不管怎么说 ,刘翔的影响力绝对没有以前那么大了,虽然体育界总有人遮遮掩掩,但从电视的广告就可以看出来,商业界,向来是不认老子只认钱的,姚明将一如既往的红遍全中国,这就是差距.

    如果刘翔能够卫冕奥运会110米栏的冠军的话，他本可以获得相当可观的商业利益。而他因伤被迫退出北京奥运会，意味着这位中国最伟大的明星运动员将失去这一机会。

   但蒙受损失的不仅仅是刘翔的利益——他的退赛也将严重影响发掘和训练他的国家体育体系的收入。

    根据政府规定，中国田径协会对刘翔的“商业开发”拥有完全的控制权；刘翔数百万美元的赞助费收入分为4份：50%归他个人，15%归教练，20%属于他所属的地方体育总局，15%属于中国田径协会。

    这种四分法突显出中国优秀运动员扮演的双重角色，一方面他们是极具市场价值的体育明星；另一方面他们还是政府雇员，受到多重的控制和约束，这在西方国家是难以想象的。在中国，对体育成绩的探讨往往集中于运动员是否很好地“回报了”祖国——而那些拿了第二名的运动员往往因为没做到这一点而道歉。本周刘翔退出110米栏预赛之后，中国国家副主席习近平发去慰问电，让这位25岁的运动员“增强斗志”，“为祖国争取更大的荣誉”。

    虽然批评者强调被选中参加体育训练的那些孩子所做出的牺牲——他们中的大多数人最终被人遗忘——但中国的普遍看法是，被体系选中的运动员应心存感激。的确，对于许多运动员来说，国家体育系统给他们提供了一个机会，摆脱在乡下务农的生活。

     即便是在不太吸引商业赞助的冷门运动项目上，国家队提供的工资和奖金通常也是一笔可观的收入。

   “中国运动员是由国家培养的……因此我们的最终成就也应该属于国家，”许海峰表示。他是一位手枪射击运动员，在1984年洛杉矶奥运会上为中国赢得了首枚奥运会金牌。

     目前担任教练的许海峰将这枚金牌捐给了博物馆。“很多人说：‘你真傻，这个金牌能值好几百万'，”他说道。“但我觉得这枚金牌是国家的。”

    然而，并非所有的运动员都把事情看得如此简单。对于那些最耀眼的明星来说，中国对资本主义的接纳，及其快速增长的消费者市场，给他们带来了巨大的商机，他们渴望利用这些机遇。

不过，顶尖运动员试图摆脱体育系统控制的努力通常都以失败告终。

     例如，当跳水运动员郭晶晶在雅典奥运会之后开始自行签订广告合同时，她被国家队除名。在公开道歉之后，郭晶晶得以重返国家队，并在上周日成为奥运会历史上获得跳水奖牌最多的女选手。

     但她的前任男友、同为跳水明星的田亮就没有得到原谅。田亮聘用了自己的经纪人，并与一家香港娱乐集团签约。

          在驯服任性的运动员方面，体育官员通常能够依靠媒体的帮助。以商业为导向的小报在报道体育与娱乐明星的生活方面，自由度相对宽松，但仍要经受审查，因此很少支持与政府机关存在争议的个人。

       移居国外也不能确保商业上的自主权，因为于对赞助商而言，顶尖体育明星的价值在于他们在国内受欢迎的程度，以及他们能否一直留在国家队。以篮球运动员王治郅为例，他就因为试图靠自己打入美国NBA，付出了惨痛的代价。

              继王治郅之后中国最优秀的篮球运动员姚明，不得不将个人收入的很大一块与上海市体育局分享，同时还要服从国家队通常极度紧张的训练时间表。

         不过，政府官员们表示，体育事业的长期成功取决于国家角色的弱化，这一趋势最终应能使体育明星们掌控自己的事务。

在上周发表于一份共产党报纸上的评论文章中，记者王恬表示，中国可以开始允许运动员因为自己的成就而享受个人荣耀。

     “让金牌越来越个人化，”王恬写道，“让运动员越来越属于他/她自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