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家乡回到北京，从国庆中秋长假回到早出晚归的上班，已经有一个月了。我除了在博客上发了几张照片，就没有写什么文字。

    其实并非全无感想。

    姐姐从美国来电话询问我回乡感受，打算分享一点愉快的心情，却听我说了一个多小时的杂感和抱怨，最后姐姐感慨地总结到：老弟，你成熟了。

    切，不是我成熟了，是中国的乡村正在告别绿色田园，快速地走向城镇化。梦中的故乡是“绿水青山带笑颜”，现实中我的故乡全TMD的是拆迁工地、建筑工地、形象工程以及垃圾遍地。

    举个例子来说，我小时候就读的古城中心小学已经踪迹全无，不仅如此，整个古城乡九大队数百公顷农田土地已经平地起高楼，和北京某个城乡结合部（比如万年花城）没什么两样，记忆中鱼翔浅底的小溪比万年花城南边的那个“水岸”还要臭不可闻。再比如舅舅家的那个院子，本来是竹林环绕、草长莺啼的多么好的一个地方啊，现在却被出租给一个汽车修理厂，院子中间空地上挖了一个修理用的深槽，整天噪音加废气污染让人只想逃跑。

    环境的恶化我就不说啥了，谁让我们生活在快速工业化的现代中国呢。

    好在回家乡除了寻找儿时的回忆，还有就是拜望各位亲友们。我的父亲母亲都是四川人，同县同乡同村，所以亲友们比较集中，父系和母系的亲属都在郫县附近的几个县、乡里。这次所见亲友，是我们家从1978年出川以来历次回乡所见到最全最多的。每家亲友们都对我们全家热情接待，让我们非常感动和感激。特别是我的父母，见到了和见不到了许多老辈人、老同学、老同事，唏嘘感叹，万千言语不知从何说起。于是，回到北京以后，我和姐姐都不约而同地动员我父亲写个回乡杂记，我们认为老爷子的感想比我们或许要深得多吧。  

    都说四川人生活得闲适安逸，从这次回乡经历中我也不敢苟同。透过亲友们闲适安逸、自得其乐和节奏缓慢的生活表象，我也多少感到了一丝丝盛世下的隐忧、闲适中的无奈、安逸间的焦虑。

    或许一方面有我老父亲在每天奋笔疾书，一方面我快到冷血冷心的四十岁了，秉着“少喝酒，多吃菜，莫谈国是，多谈风月”的原则，所以，我不打算写什么回乡的感想了，静等着拜读老爷子的大作即可。

    不落文字，也是明心见性的一种态度。

    但是，无论如何内心里还是想写一篇有关我智哥的文字，还在2003年我就动过这念头（见《回乡杂记》），这念头有将近6年了。拖的时间越长，越不知道从何写起。在家乡的亲友中，智哥给我留下的回忆实在太多了，点面片断都纠结在一起，直到智哥的人生旅途定格在2004年春节前的那个寒冷的冬夜，定格在他即将满四十岁的年纪。所以，他在我心中永远是年轻的，纯真的。

    那时候当我听闻噩耗，立刻请假回乡奔丧，回京后又曾经想写一篇关于智哥葬礼的文字。可是家乡葬礼的风俗非我所能理解，一方面是“亲戚或余悲”，一方面是“他人亦已歌”。不，不是歌，而是在送葬归来就一群群地围坐开始打麻将。我曾经有点悲伤地想，智哥一生从来不抽烟，不喝酒，不打麻将，不赌博，自己的葬礼却给大家提供了一次麻将的盛宴，这是多么大的反讽啊。本着“为亲者讳”的传统，这篇有关葬礼的文字以及前一年所列的写作计划终究还是没有动笔。

    这次回乡，我看到舅舅家里做饭还是烧柴禾，于是说，门前那些大树上的枝桠那么多，我记得以前都是砍下来烧的吧。舅妈略带伤感地说，那都是你智哥在世时才会爬上树去砍的，现在还有谁会去砍呢。

    我默然无语，智哥的形象再次浮上心头。

 

    （未完待续，持续更新中......11月4日夜）

 

