青藏高原主体部分，平均海拔4000米以上的西藏自治区，有着“世界屋脊”之称。它地形复杂多样，气候独特多变，湖区密集，河流纵横；它有四季皑皑的雪山，有色泽因时而变的湖泊，有干燥少雨的阿里，又有黄鸭、沙鸥、白鹤飞舞的巴松措；动的有浑然的雅鲁藏布江、移动的牦牛，静的有雄伟的布达拉宫、肃穆的雪山，远处悠扬着牧人的歌声，近处匍匐着虔诚的信徒。西藏的神奇无法用海拔衡量，西藏的美丽也无法用相机记录，它“十里不同天”、“一天有四季”，你我，还有他，怎么可能看到同一个西藏？
旅游的功能在我看来不外两种，一是逃避，逃出现实的喧嚣、熟悉、繁乱，在超尘避世中归于平静，应该说是释然、踏实、冷却的过程；一是获得，获得意外中的因缘、心境、灵感。生活在这个时代，身如机器，不仅要承载，而且要运转，甚至不停地创造，其实不是说谁的灵魂就愿意蔑视肉体，而是我们贪婪或被迫贪婪的肉体，已经无暇去眷顾灵魂，无论肉体多么瘠弱、惨白都必须撑着，以求证明自身的存在，以求得到赞赏的光环。当有一天有人认识到这种残酷，就再无法为所谓的成就与赞美，感到欣慰与激动了。前年夏末，我在北京一所80平米的房子里，日夜苦战20天拿出38万字的电视连续剧脚本，做了20天机器，20天的文字奴隶，几次想放弃，可合同摆在桌上，只能继续。罢罢罢，初稿完成，电脑一关，第一个念头就是“走”，离开这个鬼地方，当然不是那所房子，不是北京，而是我熟悉的一切。
于是，我登上飞往成都的飞机，然后转机降落贡嘎机场。无疑，这是一次出逃！
生命抑或脆弱，抑或顽强
在熟悉中丢失，未必能在熟悉中找回，既然选择陌生，就该把熟悉遗忘到纯粹。所以我选择飞机，喝杯茶，睡一觉，睁眼时已在秃兀连绵的山体上空，仔细看那些山，是能看到一丝绿意，但那绿惨淡柔弱，如婴儿脸上的绒毛，只有在山间出口流水积扇上能看到一片巴掌大的绿还算繁盛，有那么几棵树和几处人家。
原谅我不是个对藏传佛教、藏文化以及高原地质或气候感兴趣的人。当我走出机场，裹裹被冷风吹起的单衣，挤上开往拉萨的汽车，穿过潺缓宽阔的河流，我根本无心去听导游费尽口舌介绍什么精品线路或格萨尔王，我来，为我品，领略的是风光，体会的却是自己。也许是追问一个问题，也许是要寻求一种答案。我，一个生命的个体，到底怎么样？所以，我问当地人哪里草最少，哪里树最茂盛，得到的回答是阿里和林芝。阿里？我被《可可西里》的镜头吓住了，我还没有到不爱生命的地步，那就选日喀则吧，林芝自然保留。
天堂抑或明亮，抑或迷茫
藏传佛教门类别派众多，大都修来世、修未来，用西化的语言说那个“未来”应该就是藏人心中的天堂！也许我们今生今世充满困苦与折磨，有那么多的不如意让我们回身面对过去，或仰头预想未来，我们的周围很多人才不得不沉绵过去，寄希望于未来——那个明亮的天堂。为了那个天堂，佛叫我们忘身于时代，在忍耐与宽容中寻找通往明亮之殿的门，佛是苦难者的救世主，尽管救不了肉体，但起码可以救得心灵。在扎什伦布寺、哲蚌寺、大昭寺，我看到很多虔诚的僧人与信徒，磕头、诵经、做法式，心里疑惑佛在哪里？那些终日修心潜学的僧人，难道就和佛就在一起吗？还有那些从娘怀里就被送进寺院的孩子，他们能体会或感受寺院之外的世界吗？安静固然心净，可没有经历喧闹与纷繁，人们也许并不能真正理解安静。烈烈的阳光当头，年轻的僧人们在自家院门口谈论，内容并不重要，我们一群凡尘俗子也在一边谈论，内容同样不重要，重要的是我们与他们在谈论之余，都在留心对方在谈论什么，近在咫尺，却绝对两个世界。彼此好奇，却又不能到达。幸好在大昭寺内殿里我遇一位穿着时尚的北京女人，她坐在地上抓着五色石不停擦洗一面小罗大小的铜镜，她说：佛是一种方法。原谅我不研究佛学，但我愿意接受这句话（也许是谬论）。既然是方法，就应该与我们同在，也许这正是心中有佛佛即在的道理所在。
印象中，西藏很落后很封闭。其实不然，这个让地球人站在家门口都因向往或好奇而仰望的地方，真正让我体会到了什么叫“越是民族的就越是世界的”、“不出国门便走向了世界”。这并不仅仅是因为西藏与缅甸、印度、不丹、锡金、尼泊尔接壤，边境线近四千公里，而且西半球的加拿大、美国也很早有人在西藏居住并开展贸易。如今在拉萨市街上经常可以看到蓝眼睛，卷头发的外国人，在最繁华的八廓街外国人开办的酒吧、咖啡店并不少见。就是在布达拉宫里参观，你也不用为看到一名僧人捧着一本英文原著而感觉惊奇，有人开玩笑，说在拉萨，人们的英文的水平并不比汉语差，而早在他们农奴时期，藏人的贵族就已经过上了西方人侈奢的生活。如果你不去西藏，你绝想不到空气中弥漫的煨桑气味中还夹杂着咖啡香。
我想逃到纯粹陌生的地方，却在陌生中遇到想象不到的熟悉。只不过那些外国人，北京的开汽车，西藏的身背旅行袋，北京的西装革履，西藏的光脚丫穿球鞋罢了。其实世界很小，世界无处不在。
去西藏的人很多，我想说的是，我有我的西藏，美丽的风光，不一样的感受，那次回来，我创作了29万字的长篇小说《原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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