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78年，我5岁，我爸爸买了院子里第一台电视机，飞跃牌的，12寸黑白电视机，邻居来串门的频率和离开时满地瓜子皮儿的面积呈正比突飞猛进。那一年，除了“小喇叭”之外，我们全院的孩子都在“小飞跃”里学会了唱《我们的生活充满阳光》，而且隐约知道我们伟大的祖国开始改革了，开放了。

1979年，我爸爸给电视机加上了一层彩色薄膜，飞跃12寸摇身一变成了小彩电，《妹妹找歌泪花流》、《雁南飞》、《泉水叮咚》等一连串的电影歌曲开始通过那红绿蓝三种颜色的薄膜串起我幼儿园时代最后的记忆。

80年代来了，邻居的海外亲戚带来的三洋砖头录音机不时传出《军港之夜》，让我对苏小明阿姨的歌声充满无限遐想，并常常在写作业时摇头晃脑：军港的夜啊静悄悄，海浪把战舰轻轻的摇……我爸爸一怒之下说不许唱这些小调！但没过几天，我们家就买了个当时最大的组合式录音机——长江牌单卡四喇叭收录机，居然带四条钢筋腿，像变形金刚一般矗立在我家一进门的位置，《请到天涯海角来》、《在希望的田野上》终日唱的山响，从此，我们家又开始客如轮转。

1984年，赵忠祥老师开始主持春节联欢晚会，而《十五的月亮》、《我的中国心》、《回娘家》、《难忘今宵》、《敢问路在何方》开始随着当时最重要的电视传播平台伴随着赵老师磁性的声音一起家喻户晓。也是那一年，我听到来自深圳的周峰演唱的《夜色阑珊》，他唱歌跟别人有很大不同，就像在你耳边说话，很好听，后来很多人把这种唱法定义为通俗唱法。我从那首歌里第一次知道深圳特区是我们国家改革开放的南风窗，那时，很多人为能够戴上一块从深圳捎来的黑胶电子表而沾沾自喜。

上中学后，我找到了新的课外读物——手抄歌本，全班同学人手一本甚至更多，一旦谁有了新歌就会整班传阅并学唱，《我热恋的故乡》、《信天游》、《黄土高坡》、《一无所有》，这些“西北风”歌曲掀起了全校男同学故意大嗓门说话、哑着嗓子唱歌的风潮，后来有些人真的下海开了羊肉泡馍馆，成为先富起来的一部分人。

1986年，有一首歌几乎是一夜之间被人们所传唱，头天晚上电视里播出一台晚会，具体内容记不清楚了，但那首主题歌在第二天就成为同学们最热门的话题“噢……一年又一年，噢，我们期待明天……后面是啥词来着？”那首歌叫《让世界充满爱》，作者郭峰做梦也想不到，当时为世界和平年谱写的歌曲在22年后依然会成为中国最热门的旋律。

1988年的很多个晚上，所有的电视频道都被两部电视剧占领，一、三、五播《雪城》，二、四、六播《便衣警察》，正好这两部电视剧的主题歌都是由一个歌手演唱的，而刘欢、《少年壮志不言愁》、《心中的太阳》成为那一年被人津津乐道的的关键词。后来被人尊称为“欢哥”的刘欢尝到了影视剧歌曲的甜头，连续演唱了《北京人在纽约》、《过把瘾》、《胡雪岩》、《水浒传》、《山不转水转》《辘轳、女人、井》等电视剧的主题歌。 20年之后，刘欢作为不可替代的的中国首席流行男歌手演唱了北京奥运会主题歌《我和你》。

那时，很多爱唱歌的年轻人跟我一样，经常想一个问题：“为啥我成不了歌星？为啥我不是谷建芬的学生？”歌星，是当年人们对电视里可望不可即的偶像的代称。谷建芬不仅写出了《年轻的朋友来相会》、《歌声与微笑》、《绿叶对根的情意》、《思念》、《烛光里的妈妈》、《今天是你的生日，中国》等脍炙人口的作品，她在北京开设的“谷建芬声乐培训中心”也被誉为是中国流行音乐的“黄埔军校”，从那里走出的毛阿敏、孙楠、成方圆、那英、解晓东、范琳琳等都成为后来流行音乐最热门的歌星。

