永远的诗境

当忙碌成为习惯，许多闪光于灵魂温馨于心田的记忆便成为遥远，当平静越来越需要刻意，淳朴就越来越接近于奢望。漫步于光怪迷离的都市，真不知是实现，还是在遗失。很有一段时间，我想逃，却站在曾经向往已久的地方，很难说这是幸运，还是悲哀。

三十年前，我还是蜿蜒在大山之间一个顽童，一个叫白灰的村庄是我所有日子的聚点。那时我丝毫没有刘亮程所说的村庄是伊甸园的感觉，我如没有思想不懂前程的野草，迎风避日地自然生长，一切充盈，也一切空白，若干年后这种空白居然成为我回望过去最温暖最快乐的片段。可以说，我是个没有向往的孩子，生活得含糊且毫无目的，甚至不去担心明天以后还是否再有明天。那时我站在教室门前的高台上，为纸飞机的优雅盘旋而高呼呐喊，我并没有发现自己与身边露脚趾、手上长冻疮的同伴有什么不同，我和他们一起爬豆秸堆，编柳条帽，骑高粱秆，同样会把没毛的老鼠幼崽放进女生书包。学校下面一条所谓的公路连着山外，而山外如我印象中的父亲，是种陌生，因为我从未见过一辆卡车驶进村庄，那些被自行车颠簸而来的信件能说明什么？毕竟它太轻盈，无法承载山里山外的不同。然而父母是希望儿子到山外生活的，在一家建筑单位当工人的父亲在来信中问我，难道你想在那里呆一辈子？话中的沉重，让我明白了母亲与老师处好关系的意义所在。原来我不属于村庄，至少不该属于村庄。我得走出去，到哪里，我并不知道。

所以未来对当时的我来说，是种无法想象的梦幻诗境，没有楼房、水泥路、公园、电影院、公交车的概念，我自然勾勒不出一个清晰的理想之地，我所能认的只是一直以来自己竟然生活在恶劣之中，只要改变，便是向好。这很符合当时的潮流，在没有公民意识，不懂得国民待遇的人眼中，毕竟城乡、农与非农的区别太天壤之别了。一九八三年九月的一个早晨，大雨倾盆，我与一头驴站在了无论地理意义，还是象征意义，都在我生命中具有极其重要的高点，一个叫背峁堰(字可能不准确，但音不会错)的山头，前面是车来车往的307国道，沿此能到达更城市更远的地方，后面是炊烟袅袅鸡鸣犬吠的村庄，尽管我是去乡中学读书，但实际上是一次真正的出发。

和大多数靠考试走入城市变成城市人的经历一样，我也同样在老师“咱这方子弟要想有出息就只能刻苦学习”的灯塔般照耀下，寒窗苦读，一切只为一次真正的蜕变或离开，去那遥远的地方去，因为离开就意味着成功，遥远就意味着抵达。现在，学校讲究素质教育，而当时的我们学习目的单纯到了只为改变命运，哪还去设想将来的自己是工程师、教师、医生、作家呢？自然会有不少人在一次次筛选中如陨而落。幸者自幸，悲者无悲！因此在那遮云蔽日无休无止的学习中，我从来不知道关乎心灵，更谈不上文学，特别是到县城一中读高中后，我们这些来自农村的孩子无形地被卷入冲锋的队伍，那是背水一战啊，考不上，就得返回农村。前几年有一次我回老家遇到当年的室友，竟然见他手持放羊的鞭杆，当然他的日子不一定就比考上大学要差，但现实的状况定然不是他当年的预想。

到这里可以谈文学了。我得谈到我在平定一中104班时一个叫王治斌的同学，他是城里学生，历史成绩奇好，每次考试都名列前茅，是他有一次拿出几厚本稿纸说是自写的武侠小说惊讶了我。那时他已经读过很多金庸、梁羽生的小说，而我还停留在喜欢民间故事上，不要说文学，就是对小说、散文、诗歌的理解也仅仅局限于书本上的定义。但不得不承认，是他让我产生了写点什么的想法。不过，如果我不说，没有人知道我就是在那时开始写小说的，当然，现在我连它的名字都忘记了，因为在那之后不久就发生了更重要的事，而那部连只言片语都无法记起的小说，很快就被扔进父亲工作单位的食堂灶膛里。

