们男人在结婚后怕老婆罚跪；一切的一切，你瞧多别扭！”所谓的“讲中国文明而向外国销行的名著”，当指林语堂的《吾国与吾民》、《生活的艺术》。《生活的艺术》1937年在美国出版，长时间占据美国畅销书排行榜榜首，以至于有书评家称：“读完这书后，我真想跑到唐人街，一遇见中国人，便向他行个鞠躬礼。”

    长篇小说《围城》中讽刺张小姐的阅读趣味：“他（即方鸿渐）瞧沙发旁一个小书架，猜来都是张小姐的读物。一大堆《西风》、原文《读者文摘》之外，有原文小字白文《莎士比亚全集》、《新旧约全书》、《家庭布置学》、翻版的《居里夫人传》、《照相自修法》、《我国与我民》等不朽大著以及电影小说十几种，里面不用说有《乱世佳人》。一本小蓝书，背上金字标题道：《怎样去获得丈夫而且守住他》。”《吾国与吾民》（My Country and My People）又名《中国人》，是林语堂在西方文坛的成名作与代表作。《西风》是抗战时期在上海出版的一本杂志，黄嘉德、黄嘉音兄弟主编，林语堂为顾问。

    钱钟书寓居上海，但对“海派文学”的代表人物林语堂却是相当“不恭”，明言人一眼便知；其实，何尝是仅仅针对“海派文学”，他对“京派文学”的代表人物周作人不也是这种态度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