披着大号狼皮的老黄牛

关于民主制度下，政治、社会、经济对于规划的含义，历来有着不同的观点和争论，有三个潜在的问题：
什么样的行为需要或者从规划中受益？
什么样的社会机制，应该在没有监督制约或者特意设立的动机下，相互关联、同时的运作？
不同层次的政府，应该对什么样的行为、在何种程度上进行规划的制定？
这种争论是有价值的，，因其能够进一步弄清目标与手段的分类，但这并不意味着在当今社会里不需要规划的存在，或者暗示人类生活在没有某种形式的规划的情况下可以存在。

当今社会有两个重要的变化，需要进行评估：
1. 即时的（instantaneous）大众沟通媒介（mass media of communication）的爆炸性增长，人们被系于私人与公共的沟通网络之中；政府官员日渐倾向于直接代表公众的利益，而不是像立国时期所设想的那种具有一定独立性的代表（independently representative，即代议制），这有可能导致直接选举体系的产生；
2. 普通选民对于大多数政治决策考虑中的复杂性的理解，变得日益困难和不可能，因为工业社会变得越来越复杂和区分化（compartmentalized）；通常选民和立法者都不知道一个决策是如何影响其他行为的。

有组织的规划的一个技术功能是，保持对趋势和特定发展的综合分析，预计不可避免的变化的效应，并允许预防性的、改善性的行动。
虽然综合规划能够为有效率的政府提供所需的分析参考，但在任何行动被执行之前，它是无效的。决定权在政府建立的政治决策机制中被确定了，政策制定者可能完全不同意规划分析，或主观的拒绝它。但通过为他们提供可信赖的信息和分析，规划可以有助于产生更好的决策。

知识的扩展和区分化，导致了综合规划分析，今天，高度专门化的知识是规划有机体时所必须的，决策所涉及的方面也是众多的，如立法技术、复杂工程解决方案的有效性、计算机程序数学公式的正确性、或者发现潜藏权力结构中的行为模式等等，决策者需要每一方面的专家提供必要的信息和判断。

在技术高度发达的社会中，有机体（个人、团体、城市、社会）由于人类行为越来越专门化、相互沟通越来越有效，而变得越来越无法自足。因而，如果缺乏有组织的规划，现代城市活动和机构将无法存在。

当今社会的技术复杂、经济敏感、功能区分的趋向，显示了综合规划必须对政府产生影响。“危机管理（government by crisis）”的政府已经不再具有可实施性了，单纯的反应会比规划产生更多的浪费、混乱、失效。

政府的终极责任是考虑公众福利，而综合规划（对于行动、行为、状况的分析表达）将会有助于政府决策制定。这种有关过去、现状、趋势的信息与分析、以及有机体主要组成部分互动的陈述，将能够在众多不同决策选择的可能效果中更加准确的进行决策选择。
这种分析机制被称为“制度心智（institutional mind）”，“第四种力量（fourth power）”或者政府的第四个分支（其效力等同于其他三个传统的分支，即，行政、立法、司法）。

这种制度心智并没有在美国的任何政府内建立起来，但却在私人企业中发展了起来。虽然公司执行官根据经验做出了许多决策（通常是由于时间的紧迫性），但仍然有许多最重要的决策需要经过仔细考虑和准备的调查、技术研究。

在许多商业组织中，建立了负责公司规划（corporate planning）的单元部门，并在对企业的发展指向方面起到了重要的作用。这种规划不是通过下级单位完成的，而是首席执行官办公室职能的一部分，就像综合规划是由市政府的最高民选官员或立法机构负责一样。
公司规划的负责人为首席执行官提供制定决策所需的商业背景信息与分析，通常包括：当前的、或者未来的运行数据预测，对于不同时期的预测，与公司未来规划有关的经济、政治、社会、以及其它方面的分析。
公司规划通常针对下一预算年度和其后的一年，这共同构成了短期运作规划（short-range operating plan），同时还包括一个之后五年的中期规划，另有一些商业元素可能需要预测得更远。



在军事行为中，规划甚至更为重要，但本质上来看与其它领域的规划并没有什么不同。并且产生了一些得到了广泛应用的概念与程序方法：参谋与线形组织（staff and line organization），通过遥感（remote sensing）搜集信息，通过运作研究团队来进行分析，系统方法，规划、计划、预算的过程，成本有效性评估（cost-effective evaluation）。

对于规划的发展与运用最具推动作用的力量，可能来自于国家需求、世界范围的问题、全球危机。如，一个国家的土地使用、水资源保护、空气污染控制、交通规划，全球性的臭氧层破坏防治、海洋杀虫剂污染防治等国际间规划（international planning），等等。唯一现实的希望就在于深思熟虑的预先考虑、规划、预防性行动。