    智哥是我舅舅的长子，生于1964年，也是叶家（我母亲家）第三代中最大的孩子。智哥从小就是个极其聪明、活泼好动的孩子，他的许多惊人“事迹”（或者说传奇般的顽皮）至今仍然在老一辈言谈中流传，比如他是个攀高伏低的好手，能够爬到很高的树上去砍柴（干树杈），或者下到河里去摸小鱼小虾，他也是个勤劳而灵巧的小帮工，很小就能帮大人做一些农田里的活儿，他也是个胆大妄为的家伙，敢打架也敢逃课，年龄很小时（4-5岁）就敢于独自上街去玩。

    但对于我们这些弟弟妹妹来说，智哥给我们留下的就是一个长兄的记忆，做游戏时我们的带头人、街巷里孩子间发生冲突时我们的保护神、分享家中食物时的迟到者、做错事挨大人惩罚打骂时的担责者。

    由于时间久远，我不好凭模糊的记忆去杜撰智哥是如何地带领我们在绿色的田野中或幽深的竹林里玩耍的细节，虽然那些能够表现出兄友弟恭的童年趣事都是真实地发生过。我要是那样写就有抄袭鲁迅《故乡》中的闰土之嫌。不过，童年闰土的纯真、聪明、灵巧却实在是全中国所有乡村孩子所共有的特点。我们每一个读者都会以自己心中的故乡、心中的童年、心中的闰土，产生强烈的共鸣。

    在这次回乡期间酒酣耳热之际，我也曾经与林二哥（智哥的亲弟弟，我的二表哥）动情地回忆起智哥的点点滴滴，其中有几个零碎的片段给我印象最深。一个是智哥带领我们去镇上的电影院中看电影的故事。

    在文革末期那个年代，镇上的电影院会连续很久日子、每天好几场地播放同一部电影，电影票价虽然便宜但也非我们这些小屁孩所能购买。在每场电影快结束时，电影院就会把后院子的门打开准备散场，于是智哥就带领我们几个小孩趁人不备从后门溜进去找个角落埋伏好，与清场的管理员“打游击”，等待看下一场电影。每次从我家（郫县古城）去新繁镇舅舅家，智哥都会带我去看这样的电影，我因此也就这样看了许多遍“平原游击队”等经典影片。后来有一次我们终于被管理员抓住了，智哥（那时也仅仅十一二岁）挺身而出护住我们，让管理员的大巴掌落在了他的身上。

    还记得智哥的一次逃课。那次我妈妈好像有几天（我记不清原因了）不能带我，所以把我从郫县家送过来到舅舅家住几天。可是舅舅、舅妈等大人也要下田干活挣工分的。所以看护我的责任就落在智哥身上。

    智哥走到哪，我就跟到哪。智哥去他学校上课了，我也跟着去，坐在智哥和他的同学的长条板凳中间（一根长条板凳应坐两个人）。可能是我太淘气了，影响了大家听课，我被他们老师赶出了教室。于是智哥趁老师转身在黑板上写字的功夫就从教室后门溜出去了，然后我们就跑回家去，找到林二哥，一起快乐地疯玩。

    那天我们在院子里的谷草堆中掏了几个大洞，模仿平原游击队的地道，钻进钻出，交相扮演游击队和鬼子，互相追逐，快乐使人忘记了时间甚至世界。我们正玩得开心，忽然林二哥惊慌地大喊：爸爸回来了。果然，不远处我舅舅扛着锄头顺着田埂正走回屋来。我们看着乱七八糟的院子都有点紧张，谷草堆几乎快倒了，篱笆也破了一个大洞，农具、椅子散了一地，猪槽翻在地上，鸡食盆掉在了茅坑边......

    林二哥见势不妙，立刻拿起小竹鞭从笼子里赶出一群鹅向池塘那边去放鹅了，我也躲到了屋子里。可怜的智哥，理所当然地又一次承担了责任。

    这一次，逃课加弄乱院子，智哥挨打了，很重。

    智哥哭了，伤心了，跑了，谁都找不到了。

    直到天黑，我舅舅才在很远的小河边找到他。（这次回乡我说起这事，舅舅解释说这是唯一一次用棍棒打他，至今想起来还后悔）。

    我1978年随父母告别四川，迁居北京，当然也就告别了我童年时代的兄长。78年也是我国改革开放的开端，农村包产到户，分田分地，人们对于土地的巨大热情被释放出来。经过社会、经济几年巨大变革的冲击，人们的思想观念也发生了深刻的变化，那几年也恰是智哥从一个十四岁的少年向一个青年快速成长的阶段。