90年代被称为流行音乐最好的年代，我和我的同学们也都长大了。大家抛开歌本，开始组建乐队。当时女同学大多喜欢毛宁、林依轮、高林生、戴军等岭南派歌手，说人家唱的才是情歌，看，多帅多温柔啊！而男同学大多对此避之不及，因为他们的偶像是崔健、黑豹、唐朝、零点、指南针、郑钧等特类货色，所以胡同里的年轻人纷纷把头发留长或干脆剃光，因为这标志着自己是不是够摇滚，是不是够叛逆。

校园民谣的盛行救活了一大批吉他厂家，当时谁能够手持一把红棉吉他就相当于在80年代宣称：我是诗人！由高晓松们制造的白衣飘飘的年代一直延续到今天，老狼、叶蓓、朴树、丁薇、郁冬、水木年华等人也穿着洗得发白的牛仔裤步入青春无悔的新世纪，并且试图告诉我们，象牙塔没有停留在校园中，没有停留在六弦琴上，只要你还能够保持当初的理想并且行走在路上，校园民谣就在你的心里。

就在这时，大街上原本鳞次栉比的磁带店慢慢少了，镭射唱片也就是CD开始进入我们的音乐生活，唱片时代来了。

春节晚会虽然渐渐风光不再，但那时每天早晨的《东方时空》播出的歌曲还是流行音乐的风向标，《红旗飘飘》、《星光灿烂》、《笑脸》、《女孩与四重奏》、《恋恋风尘》、《我的1997》、《大中国》、《懂你》等歌曲都会成为当时年轻人最爱讨论的话题，如果你在大街上戴着耳机边骑车边唱“常常的想，现在的你”，后面马上就会有人跟着唱“就在我身边露出笑脸”。

改革开放的步伐越来越大，《春天的故事》、《走进新时代》也从深圳唱响。在经济体制改革的大背景下，音像制作开始成为一种行业，他们逐渐摆脱了单一的国营计划经济的模式，开始多元化发展。魔岩、大地、红星等海外投资公司，正大、新星座等中外合资公司，还有麦田、星碟、银碟等国内的私营企业纷纷开始制作音乐，包装艺人，他们完成母带的制作后，再交由国营音像公司出版发行。在当时，多家公司联合制作出版成为音像行业中非常普遍的现象，流行音乐慢慢从走穴演出转向充满希望的版权收费，很多创作音乐的人都开始庆幸自己选对了职业，因为仅仅靠版权的良性循环，就能让自己成为一个看上去生活不错的艺术家。由窦唯、何勇、张楚等人组成的魔岩三杰，朴树、叶蓓、尹吾等人组成的红白蓝系列，田震、许巍、麦田守望者、小柯、天堂乐队等人组成的红星系列推出的唱片风靡一时，唱片时代的从业者们在90年代辛辛苦苦的创造了流行音乐的辉煌。

但这个辉煌并不代表永远，因为盗版很快出现了，它对流行音乐健康发展的影响虽然难以估量，但还不是最致命的，因为当很多盗版商在把音乐人逼得放弃音乐继而自己摇身一变转做正版的时候，他们忽然发现，不仅仅是正版，现在居然连盗版也卖不动了，因为互联网时代来临了。新技术的革命让歌唱的权利不仅仅局限在唱片公司老板和电视晚会导演手里，老百姓可以在互联网任意上传自己创作的作品，而消费者连盗版都懒得买了，直接免费下载，如果时间允许，他们每天可以听到的新歌比见到的汽车都多。而那些流行音乐的听众们，从之前缺乏选择而让每一张唱片都显得弥足珍贵，转为面对互联网上泥沙俱下的海量作品因为选择太多而无从选择。

进入21世纪，每个人都可能拥有一个自己的耳机，每个人都可能做自己的DJ，每个人都可能进入到聆听音乐的个性化时代。但我想请问各位：为什么你们的ipod内存越来越大，而你的欣喜却越来越少？最终获得保留的为什么还是那些老歌？

这是一个问题，但这个问题肯定不是新技术可以解决的。

2008年，我35岁，为南方最好的音乐广播服务已经6年了。小飞跃早就升级为液晶显示屏，四条腿的大长江也升级到Hi Fi高保真音响，但我却越来越少使用它们了。看着家里满墙的的唱片，我经常会不知所措，因为我知道照进现实的不一定都是梦想。

我的流行音乐30年，就在那面洒满阳光的唱片墙里若隐若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