但这一切并不是说规划是一种万能药，规划只是人类心智与精神的产物，只有通过人类的行动才能是切实可行的。
从根本上来说，规划是一个理性的过程：谨慎的（deliberated），诱导性的（inductive），分析的，本质上深思熟虑的。
规划需要保持对环境的敏感（environmental acuity）、个人的自愿自发（personal willingness），来认识需求与问题，来联系原因与结果，来形成目标，并理解当前的、计划的行动所可能产生的未来结果。
规划意味着一种情感的成熟（emotional maturity），能够接受对现在（需求）的抑制（accept present restraints），以在未来的某个时候得到预期的收益。
另外，规划行为还需要：深思熟虑的、有效的组织，无须立刻使用、但可以留在未来使用的人力和物质资源的储备，最低限度的相关信息，以及高超的分析能力。

虽然规划可以被适当的归类为理性的过程，但情感因素也同样牵涉其中，因为规划是有关人类的概念，并通过人类行动而运作。
技术专家、职业规划师根据决策制定者所建立的目标和一般指示来形成规划，与受到理性的影响一样，他们不可避免的受到自身情感的影响。
由于制订出来的规划对于其构思者来说，具有独创性而使之感到满足，因而规划的制定本身有时候会被认为是一种充分的成就，虽然这些规划如果不能够得到实现，就不能算是有用的。
而在民主社会里，大多数规划还受制于相关个人、特定利益集团的情感反应。
因此，任何认为规划只能是理性的观点，是一种错误的概念。

如果人们是一贯理性的，如果他们的欲望是清晰而持续的，如果他们的情感因素总是指向最适宜的集体目标，那么，有组织的规划将会使社会成就最大化。但实际上，不仅人类的行为中混合了非理性的情感动机，而且人们通常并没有意识到，那些不确定的、不相关的感觉在多大程度上影响着自身理性思考（人们往往相信这种理性是纯粹的）。

有时，规划计划可能需要被一些没有任何理性联系的态度和问题所确认，人们将这些态度和问题看得很重，并在其中加入了强烈的情感。与经常在人类事务中所发生的情况一样，这种计划或问题成为了表达被压抑感觉的载体，这种感觉与其载体并没有逻辑上的联系。
这是某些人的惯常取向，在某些特定的环境里也是大多数人的反应。

规划如果不考虑情感因素及其效果，可能会产生意料之外的、不想得到的结果，规划可能会因为这种致命的忽略而被彻底的否决。
情感需求和态度，信仰、风俗（customs）、符号象征（symbol）、以及其他一些个人和社会心理的元素，与理性的思维和过程一样，都是重要的规划考虑因素。

任何认为大多数文化基本上是相同的、或者同样的规划可以适应不同文化体系的隐含假设，其结果通常是失败的，并造成财力的浪费、意想不到的社会混乱、以及丧失改善和帮助的机会。
今天，人们已经认识到，可以通过大众沟通媒介来影响某个社会的反应、情感态度、以及心智。

由于情感、行为因素是无形的，并且经常变化，因而它们比可以准确测度的物质-空间行为和设施更加难以计算、难以融入一个定量的规划。
严格的定量陈述、可观察科学事实的确切后果，可能只适用于综合规划中那些需要准确性的因素。
因为必要的考虑视角、以及其中包含的许多变量和无形因素，我们无法由现有的知识发展出对于社会经济、政治、心理行为的系统理解。

今天规划的主要问题，产生于这样的事实，即，人类集体行为的成熟度，无法跟上科学技术进步的发展脚步。人们无法充分的合作，或是不能选择支持有组织的预先考虑，后者不仅是可能的而且对许多技术体系的有效运作来说是必要的。这从国际视野来看更是如此，正是情感态度妨碍了诸如避免核战争、全球污染等问题的有效规划。

多年来，产生了大量关于人口、地理状况、经济、工程、物质和社会科学、以及与规划有关的其他学科领域的研究。事实上，所有的知识都与综合规划有关，至少从某种间接、宏观（remote）的角度来看是这样的。
但规划研究并没有超越最初的描述性阶段（initial descriptive stage）而取得进步，对于综合规划的普遍过程和原则的研究，从本质上来说只是刚刚开始。有关信息分析程序方法的研究，以及在为商业、政府、或军事部门准备、维护和修订规划中所使用的共同方法的研究，仍然很少。

普遍的理论和原则，是任何一个领域知识所隐含的或固有的，它们澄清、定义了学科思想的基本特征，突出了在其应用中必须考虑的元素，并显示了基础和应用研究、教育改善、操作应用、职业实践中最重要的部分。

