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  缘起

    2004年7月，我们中央民族大学民族系01级民族学与生态学双学位班的12名同学，得到中央民族大学爱知社暑期社会实践项目的资助，在老师的带领下，来到位于四川省美姑县东北部的美姑大风顶国家级自然保护区。以此实践大学三年来的第一次田野梦想，力图寻求一种“文化互为主体性”的体验，从而为自己的人生添加一点学业与情感的筹码。为此，我们背上行囊，备齐了人类学田野所需的一切工具——笔、记事本还有照相机，竖起耳朵、瞪大眼睛，游弋于离住地较近的觉木、龙窝两村，进行了为期十天的美姑大风顶自然保护区族群生计现状调查。

    在《人类学的哲学根源》（The philosophical roots of anthropology）一书中，威廉-亚当斯曾言：最得人类学真趣的是那些做调查而不写报告、读书而不为著述的人。此话颇具诗人气质，人类学的迷人之处也正是这飘然的诗性，但在这个唯物主义凌驾于一切之上的时代里，衡量是非对错的标准总会被冠以“科学”二字，在“科学”主导之下，技术能否转化为生产力便是评判一项工作是否有价值的终极尺度，于是梦想做个诗人只能是一厢情愿，必将沦落于食不果腹的挣扎之中。人既然是社会性的动物，就得在自由主义与集体精神间做个权衡，从而摆正位置、准备下场。因此，在田野归来之后权衡二三，收拾心情而付诸笔端总是在所难免，惟其如此，将田野笔墨转化为“生产力”，才能打造这白纸黑字的祭品敬献于人类学的神坛之上。

二、调查点概况

    美姑大风顶国家级自然保护区位于美姑县内黄矛埂山脉顶峰西北坡的树窝、若哈、龙窝乡境内，介于东经103。5＇～103。20＇，北纬28。36＇～28。45＇之间，属于四川盆地和青藏高原东南缘的间隙地带，在生物学地理位置上处于古北界中亚界青藏区的东南缘，地势由西南向东北倾斜，最高海拔4042米（大风顶主峰），最底海拔1240米。

    1978年，国务院颁发256号文件，批准在四川省凉山彝族自治州美姑县东北部兴建美姑大风顶自然保护区，面积为1.595万公顷，保护对象为大熊猫等珍惜野生动物及其生境。1994年，美姑大风顶自然保护区经国务院批准由省级升格为国家级，保护区管理所更名为保护区管理处，总面积增至5.065万公顷，为原面积3.18倍，其中核心区：3.109万公顷、缓冲区：1.718公顷、实验区：0.237万公顷。①

    本次调查的地点龙窝乡位于此保护区的腹心地带，百姓的生存活动区域成“孤岛”装，环抱于保护区的保护范围之中，其边缘由缓冲区至核心区向外扩展，嵌合在保护区之内。社区内最高海拔3909米，最底海拔1700米，乡政府所在地海拔1920米，距县城84公里，年降水量1600—1800毫米。全乡辖9个村，34个村民小组，共4037人（彝族占98%），其中男性2026名，女性2011名，劳动力957人，自上世纪八十年代初土地承包到户以来，全乡共有承包地6991亩，2001—2004年共退耕还林2200亩。

三、三重压力下的族群生计

    自1998年长江泛滥以来，退耕还林政策已覆盖了西部地区的众多省份，在族群生计上形成了一定的限制性因素，与其他西部地区不同的是，在我们所调查的美姑大风顶自然保护区，这里的族群生计不仅受到了退耕还林政策的影响，更受到了自然保护区政策的限制，以及人口持续的增长和人口流动较少产生了人口压力，所以笔者称之为三重压力下的族群生计。

    在短短十天的调查中，当地人“靠山吃山”的传统生计方式给我们留下了深刻的印象。彝族人千百年来生活于此，虽有现代生产技术传入，但现代技术多以破碎化的形式存在，当地人并未完整地掌握现代化耕作技术，因而粗放型的生产方式一直沿袭未变。

