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麦家——“风声”改编,继承了我,又背叛了我。(2009-11-08 11:23:08)

 看了电影《风声》,有没看的问我如何,它改自作家麦家的作品。同是搞创作的人,觉得有些一言难尽,正在迟疑怎么回答,阅读了麦家在《南方周末》上的一篇文章,觉得很精彩,很有同感,便摘选了几段,放于此,算是“原汁原味”的回答朋友了——


我写《风声》小说,从故事层面上说设计的就是一个惊险的逃逸魔术,但从意义上说,我想通过“密室和囚禁之困”考量一个人的智力到底有多深,丈量一个人信念的力量到底有多大……以探究人心之深厚,人性之复杂,人世之恐惧。
●不管电影拍得如何成功,都无法完全表达我小说原有的意蕴和驳杂的东西。我认为把一部长篇小说改编为电影,就好像把一片滚滚麦浪做成一盒饼干,饼干虽然好吃,但怎么可能有滚滚麦浪的风景和大地的姿态?

我已经多年没有哭过了。我不得不承认,在关于“爱”的征途上,我成了自己的异己者、叛徒、牺牲品;我像个小丑,双脚离地,却并没有随风而去。
电影中有一场戏确实是让我流泪了。这场戏是用特殊的银针扎张涵予的痛穴,试图击垮他的意志,行刑者手上的银针换了又换,扎针的穴位移了又移,每一次更变,针都变得更长、更粗,穴位扎得更深、更猛。当青筋暴凸的张涵予在咬断牙关的沉默中,终于忍不住大吼一声,喷出一口鲜血时,我确实流泪了。因为我突然联想到:人生在世,何尝不就是这样一个受刑、挨罚的过程?

生活由于我们内心孤独、脆弱、敏感,一句辱骂,一次失恋,一次离别,一次散财人生多险,生命多难,我们要让自己变得强大、坚忍、有力,坦然、平安、宁静地度过一生,也许惟一的办法就是把自己“交出去”,交给一个“信仰”——它可以是一个具体的人或组织,也可能是一个虚无的人或组织,让这个你终生信仰的“人或组织”陪伴你,与你同呼吸,心连心,让你变得坚强,变得宽广,敢于去承担,去挑战,去赢得。如果你幸运,这个人就在你身边,他的名字就叫“你的爱人”。我希望每一个人都是幸运的,都能成功地把自己交给身边的一个人。

很高,比我期待的还要高,就这么定了,很简单。
现在电影公映了,电视剧的剧本据说也完稿了,可望年内开机。从我了解的情况看,观众对电影的评价褒贬不一。我是“它”的亲戚,理当会说它的好话,所以我的好话也就少了可信度。失信的话不说也罢。但是有一点我们无须讳言,中国的电影也好,小说也罢,凡是主题昂扬一点的,或者国家主义叙事的东西,往往是市场的毒药(《建国大业》除外,它是六十年一遇的大蛋糕,无法复制),一方面是主管部门好评如潮,奖杯一个不少,另一方面是市场静悄悄,雁过不留声。从《风声》的票房看,它无疑是破掉了这个咒语,就是:它主题绝对是昂扬的,但同时绝对是一部商业大片。
小说和影视其实是冤家。从小说到影视,必然对原著有冒犯和伤害,即使像《暗算》,我自己操刀改编,也保证不了完全忠实。小说和影视天生不是一个道上的,无法“同呼吸”,“心连心”,如果彼此“合二而一”,成为兄弟,像一个模子压出来的,那么这两个作品当中肯定有一个是失败的:要么是小说,要么是影视。甚至可以这么说,越优秀的小说要改编为优秀的影视要接受更多的伤害。因为道理很简单,在小说中出彩的东西,比如文学的语言、繁复的意境,影视往往是表达不了的,只有挨刀了。具体到《风声》来说,这种“刀伤”更是在劫难逃。因为《风声》是一个谜语故事,如果电影不能对小说的关键情节、最后的谜底作合理巧妙的改编,等于是让观众看一场预先知道结局的球赛,这在商业上是大忌。《风声》电影改编了我小说的一些关键情节和结局,它拿我的儿子(小说)又生了个儿子,父子俩似曾相识,不似之处又昭然若揭。这就是改编,继承了我,又背叛了我。

