戈辉手记：冬日北京，我在刘香成先生的小四合院里，和他从晌午聊到日暮。这位美籍华人曾任美联社记者、《时代》周刊驻华首席摄影师，走遍了中国、苏联、印度、韩国、阿富汗等20世纪后半期几乎所有的热点地区，摄影集《毛泽东之后的中国》、《苏联的解体》都引起巨大的反响。
刘香成今年推出最新独立编辑作品——大型历史画册《壹玖壹壹》，作品来自于世界顶级图片社、档案馆、博物馆及重要的私人收藏，其中有1/3以上是首次发表。为了这本书，他几乎跑遍了全球。他想做的，是对我们集体记忆的重新整理和对历史的弥补。
和刘香成对话我最深切的感受是他的沉静，那些历史的波澜壮阔在他的话语里往往化为风轻云淡。他从不渲染，恰如他的镜头呈现。
许戈辉：今年是辛亥革命一百周年，有不少相关主题的出版物相继推出，与其它同类书籍相比，您的这本《壹玖壹壹》最大的特色是什么？
刘香成：我觉得它最大的不同在于看待视觉语言的态度。我是个对影像有一种热情的人，看到我们留下来的很多历史资料不完整，图片非常粗糙、简陋，我就用了一年时间，两次到台湾，两次到日本，三次到英国，还有澳洲、美国、法国、德国，翻找原版的图片和资料。这是我们集体的记忆，是我们的历史，我们应该珍惜它。
许戈辉：当代艺术评论家凯伦·史密斯说过，您是通过镜头把标准的西方式的思索带到了中国，却又不失中国气息，还通过一种特殊的方式关心政治。她所说的这种“西方式的思索”，在您的镜头下是怎样具体体现的？
刘香成：我们今天的时代，其实是一个文明跟另外一个文明在对话，对话当中会鲜明地体现出语言的独特性和共同性。有很多语言是用肢体来表示的，西方教育给我的是用摄影机抓住能够看到的肢体语言，而在拍的过程中，我同时去解读。
许戈辉：您的导师，美国《生活》杂志著名摄影师基恩·米利曾说过一句话：“解读事件比抓住事件更重要。”这句话应该怎样具体去阐释？
刘香成：在导师的办公室里，有九个月时间，他没有教我怎么摄影，只教我怎么去看图片。如果一张图片值得你去看的话，它应该是有沉淀力的，和看它的人之间会产生情感的互动。而且随着看它的人经历不同的时代、不同的空间、不同的年龄，会有不同的反应和理解，这样的图片才是经典的、留得下来的。
许戈辉：上世纪七十年代末八十年代初，一位境外摄影师对于中国民众来说应该算是一个“异类”吧？您当时是什么样的装束和装备，才能够做到不引起他们的注意和抵触，拍到真实自然的社会景象？
刘香成：那些其实是很表面的东西，并不是摄影里的障碍。关键的问题在于你从什么角度去解释看到的事情，你的关注点在哪里。我在中国待了五年时间，被没收胶卷也只不过四次，因为我是在日常生活里解读每一个人。比如我拍的在天安门广场上看书的学生，当时刚恢复高考，我趴在离他们很近的地上，曝光了25秒，而他们很专注，一点都不知道。
许戈辉：陈丹青在《毛泽东之后的中国》序言里特别指出，为什么近百年来格外真实而准确的中国影像，其作者，往往是来自域外的人？ 您对这个问题怎么看？
刘香成：瑞士人拍过一本书，叫做《美国人》，很多年之后，连美国人也说他拍的是最经典的美国人。因为他带的是一个欧洲人的视角和情感，他能看到的很多事情是土生土长的美国人看不见的。
许戈辉：您拍摄的对象中，既有邓小平、尼克松、戈尔巴乔夫这样的大人物，也有正在吃饭的农民、广场上看书的学生，镜头在这样的伟人和普通百姓之间转换，您是否需要某种特殊的技巧来获得平衡感？
刘香成：我没有刻意地去寻找一个平衡点，因为我对每一个人都带着一种好奇和兴趣，不管他是画家、学者、政治领袖还是普通人。我对农民的兴趣，跟对邓小平先生的兴趣是一模一样的，所以就不存在什么距离。
许戈辉：1992年您拍摄的照片“苏联解体”，真实记录了这一重大历史事件背后的“戈尔巴乔夫扔稿子”的传神画面。但我了解到那次现场气氛非常紧张，而且规定了不许任何人拍照，您当时是怎样拍下这张照片的？
刘香成：我是到现场以后才知道有一件如此重要的事情要发生，我不能错过。在我眼前，就是一个时代的结束。我没有去想有什么风险，只知道他讲话结束的这个瞬间是最重要的，我听不懂俄语，就盯着他手里的四页纸，在下面调好快门，看到他手里只有一页马上要结束的瞬间，拿起相机就照了一张。一个克格勃很生气，给了我一拳，但我没什么事。作为新闻工作者，我的运气还算不错。
许戈辉：因为“苏联解体”这张照片您荣获了“普利策现场新闻摄影奖”，也是至今为止获得该奖项的唯一华人。它对于您和整个华人世界来说，有什么特殊的意义？
刘香成：我不把这个奖看得怎么样，我记得当时是在莫斯科的家里吃晚饭，纽约那边给我打电话告诉我得了普利策奖，我说是吗，就挂上电话继续吃饭。5分钟以后电话开始暴响，好多人打电话来，我慢慢才知道这个奖是这么大一回事。我得的所有奖没有一次是自己把作品交上去参赛的，我没有争取过，对我来说，这些奖意义不大。
许戈辉：既然您对这些奖项并不看重，您觉得人生中对您最大的褒奖是什么？
刘香成：我觉得生活里面让我最欣慰的地方就是，我总能够以我的能力去做我喜欢做的事情，好像无形当中就有很多人来帮忙。而到目前为止，我想做的事情好像都可以把它做好，我觉得一个人能够活着，去做自己喜欢的，这是一件不小的事情。
许戈辉：对很多有志于新闻的年轻人来说，他们会困惑于如果遇到职业精神和道德良心的冲突该怎么办？摄影记者的天职在于记录，但面对某种不公正或者危险状况的时候，是应该按下快门还是冲上去施以援手？
刘香成：这是个经常被提出来的问题，但可以说，它的可能性在一般的记者生涯里面，是0.01%。我们应该把核心的问题放在大部分的日常工作上面，而不是纠结在一个很小的可能性上，因为我们每一天面临的并不是这个选择。我们经常抱怨客观条件的限制，千载难逢的场面和机会不是谁都可以遇到，但其实在看似平常的生活中抓住宝贵的瞬间才是最重要的，只要愿意去用心观察，在任何情况下都可以有所作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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