综合规划虽然是人类事务中的基本方面，但其理论与原则仍未形成。虽然规划应用的特定形式，由于有机体的本质、状况、环境条件、所选目标的不同而多种多样，但是综合规划的过程基本上是一致的。正是这种具有共同特征的过程，为规划的普遍理论和原则提供了基础。
人们应该增加综合规划建设性的形成人类事务的能力，并应用“定量法则（quantitative laws）”、“演绎或者自明的结论（deductive or axiomatic conclusions）”，来使其变得更加严格和准确。
最终，它还应该通过提供更加成功的指导人类行为的方式，来有益于社会。

Part 4  规划规则与人类行为
通过本书的探讨可以清晰地看到，规划是一种基本的指导性力量，自然演进的固有方面，是生活的事实，人类行为的关键因素，其存在是无法回避和拒绝的。

虽然规划经常被人们有意无意的忽视，但这无法改变这样一个事实，即，无论其是否被确认和引导成为一种有意识的努力，规划在人们的行动和事务中是以某种形式经常性的存在着的。
我们迟早必须从思想上、操作上关注这种过程，这是我们日常生活的一部分，也是所有类型的社会组织的必备部分，这对于人类的前景来说是至关重要的。如果没有深思熟虑的预先考虑，个人和集体的目标将无法被执行、实现。
人类知识与技术成就的进步，将文明社会变成一个日渐复杂的、相互依赖的运作体系，没有综合规划的帮助，这个体系将无法实现其功能。

人类本质和行为，在是否通过规划在现有自然条件下来尽力改进个人和文明社会的前景的这个过程中，是一个关键因素。
情感特征（emotional characteristics），对于我们过去的生存和发展历来说是关键性的，支配着现实的、理性的思想，而后者是当今和未来世界所需要的主要指导性力量。
我们在过去的历史中形成的本能（instincts），有利于人类种族的生存，并且形成了我们今天的反应与行动。
情感误解与过度反应（emotional misinterpretation and overreaction），时常影响我们对于现状和事件的反应。我们的本能、特性、天生的倾向，使我们的理性反应和行动变得更加困难。
为了克服这种困难，我们必须服从一种动物的自私和谋利倾向（primate selfishness and acquisitiveness），后者将那些毫无关联的事物与我们对个人安全与生存的天生感觉联系了起来。
我们必须为自己对未知、不熟悉事物的天生恐惧而付出代价，如，当我们感受到或想象到威胁和危险时的“逃避或抗拒”反应，我们对于死亡的恐惧，我们对于不朽或者超凡的渴望。我们倾向于变相的偏见、嫉妒、被抑制的欲望、家族和种族的联合。
所有这些直觉反应影响着我们的思想、结论和行动。

通过本书的讨论，我们试图正视这些打乱我们反应、行动和社会行为的误解，如：我们进行一种充满希望的、安慰性的、但却是不现实的思考；相信错误行为的简单借口；喜欢熟知的，怀疑不熟悉的，不喜欢成为异类或少数派；相对于语言，更加本能的接受、信任数字；等等。

面对着当今世界的诸多问题，未来会怎样？人类能够、愿意改变这种毁灭性的趋势吗？愿意在新知识、科学发现、技术成就的支持下，尽力的进行规划，以达到个人和社会成功的生存、美好前景吗？
当我们无法估计人类可能的成功或失败时，那就说明我们正处在一个进化的时代和潮流中。只有在百年之后，当人们回顾在这个特殊的、关键的人类发展阶段中自身的行为及其后果时，才会判断出人类所走的道路是建设性的还是毁灭性的。而在20c末的现在，这种机率看上去是均等的。

如果我们能够调整自己的道德，调整自己生活中的自我中心意识，建立起一种代议制度和政府，后者能够并愿意积极行动的，重视目前正在发生和将要到来的空前的进化、环境发展，那么，作为个人和社会的人类的生存和繁荣几率将会得到改善。

指导原则上的变化，需要我们个人道德与集体行为的改变。功能上的自利（functional selfishness），过去是我们进化、生存，今天则必须被社会责任所平衡，后者使得人类社会在一个人类注意力、目标、行为相互关联的世界里成功的运行。

我们的个人伦理、建设行为的法则、法律支持系统，必须从态度上、操作上坚持实行人类的协作，积极关注普遍的公共利益，提供新方法来减少社会冲突、公共资源的不当使用。

规划在人类进化的历史中是一个固有的元素，它对于我们的成功未来是一种指导性过程，其功能是实施人类社会的最高利益：个人、人的集合、社会的生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