探墙而出的石榴。摄于被陈先生批评的南池子街区。从历史街区的保护来讲，这是
教训；在闹市间能保留着一片接地气的小院，即使小院走样了，似乎又是不幸后的
幸运。此文是我受《时尚先生》委托，采访陈先生所撰，将发表于尚未出版的一月
号，请勿在正式出版前引用，转载。
中国的机灵人实在太多了
八十一岁的陈志华老先生，常常笑谓自己是真正的“80后”。一如80后的精力充沛，右眼失明的他仍然活跃在古城保护、乡土建筑保护和研究的前线，大声疾呼、笔耕不辍。每年春秋，带着学生上山下乡做田野调查，他还会“刺激”一下小年轻们，戏评小80后的劲头总是不如老80后。
1989年，陈志华因看似偶然的机缘到访浙江龙游，被当地古村落中的祠堂强烈吸引。一辈子在清华研究外国古建筑、建筑史的他，决定捡起以往未被重视的“好东西”。中国的乡土建筑，以及背后和历史、文化、艺术、社会学、人类学的丰富连结，触动了他早年因攻读社会学而植种在内心的敏感。
《楠溪江中游古村落》的出版，《新叶村》、《诸葛村》等中国古村落系列丛书的问世，把公众对中国建筑的想象刷新了。以往人们仅流于对皇家、官家、士大夫、宗教建筑的气派和精美啧啧赞叹，不太了解山野之地竟隐藏着中国文化的博大精深。紫禁城里虽有帝王将相，穷乡僻壤却也不乏才子佳人。由解读乡土建筑之美，进而与社会学、人类学融合，中国乡土建筑的保护和研究，从此发展为一门学科。终于，我们从写建筑的书中，不仅看到了技术，也看到了活生生的人。
中国的乡土建筑，当得起“美轮美奂”四个字。然而这样的美，在迅速地消失、毁灭，以发展的名义。
中国的问题是“傻瓜”太少
一落座，陈志华开门见山。“我对现实最大的牢骚，就是不太看得上现在的知识份子。”反右时，文革时，知识份子不被重视、挨批斗、受排挤，没过什么好日子。但批斗会一散场，该读书还是读书。这是习惯，是本能。工宣队员常警告：“你们还想教书？别做梦了，这辈子甭想了！”但总是心不死，觉得知识份子不读书、不搞研究、不掌握更多知识，那还能干嘛呢？
“现在的知识份子没出息的比例太大，心眼太巧，太机灵，但做人的规范很马虎，市侩化。”陈志华担忧地说。“有人说名利，我看很多人重视的只是利的计算。如果这个名，不能为他带来利，他连名也不要了。”物化的社会，唯利的价值观，消解了知识份子的“本能”。
“傻瓜”太少了。知识份子还能算是精英吗？现在还有没有像伽利略那样的科学家，傻乎乎地跑到斜塔上去扔铁球？更别提布鲁诺了。陈志华回忆起清华的沈有鼎先生。沈先生是和金岳霖齐名的逻辑大家，拿现在的眼光去衡量，绝对是傻瓜。他做学问到了痴迷的地步，生活常不能自理。他的表姐是潘光旦的太太。下雨了，表姐要负责送去胶鞋，因为他不知道换；天晴了，第一时间要把布鞋送去，不然他会一直穿着胶鞋。还要负责管理鞋子里面的脚指甲呢，不然他可能永远不剪。这是比较极端的例子，但那个时候，很多知识份子做学问就是有一股傻劲，有自己的“精神空间”。
在一篇文章里，陈志华提到路易十四的建筑师小孟莎。“个子高高，匀称结实，长着一副最甜迷迷不过的脸蛋，天生的伶俐”，“老是唯唯诺诺，屈从人家的意见，好讨人喜欢”。圣西门公爵说他就是个道地的流氓。他好玩的把戏是把有缺点的图纸上呈皇帝，让路易十四指出，他正好可以高唱无限崇拜的万岁歌。
如果物质无限扩张，精神急剧萎缩，人类就是一个退化的物种，民族将是走向衰弱的民族。
乡土建筑保护，已经有点来不及了。破坏得差不多了。陈志华换了个话题。
“张老三，我问你，你的家乡在哪里？我的家，在山西，过河还有三百里。我问你，在家里，种田还是做生意？拿锄头，耕田地，种的高梁和小米……”有一首歌这么唱。
如果向当今的张老三和王老七们发问，答案将不会如此清晰。大量农村人口外出务工，长年居住在城市，却始终没有被城市承认为居民，没有相应的权利。打工辛苦赚来的钱，可能换来老家一座三层小楼，外墙还未粉刷，内容空空如也，很少家具，没有主人。这是家吗？
