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usan S. Fainstein. New Directions in Planning Theory. Urban Affairs Review, 2000[04]

检视了三种规划理论方法：沟通模式（有时也称为合作模式，强调规划师在不同利益人之间进行调和的作用）、新都市主义（常被标以新传统主义neotraditionalism，描绘了一个令人愉悦的、经过规划的物质城市）、公正城市（just-city，起源于政治经济学传统，提出了一个基于公正的空间关系模式），不同类型间的差异反映了关注规划过程与强调适宜结果之间的一种持续紧张，作者支持对公正城市模式、以及其隐含的政治经济分析模式的修正形式的持续使用；

在过去的十年里，规划学科对于理论的探讨经历了一次复兴；
受到后现代主义者的文化批判、哲学思想从逻辑实证主义转向对伦理和公共政策的实质性关注的鼓舞，规划理论家们重新构建了讨论的方法和计划，来调整问题的论述和包容性；
1970s和1980s，实证主义科学分析的倡导者们，与唯物主义政治经济学的倡导者们进行了辩争，虽然这种对抗仍在继续，但其他问题已经开始界定规划理论的前沿，如，当代关于哈贝马斯沟通理性有效性的争论，物质设计在社会产出方面的效果，后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方法对更加复杂的社会结构、社会受益的研究潜力；
虽然沟通理论、政治经济学理论在学术期刊和著作中已经为公众所知，但关于物质设计的规划思想仍然通过大众媒介抓住了公众的注意力；
基于对当代城市增长、蔓延的广泛不满，新都市主义在紧缩（compact）、异类（heterogeneous）城市的视角上，采取了一种基于产出（outcome-based）的规划观；

有意识的在全球资本主义政治经济语境中，达到对人类生活质量广泛改进的可能性是什么？以这个问题为标准，讨论上述三个规划理论方法；

这三种理论类型划分，并不是详尽的，如还有传统的理性模式、渐进主义、Corbusier的现代主义，没有一种理论类型是完全排外的，每一个都包含了其他类型的一些元素，而有些理论家不能简单地归为某种类型；

规划过程观、规划结果观，都并没有完全的占居主导地位，都影响了实践的不同方面；

理性模式代表了一种完全基于过程的方法，很少考虑政治冲突或地域的特殊性，如Beauregard（1987）所说，它既不主观也不客观，忽视了机构（执行规划，努力的目标不同）的本质，自从1960s以来，结合了席卷社会科学领域的、对科学方法的信仰，为规划行为提供了一种超理论（metatheory），在规划实践领域内，它主要用于预测影响、计划评估，但同时，就在理论家对其的态度不停摇摆时，规划实践者们从事着区划、环境规制的发展，持反理论（atheoretical）的、物质成果导向（physical outcome-oriented）的态度，这种物质规划以城市更新、低密度开发、空间与功能的种族隔离等形式，影响着大都市地区；

虽然其占居主导地位，但遭到了强有力的批判，反对者通常采纳了政治经济学的分析方法，批判那些规划的受益者，并伴随着一些社会运动，如防止低收入城市居民的移置、建设可负担住房、阻止资本流出衰落的城市，以及改善种族、人种、性别弱势群体的状况；

最近的理论动向显示了一种对早先主流思想模式和基本事件的反应：沟通模式是应对于强加的自上而下的规划（使用启蒙的论述方式，由专家制定，设置了一种单一的公共利益，并通过理性模式的应用来达成）；新都市主义是对市场驱动的开发（破坏社区的空间基础）的反制；公正城市是对由资本主义所造成的社会与空间不公正的反应；
三者都对理性模式进行批评，都怀疑科学方法对城市问题的可应用性，都拒绝将科学证明作为自己所依赖的原则，不管三者间有何区别，他们都是后实证主义的。

沟通模式
沟通模式利用了两种哲学方法——美国实用主义（从John Dewey和Richard Rorty的思想发展而来）、沟通理性理论（产生于Juegen Habermas的思想），这两种标准的方法论存在着一些差异；

新实用主义趋向于经验主义，其范本寻求规划最佳实践的例子（将其普遍化）：
实用主义分析的一个重要问题是，实践者如何构建自由空间，使得民主规划能够被制度化，这种理念…用以揭示那些具有竞争力的、民主的规划案例，然后探寻实践者的组成、谁来完成、他们采取那些行动来使其发生、那些类型的制度条件能够帮助或阻碍他们的努力（Hoch, 1996）。
沟通理性则起源于一种抽象的主张，根据Healey（1996）的论述：
沟通的理性概念…替代了自觉（self-conscious）、自治（autonomous）主体，后者实用逻辑原则，科学的形成经验知识，以指导行动。这种新推理论证概念是通过主体间（intersubjective）的相互理解努力而达到的，这就重新将规划实践聚焦于使得目标能够通过相互沟通而发现。

