炒得大热的《建国大业》演员国籍事件，因一票中国演员外国国籍的曝光，上演了一出啼笑皆非的闹剧。不禁假想，叫嚣“卖国贼”的网民中，若手头有一次变身“第一世界”国籍的机会，有几个能经得住“诱惑”？私欲也好，逃税也好，如果一个国家的国民，在有条件的情况下做出“福利”的“优选”，那么该反思的应该是个体、群体，还是领导者？

在《南京！南京！》放映现场，对日本演员骂“八嘎”的观众，他想表现的又是何等热忱？爱国？还是因无力把自己处在“优等”的位置，借“谩骂”发出无力的宣泄。如果是这样，事件背后映射的，那就只是国民的“自卑”。这自卑若有条件转化成傲慢，他将等同于帝国主义的“侵略动作”，但自卑若加剧，则会演变为类似 “恐怖分子”制造“恐怖事件”的眼红举动。

一友人说：自汶川受灾后，我对日本人的印象即改观了。于是他开始学日语，盼渡日留学。我好奇：你之前对日本人印象如何？如果因为侵华的残酷印迹，把这个族群视作“魔”，而恰好在你困难时“魔”又向你伸出援手，你就崇它为“神”，你的原则跟判断标准是什么？你忽略的，是“军国教育”对一代人心理畸形的影响，你是把日本当做“个体”在看，而不是一个由“不同个体组成的群体”。你忽略了，人性根本排除一切“政治思潮”的最质朴面。

同样，崔**女士的一篇《荒腔走板的南京南京》，滑稽得也让人哭笑不得。文章中，崔女士不解：一群充满朝气的年轻小伙子，怎会匹配残酷的侵华事件；不解：面对拉贝的走，难民为何要下跪不舍；不解：长时间优美的侵略军祭祀场面的用意；甚至把汉奸的转变视作“改头换面”，把角川的自杀误读成“灵魂救赎”。抛开文章中所谓艺术角度与电影结构学说，仅从她的一段话：“他们（抵抗者）需要做到慷慨决绝、义无反顾，不能有一丝一毫人性的软弱，不能有一丝一毫对于生命与这个世界的留恋，‘人性’的空间不是给他们准备的。”不难看出这篇文章秉承的社会主义“旧的”意识形态中一贯自娱自乐的作风。崔女士的义愤填膺，竟像极了一个谐星：宋祖德。

《南京》的漏洞无需细述，只是崔女士的观点实无说服力，让人不禁质疑她是否懂得逆向思维？关于祭祀场面，当侵略者在我们的国土欢腾起舞，他们眼里坚定的信念，或貌似坚定的信念，就像希特勒制造的崇拜，我们该作何感想？而真正引人反思的，是陆川接受采访时讲的一段幕后花絮：日本击鼓手跟中国群众演员起冲突时，日本演员从四面八方围过来护住鼓手。那一举动所体现的，决不是斗殴的冲动，而是他们对非物质文化的重视跟保护。认为陆川是亲日派的观众，同一些当代青年发表出“南京又拿大屠杀说事”的荒谬言论，这两种不同层面的声音，在某种程度上几乎一样——就是“愚昧”。愚昧，还不承认自己愚昧；没文化，还要用“脏话”来充分展现自己的没文化。因此当国土受到侵略，才涌现出数不胜数的“汉奸”，和敢怒不敢言的受压者。我们毫无反抗能力。

文化意识的落后，导致过去的被压迫，当代人的行径荒谬。抵日者在日企商店埋下炸弹，殊不知伤及的都是中国公民；抵法者拒入家乐福，但很快又回归大批购物者行列；一个人指责另一个穿着印有日文衣服的人，也许指责者对国家的贡献甚至远远落后。我们有热忱，却并不团结。人意识不到自身的缺点跟弱点，就将长期处于历史的迷茫位置，面对强权也只能指手画脚，面对欺辱只有措手不及的惶惑。

这好比被禁止的“体罚教育”，也好比官方新闻始终报喜不报忧的做法，实际是消磨了青年的斗志，消磨了人的防患意识。老一辈台湾女艺人方芳在一次访谈中说：中国能有这么强盛的今天，正因为我们挨过打。但是，我看到的新一代，却是日益剧增变得“自私”、“自我”，忘记了“谦让”与“节俭”的传统美德，不能承受丝毫打击。同理，宝岛灾民若以倒盒饭为荣，这种“井底之蛙”的“垮掉”也会成为一种必然。

还有一种荒谬的热忱，名曰“和谐”。它屏蔽掉所有的“恶”，只让人看到“真善美”。在这套理论中，好就一定是彻底的好，坏就是十恶不赦的坏，那么“和谐”难道是无爱无恨的和谐？当我们无爱也无恨了，我们拥有的就只是麻木。人大多一辈子没干过亏心事，也不曾发扬功绩，自然没有定位可言。崔女士文章中所谓“毫无道理的牺牲”，实际就是《南京》真实的还原，对寻常百姓的还原，每个时代中被那个时代磨麻的平民。不难理解，《南京》那段祭祀场面的警世意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