中国人现在普遍处在一种无根的状态，没有归属感。不认同故乡、没有故乡的人，怎么会在乎老房子，怎么会对古村落有感情？
我问起老百姓是否重视保护自己的古村落，陈志华表示并不乐观。
与家乡日渐疏离，但在城里，他们也并没有找到家。陈志华指指北窗外。“那儿就是工棚。工棚是很不人道的。贫民窟还好些，住的是家，有生活；工棚住的，只是一堆汉子！”老人家曾几次混进工棚，和工人们聊天做社会调查。夏天，工人们就在马路边睡觉，蚊子虫子什么子都蜂拥而上。他们被称为“体制性光棍”。
两头找不到岸。一到黄金周，尤其是春节，有几亿人南北往返，当中有多少农民工沉重的身影？他们用牙关紧紧咬住的高价黄牛票转化为飘绿的GDP。“谁去想过这些大流动意味着什么？幸福？快活？还是无奈？可怜甚至可恶？”陈志华问。
无家，就没有大家，就没有国家。还能谈什么“爱”呢？
陈志华对中国建筑界评价不高。悦目的建筑还有，赏心的建筑几无。很多建筑师只热衷于拆、建房子，对历史、对文化没有兴趣和感情，更谈不上热爱，目中无“人”。
1949年，在清华读了两年社会学的陈志华去找梁思成、林徽因，要求转到建筑系。梁思成先生高兴地说，太好了，你别以为这两年社会学是白读的。我原来的理想，就是建筑系的学生头两年读人文学科，第三年才开始学建筑。
当时大学一年级的大课，授课老师都是一等大家。逻辑是王宪钧，哲学是金岳霖，社会学是潘光旦。“现在，是助教讲大课。”忽视基础教育，是中国高校的软肋；缺乏人文素养，是中国建筑师的通病，没有大师，只有技师。技师善于玩花活，外立面、型体、材料搞得千奇百怪，但感动人的建筑仍然缺席。
全社会缺乏文化追求，只以发展为硬道理、为时务、为要务，文物建筑被拆、古村被毁就成了大势所趋。南池子、前门大街竟然成了历史街区改造的典范。研究乡土建筑，曾被会上被领导斥为“误人子弟”。在浙江某县谈文物建筑保护，县委书记拉下脸连骂两声：“什么狗屁？”陈志华谈起这些怪事，谈起现在流行的一些口号，深表忧虑。
什么叫打造？有的地方喊打造文化一条街，文化是能打造出来的么？
什么叫夺回历史风貌？历史只有好好保护，失去了就夺不回来的。
什么叫既要保护，又要发展？保护就是保护。这种模棱两可的话，很不科学。
修旧如旧，很多时候成了造假，混淆了历史信息。成都附近有个村子，说要打造古村落，“专家”帮着造假。
一个真正健康的社会，会有人造假吗？
“你说，人类文化的最高峰，是否已经过去了呢？我总觉得是在走下坡路。”老人陷入了忧心忡忡的沉思。
扫厕所的岁月
人类社会从来没有停止过折腾。
1957年，陈志华侥幸躲过了政治风波。
“太奇怪了，突然号召我们提意见。号召还不够，拉着拽着，今天非提三条不可。这和提意见的氛围格格不入呀。”凭着直觉，他守口如瓶，坚决不提任何意见。果然，事情不久就起了变化。他在社会学系的同学几乎都被整成了右派。
三年困难时期，陈志华患了肠胃病，吃不了多少东西，甚至要服用开胃药。这几乎是一种令人哭笑不得的侥幸。在饿死人的年代，他没有饿肚子。每月18斤的粮票竟然用不完，富余的支援给了另一位老师。轰轰烈烈的文革没有让陈志华得以再做漏网之鱼，他因讲授外国建筑史，理所当然地被批判打倒了。吃过他救命粮的老师反戈一击，给陈志华套上“腐蚀、拉拢”的罪名。
先被发配去清扫厕所，后被送进“牛棚”。在人格倍受侮辱时，陈志华曾在枕头下偷偷放了一瓶敌敌畏。然而这瓶敌敌畏终于没有用上，因为他对历史有自己的判断。他不相信这样的革命会长久继续，会七八年来一次。他不能反抗，但可以等待。知识份子求知的本能，驱使他在恶劣的环境中，偷偷地读起了洋书，并开始酝酿写《外国造园艺术》、《外国建筑史》。
工宣队要撤出学校了。欢送会会场外，工宣队副队长和陈志华狭路相逢。这个木工出身，平时少言寡语的副队长，拍拍他的肩：“老陈，整了你八年，你没有检举过一个人！”他冲陈志华翘了翘大拇指。