两者是从不同的哲学传统中产生的：Dewey的著作源自英国的现实主义（realism）、经验主义（empiricism）传统，而Habermas的方法可追溯到黑格尔的理想主义（Hegelian idealism）、马克思的批判分析（Marxist critical analysis）、以及后来Wittgenstein的语言学研究；
但当二者用于为规划师行动提供指引时，就汇聚成一了，这种指引是Daniel Burnham“不做小规划”警告的对立面，是一度想要包含规划崇高目标的抱负；

在沟通理论中，规划师的主要功能是聆听人们的故事，在不同观点间形成共识，是经验的学习者，至多是为参与者提供信息并对汇聚点（共识）保持敏感，而不是技术专家式的领导；而这种领导并不坚持于将相关利益者聚集在一起商讨某个特定的规划内容，而是使人们同意，并保证无论出于何种社会经济层面的参与者都有其参与的位置，没有哪一个团体的利益占据主导；
Judith Innes（1998）认为，规划师大多数时间所做的是谈话与互动，而这种“谈话”就是一种实践的、沟通行为；他（1995）主张，沟通模式（主张规划师作为不同利益者间的谈判者、调解者）已经被广泛的接受了，以至于形成了规划理论的新范式；Healey（1997）总结了这种理论转变，认为其包含以下侧重点：
1. 所有的知识形式都是社会构建的；
2. 知识与推理论证可以有许多不同的形式，包括讲述故事（storytelling）、主观陈述（subjective statement）；
3. 个人通过社会互动（social interaction）来发展各自的观点；
4. 人们拥有多元的利益和期望，包括社会的、象征性的、物质的；
5. 公共政策需要通过不同的来源，利用并形成范围广泛的可用知识和推理论证。

理论与实践差异
在将规划从精英主义趋势中解救出来的努力中，沟通规划理论遇到了困难，该模式不应该因其开放、多元的理念而被挑剔，其弱点存在于一种趋势中，即，取代分析的道德训条（substitute moral exhortation for analysis）；
虽然其基础（Habermas）是批判性理论，一旦沟通理论家们远离了批判，提出一种行动守则，那么他们的思想就失去了边界；
Habermas将理想演说情况（ideal speech situation）定位为一种评判标准，通过后者记录存在于大多数互动中的失真（distortion），这样，它就提供了一种启蒙的媒介（vehicle for demystification）；
但是，当替代的理想演说变成规划的目标时，争论将会变得说教化（moralistic），其提出者看上去会忘记经济社会力量（产生地方社会冲突，并由权力所主导）；
有个假设，即，只有当人们讲道理（reasonable）时，深层的结构性冲突将会消失；
虽然许多不同意见可以通过协商来改进，但替代的持续性问题（作为现代化的结果）、以及确定建设可能会削弱选民支持的不必要设施，后两者很少受到决心的影响；
即使当相对弱势的群体可以在个案中成功（通常在规划协商中，是由于威胁的结果，而非简单的承认他们的观点），他们仍然受到系统偏见的困扰，并通常以贫乏而结束，只是象征性的受益；

沟通理论家们将规划师的作用作为讨论的中心要素，规划师工作的语境、规划的结果，都逐渐从视线中消失；
与理性模式不同，沟通理论家发现了一个主题，但缺乏一个目标；
在法律理论中，分析的目标是法律体系与社会之间的关系，医学理论关注的是人类的身体，而沟通规划理论的关注核心是规划师；
沟通规划师通常所问的是规划师应该如何做的问题，而不是将对城市和区域做什么的问题，前者的答案是规划师应该是好的（即，说真话、不要因为自己的判断而爱出风头），就像他们所批判的技术专家论者，他们也同样相信规划师在无私的道德方面，具有一种特殊的要求：
规划师必须例行公事的、实践的、政治的对适宜可能的未来进行讨论…他们可以是真诚但被猜疑的（sincere but mistrusted），严格但不被欣赏的（rigorous but unappreciated），可靠但被愤恨的（reassuring yet resented）。他们意图提供帮助，却可能会造成依赖，意图表示良好的信念，却可能唤起不现实的期望，并产生灾难性的后果；
但这些问题很难避免，当规划师认清了其行动的实践性、沟通性本质时，他们能够设计出避免这些问题的战略，并同时改善他们的实践。（Forester, 1989）

当前，沟通规划理论家趋向于避免对规划、政治、城市发展间的关系进行广泛的检视，许多规划理论方面的最新著作，都致力于检视规划师与开发商、城市官员进行交谈的意义，解构规划文本，聆听规划师的故事：
我们所面临的挑战是（正如规划师与政策分析师所更加广泛面临的），是…仔细的聆听实践的故事（即规划实践故事），并理解在这些故事中，谁在尝试着做什么、为什么做、如何做、在何种情况下做、到底有何关系，挑战并不仅仅是语言的，而是我们所关心的、约束的，我们真正的机遇和行动，我们自己的实践，什么是我们真正能够、应该做的。（Forester, 1993）