我从没想过当作家，直到现在我也没有完整读完过中国的四大名著，米兰•昆德拉、纳博科夫、玛格丽特•杜拉丝、卡夫卡、格里耶的名字也只是在前三四年前开始映入眼帘，从小以数理化见长的我今天混个作家之名实在不可思议。这大概与我后来的孤独有关。在此之前的一九八七年，作为第一批进入新校址的学生，我已经在平定一中学习生活了一年多时间，高二刚开学，学校的病号奇怪地多了起来，我在其中，并因此按校规休学一年，却没想这竟然成了我人生轨迹的一次转变，我因此再没回到母校，尽管我的班主任张福林老师几经努力，但还是因为学校人满为患，我成了一个多余的学生。一年后的一个上午，我忧伤地离开平定一中，在满是阳光里校园里，我被抛置到了阴暗的无人之地。在后来相当长的一段时间里，我多次在梦中坐回到平定一中的教室，而醒来时，我已是父亲单位里的一名农民合同工了。

对那次抛置，现在我没有半句怨言了，甚至心存感谢，否则我不会有后来的自卑，不会有机会拥有孤独，我真不知道如果我不是所在单位里惟一没有城镇户口的人，没有文凭的人，我还有没有寂寞去体会，还有没有酸涩去表述。也就是在那时，我开始和自己对话，做自己的朋友，用文字憧憬美丽与揉搓苦悲，那些文章和诗文发表在报纸上。渐渐地我发现我的眼界可以放宽了，可以看到自己以外更远的地方，便慢慢地走出了自我表述的界面，开始步入到对灵魂与人性的追寻。作家史铁生说，写作就是为了生命的重量不被轻轻抹去。我也在写作中走出了往日的阴影，迎来了阳光，因为我不希望自己的生命因为物质轻浮！一九九九年，我沾写作之光，调入单位的宣传部与文字为伍。二00二年开始小说创作，第一部长篇《虚拟婚姻》就是在那年写成的，并于二00三年由花城出版社出版。接着，第二部长篇小说《欲喊无声》二00四年由文化艺术出版社出版，被北京某影视公司购买电视剧改编权，并获第三届全国电力职工文艺作品优秀著作奖，期间加入山西省作家协会，又于二00七年加入中国作家协会。

至此，朋友们开始称呼我作家了。然而，我从来不认为自己是作家，起码不是真正的作家。真正的作家是靠其载着蚌病成珠的思想的作品，贴着读者的心，带引读者趋向抵达的，而我给了读者什么，我的作品充其量无非是个体的小痛小痒，顶多是大众经验的复制或普世生活的翻拍。真正的作家应该有所担当，而我担当什么？真正的作家是有所思想，而我思想了什么？除了对一种未知名利的追随，其实我并没有扎扎实实写出什么像样的作品。二00四到二00五年，我抱着对过去对现实的怀疑，先后踏进云南的香格里拉、泸沽湖与西藏，在高海拔的蓝天白云下，看着喇嘛灵光闪动的眼睛，听着牧民悠扬舒缓的歌声，在牦牛尾巴的摆动中，想到了家乡，想到了雨过天晴一派清新的家乡，夜深人静繁星闪烁的家乡，秋高气爽一片金黄的家乡。那是我心灵的一次真正回归，一次对自己盲从于现代或繁荣的拷问，其实每个人心中都有一个固守的地方，无论身处何地，心都不曾离开。随后，我创作完成长篇小说《原地》，后由长江文艺出版社出版在全国引起反响，并入赵树理文学奖长篇小说候选。也正是这部小说，让我对自己产生了怀疑，常常搞不清是该站在过去怀疑现在，还是站在现在怀疑过去。

二00八年盛夏的一个下午，风静雨疏，洇湿的石板路被白色的铁栅栏收拢于眼前，白玉兰花早已开过，翠绿的毛竹缘续着陈年旧色，我空乏乏地呆在鲁迅文学院308室的窗前，如呆在家乡生我养我的那间老屋，而我的隔壁，当然隔壁的隔壁也同样，住着来自全国各地已有名气且颇具潜力的年轻作家。我奇怪自己居然与他们为伍，还与他们共同生活了近五个月的时间。那时，我依然无法承认自己是个作家，无法将一个作家与一个太行山里砍柴、拣粪的孩子重叠，更无法将北京的八里庄与平定的白灰村相互映照。然而，一切都是事实，当接到《冠山》编辑的电话希望我写点什么时，那般天然的亲切让我猛然清醒，有些诗境其实是我无论走到哪里都不会改变的，沈从文先生即便有《边城》也离不开他的凤凰城，而我，一路走来，怎么能抹去家乡的种种。

家乡，才是一个有心人永远恒久的诗境，那才是心真正出发与归宿的地方。

应《冠山》之邀，拉杂一番，算作与家乡文朋诗友的交流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