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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傍古人著心史——严迪昌先生古代文学研究述评(五)

(2005-06-15 20:35:29)
分类: 来思集

 

严迪昌先生以清代诗词研究饮誉学林,选择此“冷门”、“边缘”方向为治学之核心对先生来说其实深具自觉性。在《以累积求新创——我对清代诗词研究的认识》一文中,先生尝如是说:“相对而言,清代诗词是古代文学研究的冷点,是难成显学的。我之所以甘愿投入一己心力,并非出于耐得寂寞之类的品行,恰恰相反,我不但少有冷寂感,而且是先则饶有兴味,继则深感研究对象太值得我为之大耗心血。……我大学时代就喜读清人诗词,其时大抵出于年轻好奇,所谓读人所不读书。待到较为自觉地将其作为种种文化现象审视并透过现象去追索某些底蕴则是近十年间事。”“积断续30年间的悟解,并促动我甘愿耗大心力,决意为3000灵鬼传存他们驻于纸上的心魂,是因为我深深体验及曾经生存在爱新觉罗氏王朝270年间的这一代代文士所承受的心灵压抑和创痛是史程空前的。尤其是神魂的羁缚、扭曲之惨酷以及他们即使是放浪形骸或野逸自得形态下的挣扎、奔突、惊悚、迷茫和苦楚,时时震撼着我。”因为震撼,因为感动,因为独具会心,先生才选择了这样一个不大拥挤、甚或有人路经却大多只匆匆一瞥的视角来“冷眼旁观”中国文学、甚而剖解中国文化的“某些底蕴”。以叶星期的话来讲,这无疑是体现了先生的“识、才、胆、力”的。

循此思路,则易对先生之治学理路与精义进行清理。详述有多端,非我学力所及,亦非此一小文可担承。以下仅谈我个人体会较清晰的几点:

其一,人格风范与学术风范的同一性。

先生授业及通讯时往往有斯言:“学术即生命,吾辈舍此,岂有他哉!”以生命贯注学术、以学术支拄生命固为众多大学者之共性,而先生之独异处又在于将人格风范融渗入学术风范之中,二者如盐着水,不可离析。记得一次授业时我感慨先生僻处南通、为中学教师之二十年黄金时光,并有“倘非如此,先生造就应不止此”之语,先生默然良久,徐徐曰:“凡事皆有两面,倘一帆风顺,则许多东西必不能悟解。即便悟解,亦不能取此角度,更不能达此种深度。”此语给我留下印象特深。盖先生半生之坎坷其实铸就了他高标独立、避“热”趋“冷”之人格,处事观物尤葆持一种浓郁的“在野”色彩。此一风范表现在学术上,则特重“表微”,于煊赫堂皇的权力把持者、利益既得者每持一种审辨、质疑态势,于寒贱枯槁的“草根阶层”又常抱深挚的同情与炽烈的赞肯。

基于这一认识,先生在《清诗史》中透过历来形成共识的宗唐祧宋、崇才主学等表面征象,提出“清诗的嬗变特点——朝野离立之势”之观点,将庙堂与草野间的互动关系确立为清诗衍变的一条主线。撰述之中,先生对钱谦益、王渔洋、沈德潜、翁方纲等挟地位优势主持风会的“大僚”、“盟主”们多投以冷冽的眼光。在深入整合解会文献的基础上,指出钱牧斋的“徇乎名利”之“巧”,且认定其不可能先于遗民诗界而独领“开熙朝风气”之风骚[1];对王渔洋则时或不满其对方文、吴嘉纪等遗民辈之隔膜、诋侮,又别具慧眼地指出其“神韵说”并不完全是诗文化概念,底里乃是一种处世态度之折射,即所谓“士君子涉世之法”[2];对耆儒晚遇的沈归愚先辨清这位“横山门下高弟子”与乃师精神之悖离,继而指出其恪守“温柔敦厚”诗教、鼓吹优柔正推毂加剧了诗坛的“褒衣大祒”之气[3];对翁方纲则从文化环境入手探讨其“肌理说”的诞生机制,从而论定其“身为诗界总持的领袖式人物”“只有一些小诗尚能传诵”的“可悲”,发掘出这场“诗之一厄”的基质所在[4]。这些论述就学术层面而言固然坚实密栗,同时亦带有着深刻的人生智慧。

前文已经引述,先生首篇古代文学论文《清代江苏诗人沈谨学》所关注的即为寒士诗人,此后如黄景仁、江湜、赵执信、阳羡词派等专题撰述皆着意表彰这一混迹风尘、自持个性、与皇权严重疏离之“草根”群落,至于清诗词二史中赖先生为之发明而面目不致湮没者尤不能枚举。兹于诗、词各略举一例以见其概:康乾之际兴化词人陆震(种园)虽为郑板桥“邑中前辈”,授之填词法,并得附自己这位高弟以传名,然由其清寒峭洁,不乐交接,二百年来已罕有道之者。先生在《清词史》中专辟小节、以四千余字篇幅来论述这位“见地甚高、性情孤峭的词人”、“沉沦底层、不谐于世的独异之士”。在选取、解读其十六首作品的同时,指出“陆震的词流畅明快、白描自然,情真切而意真实,绝无描头画足的姿态,更无浓醯厚酱的涂饰”、“某些词虽俗而不‘雅’,但自有一种俗美,特别是他的小令,堪称疏松爽豁之作”,论定其为“阳羡的派外传人,从而成为清代始终处于存亡绝续状态的独抒真情一派词人中很重要的一家”[5],给予很高的评价。

诗史中较典范的例证为对渔洋、秋谷公案之解析。渔洋秋谷之争为康熙诗坛一件名掌故,自当时以迄,论者每将此事归于两人的私人恩怨,又以渔洋表现泱泱大度,秋谷尖巧谿刻多右袒王而非议赵。先生在进行详尽的史料考据后独具慧眼地指出:“这是一场以在野对在朝的诗学观和风气的交锋!历来研讨王赵之间的所谓‘争诟’、‘攻讦’,正是由于没有从宏观高度去把握问题,往往只纠缠在气度、德行以至私怨之类枝节现象,所以,不是简单地甚或是站在传统观念上去是甲非乙,就是模棱两可,各打五十,无法阐明真相[6]。”那么“真相”云何?先生道:“要与‘挟官位以为重’的巨公卿相争阵地,以破‘门户纷难算’、‘毁誉杂真赝’的现状,是赵执信的宗旨和目的,而论战对象自然只能是王渔洋[7]”,以如此史识洞见诗文化现象,方堪称探骊得珠,而不是陷入治丝益棼的困局。以上两例之解剖固然体现出学术层面的见地,然其中亦映照出人生观念之折光。若非将一己生命体验投注其间、与“草野孑遗”之辈心魂暗通,此种手眼又从何而来?明乎此,则先生之人格风范与学术风范之荦荦大端即不难把握[8]


[1] 《清诗史》第二编第一章第一节。

[2] 同上书,第二编第一章第二节。

[3] 同上书,第三编第一章。

[4] 同上书,第三编第二章。

[5] 《清词史》第三编第二章第一节,江苏古籍出版社1999年版,页373378

[6] 《清诗史》第二编第六章,台湾五南出版公司1998年版,页596597

[7] 同上注,页609

[8] 先生书斋号凡三易,较早为“霜红簃”,后为“枯鱼斋”,在世最后一年则易为“草根堂”,取范伯子(当世)“草根无泪不能肥”诗意也,可历历见其心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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