Katha Pollitt（1999）对女性主义作家中存在着的唯我论（solipsism）趋势表示了哀叹：
“个人的就是政治的”，并不意味着个人的宣言、感想、感觉都需要你去进行政治的论述。事实上，女性主义者的重要文本已经变得更加非真情表白（un-self-revealing）了，Simone de Beauvoir写了700多页的《第二性The Second Sex》，通过每一种可能的视角，如人类学（anthropological）、经济、历史、文学、心理分析（psychoanalytic）、生物、哲学、法律等等（除了她自己的生活），来分析妇女在社会中的地位。

类似的，沟通规划理论所关注的（其自身受到女性主义的影响），已经变为主观解释（subjective interpretation），而非确认原因（cause）、约束条件、实质性结果了（见Campbell和Fainstein，1996）；
事实上，对于解释的寻求，在诠释学的盘根错节中迷失了，或者作为总体而消失了（Milroy, 1991；Beauregard, 1991）；
其假设是，解释是一种必要的简化（reductionist），但即使我们接受了规划理论的目标是简单的告诉规划师应该做什么这个前提，这样的知识是基于对规划师发现自身的环境的准确评估上的；
解释性理论允许观察者确定某一情况的普遍特征，而这些特征不能简单的通过检视论述而推断得到，这并不是否定经验学习或者案例分析在有助于理解时的有效性，但确实意味着超越个人经验，将案例置于一个广阔的语境中，进行比较，对解释不加限制的分析；

除了方法问题，沟通理论还涉及到多元主义理论的基本问题，其理论家避免处理有关当公开的程序产生不公正结果时该做些什么的经典问题，也不考虑决策制定的家长作风（paternalism）和官僚模式产生适宜的结果的可能性；
许多对欧洲福利国家和美国新政（New Deal）的不同研究，都已经得出了结论，即，保证健康与安全的主要评估标准是由国家官员制定的，并没有考虑到相关利益公众的意见；
即使这些衡量标准在没有选民支持、对立的社会运动影响下，没有得到批准，政策的实际形成（即对其的规划）也很大程度的将相关利益者隔绝在外；

Healey（1997）使用了术语“合作规划”来描述一个过程，通过这个过程参与者对体现其相互利益的行动取得一致；
她主张人们没有固定的利益，以反对结构主义或政治经济学方法，换句话说，某种特定的结构位置（structural position，如资本主义者）不会自动的产生特定的政策位置（policy position，如deregulation，即减少国家对经济的干预）；
讨论可以引导资本主义者理解，当他们反对任何限制其污染的自由时，他们可以从环境规制中获得财政受益；
确实，利益可以立即从生产方式关系推断出来的马克思主义观点，是不牢靠的；
美国与欧洲商业主管间对干涉主义国家（interventionist state）态度的显著差异，为何欧洲人更能接受国家领导权，显示了具有相似结构位置的集团对利益进行解释时的差异范围；
但是，不同结构位置所导致的对利益的不同理解，并不能通过交换理念而简单的得到解决，欧洲和美国的商业领导者具有对利益的不同理解，这是无法单用理念差异来解释的，而是存在于不同的历史语境、不同的权力领域中的；
利益理解的主要变化，需要一种重构（作为危机的后果，或者社会运动），而不是简单的口头赞同；

即使利益理解受到偏见的影响或者被混乱的演说（speech）而误导，即使结构是被社会所构建的，改变的演说时不能独自改变结构的，而是需要一个动员的中间阶段；
理念可以导致社会运动的产生，并依次改变意识，最终影响到对新公共政策的接受，但这不仅仅关系到相关利益者间的协商、共识；
在环境主义、新自由主义的例子中，具有影响力的人群的不满，在被一系列理念（定义了不满情绪的原因）所动员时，就变成为社会力量；
这种觉醒的、将理念融入实践的意识，包括领导权、权力的动员，而不仅仅是简单的人们在一起推理；
而且，变革性的社会运动，无论是保守的新自由主义，还是进步的环境主义，其自身都包含着失真；
马克思和恩格斯（1847）在对黑格尔的批判中，断言世界将会通过斗争而被改变，而不是理念的力量，这并不意味着（正如他们常常被误解的那样），经济结构将自动的决定产出，而人类机构对此帮助很少，但确实意味着，如果没有得到某种社会力量（伴随着分裂的威胁）的支持，语言将不会流行，即，语言的力量依赖于说话者的力量；
正如Bent Flyvberg（1998）所说的，当我们理解了权力，我们将看到，我们不能仅仅依靠基于理性的民主来解决我们的问题；