    在我们所调查的觉木、龙窝两村，土地上无一例外的都种植着包谷、洋芋、荞麦、黄豆等一些粮食作物，以及少量四季豆、豌豆等。由于当地人粗放型的生产方式，加之土地贫瘠、日照较少，各种作物的产量都很低，如包谷的产量，每亩地收成较好的能达到八百斤左右，最差的仅能达到二百来斤。不仅如此，由于人口持续增长和封山育林后不允许开垦新的耕地，包谷和豆类常常是混种在本已十分贫瘠的土地上，多种作物在有限的水土资源中相互竞争。这虽是对资源的有效利用，但也是在地少人多的情况下不得已而为之的办法。

    除土地耕作以外，作为副业的畜牧也是当地人的重要生活来源之一，在我们的调查范围内，多数家庭都饲养有猪、鸡、羊等牲畜。牲畜的养殖与土地耕作不同，土地耕作仅需划定一定的耕作区域，进行生产活动。而牲畜养殖所需的生产资源则是不定区域的，比如养羊需要放牧，放牧需要较大的活动范围。当地人以前夏天主要是在高山草场放牧，冬天就在社区周边的山地上。因为保护区建立后高山草场的放牧被禁止了，所以现在不管是夏天还是冬天当地人的放牧都是在社区周边几乎已经被啃光了的山地上。如果想要扩大活动范围，羊群活动所及之处便常常不可避免地要涉足到保护区的保护范围之中。又如养猪，猪虽养在房前屋后的猪圈，而猪草则需上山采摘，人为猪的生存也为自己，活动区域与保护区规划相冲突。

    千百年来，彝族人的起居饮食都围绕着火塘展开，火塘已成为彝族人家庭生活的核心。既然要烧火，薪材便是日用的必须品之一。在调查中我们发现，几乎每家人家的房前屋后都堆放着大量木材。细问才知，这些木材都是前些年可以伐木时采集的。因为封山育林后不允许伐木了，所以舍不得烧掉，一直堆放到现在。如今薪材的来源主要是上山捡自然脱落的树枝，夏天用量较少，每家一天需要100斤左右，冬天用量较多，每家一天需要500斤左右。此种能源利用方式已经具有相当的不适应性，因为单靠捡树枝，薪材的供给十分不足，所以当地人还需向外购买一些煤炭以补充能源需求。而购买煤炭需要一定的现金收入，对于大多数自给自足的普通百姓来说，这是一笔不小的开支。

    除煤炭需求需要一定的现金以外，每家每户在生产生活中都有一些必须的开支。例如用电、化肥、饲料、杀虫剂、烟酒、盐、香皂、洗衣粉等花费，每家每月至少要花两百多块钱。这些钱从何而来？在调查中我们发现，当地人每年四五月份都会上山找药材。主要是找虫草、天麻、当归，以及到邻近的马边县去打笋子。找到的药材和笋子会有外地人来收购，变卖这些药材和笋子就是当地人最主要甚至对多数人来说唯一的收入。而虫草、天麻等药材多数都生长在深山密林中，在保护区的保护范围内，因而这项仅有的现金收入来源再次与保护区规划相冲突。

    当地的族群生计除受到保护区规划的限制以外，某些村落还受到了退耕还林政策的影响。在觉木村三组，多数人家都有退耕还林地。当地人向我们反映，退耕地虽有每亩20元和200斤粮食的补足，但这些补足国家只发放8年，8年之后就不再续发，到时吃饭的问题将遇到困难。

    由上可知，当地人的生计受到自然保护区的建立和退耕还林政策的双重限制，以及人口持续的增长和人口流动较少产生了人口压力。据我国政府划定的贫困标准，恩格尔系数高于60%的地区属于贫困地区。由此看来，美姑大风顶自然保护区内的族群生计已在此线之下，当地人的生存问题亟需解决。