所以,虽然我对剧情设计上有些疑惑和遗憾,但我接受,因为“商业”已经把中国电影折腾得精疲力竭,能够在这方面取胜也是了不起的。从另外一个角度说,不论是创作主体还是受众,我们对这类作品的认同感、欣赏力、创造力都不能跟西方包括日本相比。我们写意的东西比较多,像这种讲究故事逻辑关系、注重智力推理的作品一向比较少,创作和欣赏水平都在成长中,你不能指望谁一步登天,也不能拿世界电影的高度来要求。我觉得,华谊这些年不断地推出新的商业电影类型,今天通过《风声》又推出了一个新的商业电影类型,这对中国电影走向市场,包括以后走向世界,是很有意义的。

我想,可能跟我们最近几十年来文艺界一直盛行反主流的创作有关。都知道,三十年前,我们的文艺创作始终都在搞假大空的东西,什么都是国家意志,崇高精神。1980年代后,改革开放给了我们一定反思和自由创作的空间,读者和作者有权反感宏大叙事,反抗英雄叙事。于是,写作进入了个性化叙事的年代,反英雄,反文化,反主流,反崇高,反责任。如果说三十年前的创作是一个极端,那么现在其实又走到另一个极端了,就是作家过分地窃窃私语,过分地痴情于生活的阴暗面,不要责任,不要理想,不要崇高,创作就是为了表达欲望,为了张扬个性,为了“否定”——人们一味地书写庸俗人生,竞相列举人生的种种黑暗、绝望、丑陋、丑恶、龌龊、阴暗。很长一段时期,你颂扬英雄,歌颂美德,成了无知和愚昧的把柄。这种一边倒的创作之风,伴随而起的是一种精神的彻底溃败,信念的完全缺失,创作被日益简单化为欲望的旗帜、缩小为一己之私之恋,它的直接代价是把人格的光辉抹平,人性匍匐在地面上,失去了站立起来的精神脊梁,我们再也无力肯定一种健全、有信念、充满力量的人生了。
其实,在这个一切价值都被颠倒、践踏的时代,展示欲望细节、书写身体经验、玩味一种窃窃私语的人生,早已不再是创作勇气的象征了。我承认,生活确实有丑陋、黑暗、无情的一面,但正如要驱散黑暗,最简单的方法是引入光明一样,有时我们塑造一个英雄,展示一种庄严、庄重的理想人生,也许可以温暖一个读者的心,给他们一点正面的人生启迪。人天生是需要柔软、温暖、有力的东西的,人们欣赏文艺作品就是为了寻找精神伴侣,当我们的创作一味沉迷于身体和欲望的叙事中,读者难道不会厌倦吗?我不知道什么样的理想和信念是对的,但我相信人必须要有理想和信念。当下,人们对物质和欲望的不止追求,正是因为我们精神层面出了问题,我们忘记了人除了身体和欲望外,还有一个心灵。

与其说他们是“英雄”,倒不如说是有“心灵”的人,心灵被一味放大的人,他们把自己的人生交给自己认定的理想和信念,为此坚忍不拔,宁死不屈,充分展示了一个人所能达到人性的高度和力度。我想,今天的人们也许正是因于缺少了这种精神:为一个内心深处的追求,敢于承担,乐于付出,勇于坚守,这种人格,这种情怀,所以格外迷恋这种主题的作品。也可以说,时代在呼唤英雄,呼唤崇高,呼唤庄重的人文精神。
【南方周末】本文网址:
http://www.infzm.com/content/3655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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