    令我没有想到的是，当我1983年再见到智哥时，他已经与我童年的印象有了很大的不同。

 

   （未完待续，持续更新中......11月6日夜）

 

    1983年我终于有机会再见到智哥。那时我父母出国常驻，留下年龄尚幼的我们姐弟和年迈的外婆在北京生活。而智哥经过了两次高考的失败，于是也被我父母请到北京来，一边帮忙照顾我们，一边准备第三次高考。这段时间对于我来说是非常快乐的时光，有个几乎成年的大哥哥带着我玩出各种花样，并且带给我安全感（80年代初正是“江湖上”风起云涌的年代，详见我的博文《小学时代和四个小伙伴》），我几乎是带着崇敬的目光仰视智哥。

    但是智哥已经与我童年时代的印象有了很大的不同。那段时间他狂热地爱上了练功，买了诸如《今古传奇》、《武林志》等许多杂志以及《陈氏太极》、《形意拳》等书籍来阅读，也经常和我边讲边比划。我正是热爱幻想、不谙世情的年纪，最喜欢听他给我连说带比划地说武林的传奇了。他在复习功课之余，主要的时间都用在打坐或练某个姿势上了。我记得他能趴在地上连做100个俯卧撑而脸色不变，或者能连续拉引体向上50个以上，这些事迹都被我惊为神人也。

   不过，我总是隐隐地感觉到他好像不是很快乐，有时候一个人闷坐很长时间。终于有一天，他对我外婆说，我要回乡去了，不再参加高考了。于是立刻去买了车票就走了。

   过了很多年，随着我年龄渐长，我逐渐明白一点智哥当时的心境。在当时作为农民子弟，高考是唯一的光明大道。智哥的天分本来不错，与那些成绩太差全无希望的“瘟猪子”不同，各科成绩在当地中学也是非常好的，可惜由于英语的底子太差（四川考生大多如此），过于偏科，距离上线总是差了几分。大家都说他只要再复读一次就没有问题，这本是鼓励的话语，却给原本心高气傲的智哥带来更大的心理压力。我相信智哥那时候的心情肯定是彷徨、苦闷乃至绝望的。而他的父母本是农民，担负不起他的精神导师的重任。在这点上，我比他要幸运一些。

    前几天，年近70岁的旺旺爷爷看着快满3岁的旺旺在家里快乐地淘气，说了一句似乎很有哲理的大白话，人生也就童年这几年好玩。

    这话听了令我心惊，人生忧患识字始。

    其实我们每个人在人生的某个阶段都可能遇到这样的问题。现实是如此的无奈，人生的希望在哪里，未来的道路在哪里？这些恍如永恒的天问就像是压垮骆驼的稻草一样，把我们与生俱来的智慧的灵光一点点地磨灭，把我们童年纯净的心灵蒙上厚厚的尘埃。

    从智哥离开北京那年（好像是84年吧），一直到2003年，我大约每3-4年回一次家乡。对于智哥的人生轨迹，我只能模模糊糊地记下一些痕迹。

    智哥在84年回家乡以后，当了泥瓦匠学徒。

    然后出徒了，在建筑工地当小工。

    然后当大工。

    然后当小包工头。

    然后结婚了。

    然后，我大嫂给他生了个可爱的女儿。

    然后，他没能当成大包工头，离开了建筑行业。

    然后，他买了一辆大卡车，当货车司机跑运输。

    然后，听说他有了“情变”。

    我每次回家乡，总是智哥来火车站接我。我们每次见面都特别高兴，似乎有说不完的话。但现在回忆起来也好像只是那么几句，你近来好吗？我很好，你呢？我也很好。话虽不多，但因为彼此的人生都经历了许多，所以简单的话语也都发自肺腑。

    2003年春节，我再次回乡省亲。这次我当面听他向我叙述了所谓的“情变”。我没有想到，这是我和智哥最后一次见面，从此天人永隔。

（未完待续，持续更新中......11月11日夜，于北京外研社国际会议中心）

 