四、当地人的生存困境——百姓生存与国家意志两者间的矛盾

    如前所述，当地百姓的生存活动区域成“孤岛”装，环抱于保护区的保护范围之中，其边缘由缓冲区至核心区向外扩展，嵌合在保护区之内。保护区划定的生态保护范围将居于其中的人活活包围，族群活动在原则上只能停留于生活区之中。制度与人事虽不是一丘之貉，但保护区制度的建立显然是国家意志的体现。如今生态保护确是已迫在眉睫，但在生态保护的保护主体和保护对象的区分上某些保护工作者存在一定的认识误区。

    在调查中我们发现，地方政府以及相关的生态保护工作者无意识地，甚至是荣格所谓的“集体无意识”地将当地百姓视为破坏生态的“罪魁祸首”。一位官员指着图纸对我们说：“现在保护大风顶的最好办法就是把中间这块全部拿走，我们就好管理了！”。所谓的“中间那一块”就是被缓冲区环抱的族群活动区域。当时的我们身处人类学者都要经历的政治过程中（奈杰尔-巴利语），便陪了一个笑脸，但等我们到达实地后，就觉得陪的那张笑脸有些汗颜了。因为这时的我们面对的不是图纸，而是一张张有血有肉的面孔、一群群世代居住于此的彝族人。他们千百年来生活于此，靠传统生计方式活于今天。如果他们真是破坏生态的“罪魁祸首”，显然等不到现在当地的生态环境早已面目全非了，如果他们不是“罪魁祸首”，那造成现代意义上的生态受损则另有其因。

    先说主体与对象的问题。从生态人类学的基本视角出发，我们可以看到，非工业的传统文化与其生境都是休戚相关、互为因果、并且相互适应的。基于此，治疗生态受损的解药显然离不开民族文化的保护。如何保护？是先将它“涂脂抹粉”，然后装进“博物馆”？还是将它“放归山野”，活于其中，乐得其所？答案当然是后者！文化若脱离其载体，必将落入虚空的躯壳之中，犹如无鱼之水，死气沉沉。惟有将文化播种于其生长的土壤之上，浇水施肥，精心耕耘，它才能生生不息，充满活力，活力之余才是文化与其生境的相互适应。也就是说，我们应当充分尊重当地人的主体地位，他们不仅是文化保护的对象，更应是保护生态的主体。因为只有当地人在生态保护中充分发挥自己的主体性才能维系文化与其生境的和谐均衡，不然则是作为“警察”的主流文化永远盯着那些无饭可吃的“小偷”，看他们什么时候下手。英国工业化的早期曾出现过“羊吃人”的圈地运动，如果今天的我们只一味的寻求生态保护，而不顾当地人的生存问题，那就会上演另一出“林吃人”的丑剧。因此，重塑当地人的主体地位和建立当地人有参与权的生态保护制度势在必行。

    再说生态受损的肇因问题。从世界体系理论的视角出发，我们可以看到，自1500年前后全球化肇始以来，所有的文化现象都不是孤立存在的，而是彼此嵌合在一个更大的文化体系之中的。因此造成大风顶生态受损的原因并不能简单地归结为当地人盲目的毁林开荒，而应注意当地人“毁林开荒”背后的经济流动。从当地人口里得知，大风顶在前些年素有“小香港”之称，往来于此的木材老板络绎不绝，公路上运送木材的车辆川流不息。大风顶地区的林木资源被大量砍伐后便源源不断的流入汉族地区，以支持国家建设。东部地区在长期的经济建设中以低价买进大风顶地区的木材，在物流环节中层层获利，大风顶实际上间接地支持了东部地区的经济发展。因此，造成大风顶生态受损的原因是国家建设需要所致，而不是民族文化与其生境存在扞格。基于此，既然大风顶的族群在国家建设中有所贡献，如今生态保护的前提就应该把当地人的吃饭问题以及民族文化的传承问题作为首要解决的对象，并以一个赎罪者而不是训教者的姿态出现在当地人面前，在此之上，民族文化的保护与生态环境的保护才能兼而有之，且并行不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