沟通理论的空隙在实践中得到了揭示，详细考察将规划建立于对话基础上的努力，揭示了许多严重的执行问题，以及已有权力的持续主导地位；
当代最有意思的，面向有意义、包容性、共识性、有意识的规划成就的例子，来自南非：在消除种族隔离之后、建立新地方政府之前，情况的变化阻止了发展政策（制约性结构之外）的唯一机会，先前存在的政策和机构并不需要典型的辩护，巨大的政策领域向新的决定力量开放；
Innes（1996）使用了新泽西州规划的案例；

这些案例指出了沟通规划在实践中的一个问题——花言巧语与行动之间的鸿沟，该问题在美国（由来已久的对权力管理机构的抗拒，总是限制了执行任何规划的可能性，忽视如何制订formulate问题）尤为严重，而在欧洲（权力更加集中），社团主义者（corporatist）的议价行为被制度化了，基于地方的利益集团很少能够阻止国家行为、规划权力向相关利益者的移交（devolution），因此他们对规划的同意更像是产生切实的结果，然而，即使在欧洲，参与者对文本的同意也并不意味着将会发生任何事；
第二个实践问题是，这种参与过程所需的长时间，导致参与者由于耗尽精力、兴趣，而意识到没有任何事情曾经得到完成；
第三个问题，来自于规划师终止原有议程设定、形成替代议程的困难；
最后，如果规划是局限于空间方面的内容，那么在沟通规划目标与参与规划过程结果之间，存在着潜在的冲突，一种熟悉的恐惧NIMBY主义（not in my back yard，不要在我的地盘里）将会抬头，无论参与是否被局限在社会均质地区；

（未完）

新都市主义

（暂时不读）

公正城市

（暂时不读）

结语：乐观主义的复兴
这三种规划理论类型，都包含一种社会改革家的视角，代表了一种动向，从纯粹的批判性观点（1970s、1980s许多理论所共有的特征），变为再次提供一种更好生活的誓言；
鉴于对那个时期形成规划理论的技术至上论与实证主义的反应，近来的规划思想已经开始应对后现代主义的挑战了，需要在面对后者的攻击时，主张引导性伦理（guiding ethic）的可能性：
后现代主义破坏性（disrupting）、授权性（enabling）的意义，源自于对普遍主义（universalism）的批判，以及代之以差异和异质性（heterogeneity），但当其包含了不公平、异质性、多元性或地方性时，这样的开放为某些差异保持了持续的不完整（正是我们想要反对的），并未带有必要的授权（empowering）或解放（emancipatory）的意义，很明显，地方的或区域的特殊性，与中心的或全球普遍的一样，可以具有强烈的压迫性。（Slater, 1997）

沟通规划理论通过发展一种普遍的、没有实质内容的程序伦理（procedural ethic），而逃避了普遍主义的问题；
新都市主义声称自己的设计解决方案混合了多样性，为人们提供了他们真正所需的，而非陈旧的区划法和贪婪的开发商所强加给他们的，这样，即使他们被批评为将一个特殊的规则强加于人，他们也可以为自己辩护（他们的概念中包含了差异）；
公正城市理论家们的基本前提是，任何社会公正的分配概念将不可避免的与广泛的生活方式相联系（Smith, 1997），问题是，虽然没有好的和坏的普遍标准，但却有判断更好的和更坏的标准；

前阶段的进步论者（progressives）花费了大量精力来指责传统规划，如集权、性别、抑制多样性、阶级偏见；
近来的理论化已经从单纯的批判，发展为关注提供一种更加吸引人的未来景象：这对于沟通规划来说，意味着允许人们自己形成所生活的场所；对于新都市主义来说，意味着包括一种激发友善（neighborliness）、社区介入（involvement）、与环境整合的主观感受、以及美学满意的城市形式；对于公正城市来说，意味着关注城市视角（包括物质福利，但依赖于更加多元的、合作的、逆中心化的福利提供形式，而非国家中心的、官僚福利国家的模式）的发展；

20c末，规划理论家们的注意力又回到了上个世纪所关注的许多事物上，与19c的前辈一样，他们试图提出介于城市发展与市场间的规划过程，以产生更加民主公正的社会；
沟通规划理论家重新提出了19c激进主义所隐含的道德前提；
新都市主义者提出了重新关注物质形态；
公正城市理论家则复兴了乌托邦的精神（曾经鼓舞过Howard及其激进的追随者）；
虽然战略和实质问题将这三个思想学派区分开来，但他们都拥有一种乐观主义（前几十年所缺乏的），而保持这种乐观，将取决于将之转化为实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