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们凭借什么花钱

2009年将是困难的一年。对那些过分依赖出口拉动经济的国家和地区来说尤其如此。这些经济体都程度不同地依赖于美国国民的消费。数字可以证明这一点：美国的GDP占到全球GDP的四分之一，而其中的72%又是国内消费创造的。但美国是这次危机的风暴中心，因此美国的国内消费将从72%的高位走低。据预测，到2008年底，美国国内消费占GDP的比例将回落至70%以下，今后则将很一直下降到65%，甚至更低。这对过分依赖美国市场的商品出口国来说是个坏消息，也足以让任何“独善其身”和“一枝独秀”的乐观打算落空。

对中国来说，要保持经济增长，提振国内的消费是当务之急。这也是刚刚结束的中央经济工作会议的主题。但这很不容易。因为要让普通中国人放心地把钱从银行里取出来消费，势必要改变中国社会目前的利益格局——首先是分配格局。这尽管必要，却显然不是所有人都乐见的局面。提振内需的计划因此将受到许多障碍的考验。

我们为什么不敢消费？

2007年，中国国民消费只占GDP的36%。通常认为，消费不振的原因有两个，其一是消费意愿不足，其二是消费能力不足。而消费意愿往往又受限于消费能力。那么，中国人不敢消费，是因为没有消费能力吗？

从常年居高不下的储蓄率来看，中国人其实可以为消费做出更多的贡献。但人之所以异于禽兽，用罗素的话说，是因为他有理性，为了未来的福利，可以牺牲眼前的享受。中国人之所以要在负利率的当下坚持存钱，是由其他原因决定的。换句话说，他牺牲了眼前的享受，并不完全是没有消费能力，而是出于无奈。

第一个原因是经常被提到的，住房问题。住房一直困扰着中低收入的居民，恰恰是中低收入的居民占到了全社会的很大一部分，真正能够带动消费的也恰好是这一部分人，高收入人群毕竟是少数。年轻人要应该是消费的主体，而大部分年轻人的收入却不高，他们需要结婚买房，买一套房子却要做10到20年的房奴甚至更多，他们往往没有行政、事业编制，存在严重的同工不同酬的分配体制，他们凭借什么去消费？

大多数中国人被排除在社会保障制度之外，或者社保水平很低。农村居民和没有退休金的城市居民，必须自己筹划养老。他们所能够依靠的，一是子女，二是储蓄。公务员和事业编制人员能够享受较高水平的退休金，对企业退休职工来说，如果仅靠退休金生活，生活质量就会比工作时大幅下降。为养老而储蓄，是中国人继“养儿防老”之后的第二个最深入人心的养老方案。

中国一直没有建立一个全国统一的因而是有利于人员流动的社会保障制度。比如，一个湖南的农民工在深圳打工期间，要缴纳30%的收入作为社会保险。但等他老了，深圳方面不会付退休金给他，因为他在深圳只工作了几年就回老家去了，没有达到连续缴费的最低年限。他也不能把自己的保险账号带到湖南去继续缴费，因为湖南和广东是两套社保体系，互相不能对接。所以他离开深圳的时候，只好把打工所得的20%(统筹部分)白送给深圳市政府。这种制度性的弊病妨碍了社保制度实现其预定的目标。

除了“存钱防老”，中国人还必须“存钱防病”。国家和农民共同出资建立的新型农村合作医疗制度，只是在大病时提供一部分(不超过50%)住院和治疗费用。在农民急需的门诊保障方面，“新农合”无所作为；而且这一制度建立的时间很短，只有5年的历史，所以资金总量很小，需要中央政府持续注资，才能维持下去。城镇职工和城镇居民的医疗保障水平比农民高，但相对于中国的医疗费用而言，很难让人有安全感。由于政府投资不足，医院和医生都倾向于给病人最昂贵而不是最合适的治疗方案，这尤其加重了疾病的经济压力。有统计说，不少中国人不到身体实在扛不住了都不会去医院，因为他们担心付不起医药费。很多人因此错过了最佳的治疗时机。

昂贵的教育收费当然也是中国的储蓄率居高不下的原因之一。总的来说，我们可以得出结论：由于政府在公共事业上投入不足，一个理性的国民就必须克制眼前的消费，而把大部分收入存进银行，以备未来生活所需。

`      这是中国人不敢消费的直接原因。

中国的相关政策一直助长“投资抑制消费”的倾向。这些年国家的财政收入和财政外收入增长很快，近年来更是连续三年以30%左右的速度激增，但是养老、教育和医疗制度迟迟不见起色，钱花到哪里去了呢？

答案是，大多数钱被投资到了基础设施、国有企业和形形色色的效益不明的项目中去了。

这无疑是严重的角色错位。而且，作为一个典型的投资驱动——尤其是政府投资驱动的经济体，中国很难产生强劲的内需。这是当下中国消费率如此之低的主要原因。

消费取决于分配

改革开放30年来，中国经济的总量已经翻了好几番，人均GDP达到1000美元，生产率也有长足提高，但这些鲜亮的数据却无助于改善内需，不能不让人想到，问题并不是出在财富的产出环节，而是出现在财富的分配上。

数据揭示了中国经济增长与内需不振并存的悖论。中国劳动者报酬占GDP的比重已由2000年的51.4%下降到2007年的39.7%，7年之中下降了11.7个百分点。两个用来衡量贫富差距的指标上，中国的表现惊人。据亚洲开发银行的数据，中国收入最高的20%人口的平均收入是收入最低的20%人口的平均收入的11.37倍；而基尼系数达到了0.4725。

财富分配的两极分化对扩大消费是非常不利的。一个“倒金字塔型”的社会中，少数人掌握了大多数财富，富豪们能够带动消费，但随着边际效应递减，他们对消费的贡献会下降，并且一定低于“橄榄型”社会里中产阶级对消费的贡献。况且，一个收入差距过大的社会，不稳定的因素也会增加，有钱人会选择把自己的财产转移到安全的国家。这或许能够刺激美国的消费，但对本国来说，只是黯淡的预期压制消费的又一个证明。

如果中国不能避免收入差距持续拉大，并且实行更加公平的分配，提振内需就将仅仅停留在愿望的阶段。

考虑到中国存在严重的就业问题，缩小城乡收入差距的首要任务，是要将农民从农业转移到工业部门。由于海外订单减少导致了企业破产或者减产，制造业的工作机会在减少，这对增加农民收入很不利。这让分配问题变得更加迫切。

虽然经过30年的改革，但中国政府和整个经济运行情况的透明度，都有待进一步改善。许多有利可图的行业目前处于行政垄断状态，行政权力通过设置审批门槛，控制着社会的经济活动。政府收取税费的冲动一直得不到节制。这些是中国收入差距拉大的主要原因。和一个区域很小的国家或地区不同，在中国这么大的国家，发行消费券只能帮助最贫穷的人群改善生活，却不可能指望能够刺激全社会的消费。后者需要的是更深刻的变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