 

    2003年春节期间，我又一次回四川。行前我就听舅妈说，智哥现在越来越不爱说话了，一天到晚闷头干活，也不知道他在想什么。

    我回乡过节，智哥很高兴，开着他的东风大卡车来接我。在新繁的某天，我们去燕妹妹家串门，燕妹妹说家门口的机耕路比较窄，让我乘老旺的面包车。智哥却仍然坚持让我坐在他的东风大卡车驾驶楼内。机耕路确实很窄，还要过一条河，河上有一座小石桥，几乎与卡车同宽。燕妹妹在桥对面打手势指挥着，智哥却满不在乎地几乎不怎么减速就把车开了过去，而我却紧张万分。

    那一刻，我仿佛又看见了那个与电影院管理员斗智斗勇以及爬到很高处去砍柴的灵巧少年。

    关于智哥的“情变”故事，我在回乡前有所耳闻。回乡的几天内，我终于有了一次和智哥独处的机会。那天智哥要去成都送货，要我同行。于是我忍不住问起来。......（自从上次更新本篇博客以来，我犹豫了好几天，为生者计，为逝者隐，还是决定不详细讲这“情变”的好，况且我所知道的也未必就真实。世界上的一切故事都宛如“罗生门”，都依赖于讲述者和听讲者的立场而有所不同。）

    送完货，卡车虽然轻了，但我们心里都有点沉甸甸。智哥在回新繁的路上，忽然停车掏出手机对我说，我不会发短信，你替我给她（不是我大嫂）编辑一个短信吧。我开玩笑说打个电话好了，要是怕我偷听，我就下车去等着好了。智哥固执地说，已经和她说过不打电话了，不见面了，还是请你帮忙编辑个短信吧，除了你也没有人帮这个忙的。于是我接过手机，仍然以开玩笑的口吻说，那我给你编辑个“你好吗？我爱你”如何？边说边飞快地编辑好文字。智哥看着手机屏幕停顿了几秒钟，若有所思，最后坚定地说，不，就发个“祝春节好”吧。

    于是我照办。

    一路上便再也无话，两个人都沉默。

    过年后离开四川，仍然是智哥送走我。挥手告别时，天色更加阴沉，宛如要下雨的感觉。四川的冬天总是这样晴天很少，阴雨绵绵，天气如此，生活如此，大家都习以为常了。

    2004年春节，我爸爸妈妈和舅舅、舅妈等人去云南旅游去了，我独自在北京。忽然传来智哥的噩耗，在那个寒冷的冬夜，智哥的东风大卡车与一辆集装箱卡车追尾，智哥当场死亡。据说事故原因是疲劳驾驶，智哥全责。智哥的丧事于春节后头七举办，我又一次回川，这次是代表北京的亲友们去奔丧。

    又是5年多过去了，我这次回乡，陪着年迈的父母，带着旺旺母子。家乡变化很大，但这种变化于我而言产生不了什么感慨，在规模空前的房地产运动面前，全国都是一个大工地，这里和那里又有什么不同呢。舅舅家的人们都很忙碌，辛勤工作的在国庆节也只能休息一天就继续上班，热爱休闲的人们利用每一个聚会的机会彻夜打牌，第二天早上熬着红肿的眼睛诉说昨晚牌局的某个瞬间。智哥的女儿已经长大成人了，智哥的女儿的妈妈（我的大嫂）继承了智哥的房子，与一个朴实寡言的服装设计师（裁缝）结婚了。在这次回乡期间，我对智哥的女儿说，哪天我买点香烛纸钱，你带我去智哥的坟上去祭奠一下。有亲友说，不是什么日子，去上坟干什么。于是这话在我走前再也没有提起。

    智哥在他四十岁的年纪去世了。我曾经看某本神秘主义的书上说，人临终瞬间在意识消失之前，会把自己的一生像放电影一样快速地回放。我有时傻傻地想，如果智哥在那个瞬间也回放了人生的“电影”，他是把胶片定格什么地方呢。

    换位思考良久，我替四十岁的智哥做了决定，就把“剧终”的电影胶片永远定格在那个攀爬很高处去砍柴的灵巧少年了。

 

    （2009年11月22日，本篇博客更新完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