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是谁粗陋与轻薄?——与张义来先生商榷(上)

(2006-05-07 08:59:34)
分类: 书边杂写
因为兴趣和职业的关系,我一直对文史方面的著作、特别是历史人物的生存状态比较关心,所以,李国文先生一系列反思中国古代文人命运的随笔几乎是在各种杂志上“跟踪”着看下来的(当然也包括李先生的其它大作,如特别富于震撼力的《唐末食人考》等)。当然,这些文字结集为《中国文人的非正常死亡》出版之际,也就欣喜地买上几册,一来重读,二来分赠师友,奇文共赏。

说句实话,这本书里头的文章,不是每一篇都令人觉得十分惬意。有些陈述与史实是有出入的,也有些表达显得意气用事而不那么严谨,但令我欣赏的地方还是很多,举其荦荦大端则有:第一,李先生选择“中国文人的非正常死亡”作为话题来研究中国文化、历史与文学,蹊径独绝,卓有见地,不经历难堪的磨难与痛楚的思考是难以出此手眼的。第二,李先生由感应时代脉搏的小说创作转入历史长河的浸淫与涵咏,其着眼点则不离“人生”、“现实”的主题且有所深化。衰年变法,其勇气和智慧令人钦佩。第三,李先生的行文嬉怒笑骂,皮里阳秋,文言俗语交映成趣,已形成了独特的“李氏辛辣”、“李氏幽默”与“李氏讽刺”,格调自成一家,斐然可观。

由于一向怀着上述认识,近日重读《南方周末》200365日第23版“阅读”中发表的张义来先生的宏文《厚诬古人 蔑视今人》就不免大感兴味,继而大觉惊诧。

再说句实话,张先生的文章也不是没有一点道理(尽管有道理的部分大都经章明先生“慨允”而引用得来),也不是没有一点文采(如文末抄送李国文先生的古希腊悲剧《安提戈涅》的台词,尽管我看不出这台词与张先生要表达的主题有何密切关系),否则就不会为我心目中最好的中国媒体《南方周末》所采撷。可是,他的八字“定评”——“厚诬古人,蔑视今人”可就太过离谱,倒唤起了我所谓“骨鲠在喉,不吐不快”的感觉。尽管我一向信奉孔子“君子无所争”的训教,可是,“予岂好辩哉,予不得已也”(孟子语),这次,要做一次好事之徒了。

先看张先生“厚诬古人”四字判决的论据:“在李著中,似乎中国的文化人从来就没有脊梁骨,充其量只有几个攘利搏名的狂妄分子和亡命之徒”。这个抱不平打得很有意思,相信也必能引起不少自诩有“脊梁骨”的文化人的共鸣。可是套用张先生自己的话,“这真是一部二十五史从何说起”?何以我读“李著”就找不到同样的感觉呢?在《司马迁之死》中,我看到的是一个“具有责任感,使命感,特别是这位太史令,还多一份历史感的文人”(《中国文人的非正常死亡》,人民文学出版社20024月第1版,页3。以下引文只标页码,除注明者出处皆同此。);在《嵇中散之死》中,我看到的是“他的那种‘非汤武而薄周孔’的一生追求革新的进取精神,‘刚肠疾恶,遇事便发’的始终直面人生的创作激情”以及“他用生命写出的这个不朽”(页57);在《苏东坡之死》中,我看到的是“诗人的乐观胸襟,豁达精神,不屈意志”(页134);在《何心隐之死》中,我看到的是一个“不去着意表演,不去疯狂作秀,不去霸占镜头,不去夸夸其谈”、带有“革命的彻底性和坚定性”的“另类知识分子”(页163161);在《李卓吾之死》中,我看到的是他“像黑夜里灼目的闪电”一样的“不屈不挠精神、卓尔不群思想、特立独行品质”(页191192);在《金圣叹之死》中,我看到的是一个“跳出来仗义执言”的“按捺不住的快人”(页204);在《龚自珍之死》中,我看到的是他“那屈原《天问》式的忧时感事的精神”和“震撼衰世的启蒙呐喊”(页220)。请问张先生,如果这些不算是“中国文化人的脊梁骨”,又算是什么呢?作个简单的统计,全书二十篇文章中有七篇写到了“中国文化人的脊梁骨”,这个比例不算小罢?更何况其余的文章都是在从各个角度研究“中国文化人”的命运和死亡,根本不涉及“脊梁骨”之有无的问题呢?

看来,张先生这一句“厚诬古人”的义正辞严的指责似乎有些匆忙和粗疏了。那么,他的“李著中有些文字显得粗陋无学”的结论也就显得很可疑。我承认,章明先生指出李国文《司马迁之死》中的硬伤很有说服力,可是作为读者的视角看来,这些硬伤似乎并未对该文的大判断造成怎样的伤害,也不大妨碍我们领会作品的“精神实质”。退一步讲,姑且说李先生也“粗陋”罢,可较之张先生这样带着有色眼镜、不肯(抑或不愿?)细读就武断地下一个“厚诬古人”的结论,从而把不知情者完全导入误会的旋涡,又是谁更“粗陋无学”一些呢?依我看来,此四字不妨璧还。

这么说恐怕张先生未必会心服口服:“你如何知道我没细读?难道不允许见仁见智否?”好,我愿意收回关于“细读”的判断并就我不太礼貌的猜测道歉。可是,见仁见智要以“读懂”为前提,这一点想来张先生不会反对。那么,对李国文的“史识与价值观念”,张先生读懂了么?或曰:张先生读懂了多少?他体会出,李著有三大主题:一是文人相轻,同行相妒。这一点我是同意的。李先生浮沉文坛数十年,亲身经历、也耳闻目睹了太多同行间无端的相轻与残酷的倾轧。这似乎是他心头一处很深的伤口。把这些芒角垒块不觉地散落在创作中是很自然的,愤激之际,也不免有“扩大化”的情形。章明先生指出汉武帝与司马迁并非“同行”就是一例,可我愿意补充两点:第一,李国文未必不清楚汉武帝与司马迁的“非同行”关系,他似是有意借题发挥,借他人酒杯,浇自家块垒。第二,拿这一例“失误”来质疑“李著”的这一主题进而质疑其“史识与价值观念”显得太单薄,也难自圆其说。君不见,王允之于蔡邕、钟会之于嵇康、章惇舒亶等之于苏轼、黄六鸿之于赵执信洪昇,这些文人间的“相轻”、“相妒”甚至不遗余力的迫害还少么?鉴古而瞻今,难道不值得写一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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