在以恶为美的年代，仍坚守自己做人的规范。陈志华确实算不上机灵人，对正人君子他有着自己的理解。少年时代，恰逢国难，在浙东山区辗转逃难求学。令他印象很深的一位老师姓叶，是举人出身。每逢日军轰炸机飞过，叶先生并不躲藏，必端正衣冠，指天痛骂。在《一把黑布伞》中，陈志华深情回忆梁思成先生扶掖后辈的大家风范。国际文物建筑保护界的权威费尔顿，一个可敬可亲的英国老头，也在他的笔下活灵活现。
为人类服务
转到乡土建筑研究，对陈志华来说看似偶然，实则自然。虽出生在宁波，但为避战乱，童年少年几乎都奔跑在山野间。读他对那段时期的回忆文章，对乡村生活的热爱洋溢纸面。
原以为经过那么多年折腾的中国农村，应该也被破坏得差不多了。1989年测绘完浙江龙游的一个祠堂，陈志华去邻近的千岛湖游玩。建德县旅游局的叶同宽向他介绍了老家新叶村，陈志华看了以后，大喜过望，觉得村子的布局、结构、内涵，很有意思，可以作为研究课题写本书。后来，在浙江省建设厅工作的学生又推荐了他的老家楠溪江。“看了这么多年古村落，还是当年的楠溪江最美。”陈志华感叹。这一见钟情，让他下了决心：课题非搞不可！
经费哪里来？陈志华冒昧地写信给叶同宽，问能否提供四张往返火车票，对他的老家新叶村做个研究。叶答应了。至今，陈志华还对叶同宽的无私支持心存感激，说没有他，清华的乡土建筑研究不可能开始。
带着三O年代营造学社留下的相机，李秋香带着三名学生开始了第一次。杳无音讯的二十多天后，风尘仆仆的李秋香推开了陈志华家的大门：“成功了！”
成功，总不会一帆风顺。陈志华说起研究过程中的种种艰难，一言难尽。在诸葛村做研究时，陈志华和学生们曾多次被地方官员驱逐、阻挠，他们想不通这些人为何又要量房子，又要看家谱，又问东问西？是不是阶级敌人？有一次，甚至是副市长带队，拎着手铐来赶人。他们也曾夜宿破庙里，与叫化子为邻。
写成了书，哪个出版社愿意出，没钱怎么出？四处碰壁的时候，台北建筑师协会表示愿意协助出版。书印出来了，作者、摄影者却换成了别人，明目张胆地抢劫。总是愿意信任别人的陈志华始料未及。因为没有研究经费，台湾一家出版商伸手相助，却在合同中暗设严苛条款，以小小的钱，买断了他们的所有成果，完成了如意算盘。书迟迟未能在大陆出版。
“他们口口声声保护历史文化，我是真被感动了。有些条款我们有异议，他们说这只是例行手续，我也相信了。”失望的陈志华说：“即使这样，我们咬咬牙，也愿意干！只要能写出书，为中国农村多保留几份档案。我们就当是为人类服务吧！”
他告诉我，当天上午刚刚把《诸葛村》的修改稿送出。
后记
陈志华老先生总是说自己快得老年痴呆了，因为爱忘事。我觉得他在认真地开玩笑。因为每次和他聊，健谈的他基本没有重复的话，而且逻辑严密，也没有嗯嗯啊啊的助词，一如他的文字干净利落。
对叶同宽赞助的四张火车票，陈志华一直没有问，是单位给的钱？还是叶老师自掏腰包？这份感激，他用了二十年的时间为古建筑保护、乡土建筑保护奔走呼号。
他也很谦虚，说自己这辈人是最没学问的，因为大部分时间都蹉跎掉了。青春也许是会蹉跎掉的；但每每读他的文字，总能在绝望中感觉到一丝希望：即使到了最危险的时候，总是还会有填海的精卫。生生不息，代代相承。
博后又及：
作为一本宣扬消费的时尚杂志，也能辟出几寸田地，承载一些沉重的社会话题，我既向潜伏在《时尚先生》的两位朋友致敬，也为他们担心：红旗还能打多久？
总是希望找到一个平衡。时尚，并不只是物质主义、品牌消费，正如品牌也并不等于品味。英文刊名Esquire更中肯。君子，怎么会都是些蜡人般的帅哥，怎么会只关心华衣美食，怎么会没有“精神空间”，怎么会没有丰富多彩的情趣，怎么会没有对社会的些许承担？
愿世间更多Esquir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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