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王健林告诉黄光裕什么?

2015-05-19 20:20:37评论 财经 电商 国美 黄光裕 王健林

王健林告诉黄光裕什么?

——再读黄光裕(2)



牢狱生活最能启迪黄光裕的是什么?是敬畏。因为这或许是黄光裕此生最为缺乏的,否则何以有如此长的牢狱生活。

置身囹圄之中,自当心境平和,能否提前出狱,一切还得看别人的脸色。前几天闹得沸沸扬扬的“黄光裕提前出狱”,已经被新华社记者证实为假消息。

记者获悉,黄光裕目前仍在监狱服刑,近日还在办理家属接见的相关手续。监狱方面并未向北京市第一中级人民法院申报减刑、假释,北京市一中院也证实,从未收到黄光裕的减刑、假释申请。监狱系统有关人士表示,黄光裕属于职务犯罪、金融犯罪、涉黑犯罪,按照相关文件精神,对此类罪犯的减刑、假释和暂予监外执行(主要指保外就医),从严规定实体条件,从严规范程序。(新华社报道)

但作为一个有着大使命、谋求大作为者,无论是狱中还是在狱后,黄光裕都当听听大连万达集团股份有限公司董事长王健林近日与新京报记者的一段对话。

新京报:成为亚洲首富,你觉得是一种必然,还是机遇,或者运气?

王健林:我觉得有三个原因,首先是自己的勤奋和战略,内因是起主要因素的,如果不说自己是主要因素,那就是胡说八道,中国十三亿人怎么你就冒出来了呢。第二个是受益于国家整个大平台,我们正好赶上中国城市化快速进程的十五、二十年。中国在2013年之前,30年之间GDP每年环比递增9.4%,你就跟着坐车吧,你也10%的增长,稍微好一点的企业能20%、30%地增长。这个平台奠定了万达的基础,如果没有它,我就做得再吭哧吭哧,也达不到现在的成果。正好在这样一个国家,也正好赶上了这么一个时代,如果我晚生30年,做这么大会很难。第三个就是上市的原因。万达上市后财富被放大了。

      新京报:作为改革开放之后成长起来的中国企业家,有没有想过做世界首富?

      王健林:正在朝这个目标努力。我倒不是为了证明个人财富,我是想给中国企业和企业家证明一点什么。

      新京报:证明什么?

     王健林:我不是为了我自己,我也承诺我的财产绝大部分会成为慈善基金。我所做的努力就是证明中国企业也可以做得好。我们现在想,2020年万达一定是世界前10名、前20名那种格局的。

     新京报:你说过,你做企业的方法是“亲近政府,远离政治”,怎么理解?

     王健林:这是我对政商关系的理解。中国的政商关系这门学问应该比博士后还高呢,可惜高校没有教这门课。怎么处理好这个关系呢,我的这个想法也不一定准确,就是纯粹出于排比对仗,一个亲近,一个远离嘛。这句话的核心就是要走市场,搞自己的商业模式,但我也不赞成远离政府,在中国我觉得远离政府太假了。你不理政府不理党,显然太假了。所以呢,还是要理政府的,可能再小的政府比再大的企业还要重一点。

     新京报:“亲近政府,远离政治”这个过程中,你个人的一些特点是否会遗失掉?

     王健林:我主要是为了企业安全,尽可能靠我们的模式打动他,让他们求我们,而不是靠我们,现在反腐败更加证明我们的正确了。

     新京报:你曾说过,你觉得自己的价值观中最重要的一部分是“创新、胆子大、敢闯敢试”,你有没有胆小的时候?

     王健林:胆小?有啊。对规矩,对法律,对制度,我很胆小。因为我不逾越规矩,你看万达企业,敢闯敢试,都是在法律框架里边完成。

其实早在2012年9月,王健林在美国哈佛大学演讲时就曾谈到:“政商关系其实在中国是一个非常复杂的问题,这个问题比你哈佛读博士后还要困难。亚洲经济基本上是政府主导型,和市场主导型是有差距的,官商关系或者政商关系绕不开这个话题,我说八个字:亲近政府,远离政治”。2013年4月在清华大学演讲时,王健林再度谈到:“在商言商,在政言政,最好两个不要掺和。但这种理想的政商关系,以当前的中国社会环境,要实现政商分离比较困难。”

王健林对政治、政府与法律的认识,或许要比黄光裕清晰得多。不仅是王健林,还有柳传志、王石、马云和严介和等大佬,他们对这些敏感的问题也都有自己的独到认识,这些认识并不见得绝对理性、亦或绝对坦诚真实,但还是值得黄光裕借鉴。

2012年柳传志接受《财经》专访时表示:中国企业家是很软弱的阶层,不太可能成为改革的中坚力量……面对政府部门的不当行为,企业家没有勇气,也没有能力与政府抗衡,只能尽量少受损失。我们只想把企业做好,能够做多少事做多少事,没有“以天下为己任”的精神。在2013年5月接受央视专访时,柳传志又进一步阐述,“我只能服从环境,我从来没有想过说坚决要给环境动个手术什么的,我没有这雄心壮志。大的环境改造不了,你就努力去改造小环境,小环境还改造不了,你就好好去适应环境,等待改造的机会。我是一个改革派,之所以到今天还算成功的话,因为我不在改革中做牺牲品,改革不了赶快脱险。”

2014年2月万科集团董事会主席王石接受《壹读》采访,被问到“你觉得对企业家来说,应怎样把握和政治的距离”时,仅用四个字表明了态度:远离政治。“中国1949年后,政治一直处于非常强的位置,政治垄断一切,政治代表一切。到文革时期,出现泛政治化,一切都在意识形态的形式下出现。所以现在就呈现出这样一种文化状态,连消费都在消费政治。我觉得这是很大的问题。比如你在北京坐出租车,司机很容易跟你谈中南海的事,但如果你在伦敦搭出租,司机和你谈白金汉宫的事会被当作一种滑稽。我已给了自己清晰的定位,我不是企业家吗?企业家就要有企业家的思维、企业家精神。所以,我的选择就是和政治保持距离。”

当记者追问“会一直远离政治吗”,王石的回答或许透出些傲气:“远离政治是我对生命的定位,我有这么广阔的天地,想登山就登山,想留学就留学,为什么要介入政治?”

在达沃斯论坛上,马云被问到到“你和政府的关系。有人说政府限制了你的竞争,所以才能如此成功”时回应:“我们和政府的关系很有意思。我自己做了公司,我就跟同事讲,要跟政府恋爱,但不要跟政府结婚。要尊重政府。许多人都说,啊,政府有审查之类,但我觉得这是企业的机会,也是企业的责任,去跟政府沟通,让政府看到互联网如何发挥作用。”

2006年严介和在接受媒体采访时表示:“政府喜欢我们,是因为我们聪明,能干,还听话”,而在网络上,他的“政商关系说”也流传甚广:企业家要读书,第一本就是政治学。“要比政府还要了解政府,才能善于和政府打交道。……我认为,如果资金链出了问题并不可怕,可怕的是政治链出了问题。政治链出了问题,企业要破产,老板要坐牢。”

必须承认,当前中国没有任何一种政治势力能够取代中国共产党。“不理政府不理党”的想法是幼稚的,行动上更是行不通的,王健林的认识是清醒的。但官商勾结,更是党和政府乃至社会所不能容忍的。

大道至简,政府和企业,官员和商人,各安其道又并行不悖,有交集而无交易,可互惠而不互贿,宜同心而不同居,可为当下中国之规则也。不知狱中的黄光裕是否听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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