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01年10月作者与著名民俗学家、散文家山曼先生在圣水观白果树前合景
怀念山曼先生
李先锋
2009年3月26日，是我国著名民俗学家、散文家山曼先生逝世二周年忌日。
两年前的这天下午，我在北京出差，接到新华社胶东分社徐冰的电话，他说：“山曼先生中午走了……”一句话不啻晴天霹雳，我的眼泪夺眶而出，握电话的手不住抖动，良久说不出一句话。后来，徐冰又说要组织一次记念山曼先生的活动，问我与吴德永老师是否有时间写篇文章。当天晚上，我就在宾馆里把文章传真给了徐冰，并告诉他，吴德永老师因心脏病住院，先生逝世的消息暂不便告诉他。转眼间，山曼先生离开我们已经两年了。两年来，山曼先生的言谈话语常在我的耳边回响，先生的容颜笑貌时常在我的眼前出现。
山曼，本名单丕艮，1935年2月生于山东省黄县城后镇邹家村，毕业于山东大学。笔名山曼。“山”随母亲姓，“曼”则来自胶东地区对女孩儿的称谓“嫚儿”“小嫚”。据山曼先生讲，他的母亲是在生了4个女儿之后才生下山曼的。当时山曼先生的母亲担心养不活，就按照胶东“把男孩儿当成女孩儿养好养活”的习俗，从小就给他穿花花衣裳，扎小辫儿，取名“小嫚儿”。
我认识山曼先生三十年了。1980年，我在荣成县拖拉机厂干修理工，还是一个热血沸腾的文学爱好青年，参加荣成县文化馆组织的文学讲座班，讲课的正是山曼先生。那时候先生已经是全国著名的散文家了,七、八十年代中国文坛素有“散文二曼”一说，说得就是著名散文家山曼与蓝曼。在这次座谈会上，山曼先生除了讲授一些文学写作的基本常识外，还讲述了他个人的成长经历。山曼先生幽默丰趣、形象生动的讲授，给我留下了非常深刻的印象。那次座谈会以后，我的文学创作热情空前高涨，那时候确实有点不知天高地厚，总相信自己有一天也会像山曼先生一样在当今文坛站有一席之地。因此，我的大部分业余时间都用在了文学创作上，不仅写小说、诗歌、散文，还写了很多的随笔、杂记、歌曲。1983年春，我带着创作的短篇小说《黑姐》、《博海》专程赶到《胶东文学》编辑部找山曼先生请教。后来，我打算结集出版散文集《小镇轶事》时，我与吴德永老师去烟台找山曼先生作序，说起当年的这些事情，先生笑着说一点也不记得了。是啊，好多年过去了，山曼先生恐怕早就忘了当年座谈会上那个意气风发、满腔热血的文学青年了。但是，在那个文学青年的脑海里一辈子也忘不了山曼，因为山曼一直就是这个文学青年在文学创作道路上努力追求和学习的楷模。
1996年，山曼先生不顾家人的强烈反对，决定一个人背着行李自费从黄河源头开始一直走到黄河入海口。他在《山东黄河民俗》的“后记”中这样写道：“曾有八个年头，我年年都沿黄河走几十天，一路采集这条伟大的母亲河的民俗资料，有时一天走六七十里路，用烧饼夹着牛肉，在行进中进餐，真的不知老之将至。”据先生后来讲，他在沿黄采访期间发生了很多有趣的事。有一次，碰见一家村民举行婚礼，遂拿50元钱参加，结果酩酊大醉。散席后，全村竟没有一个人知道他是谁？从哪来的？最后东家只好喊来几个年轻的小伙子把他抬到草厦子睡了一宿。还有一次采访时，他自我介绍是山曼，引起村民的怀疑。当时《齐鲁晚报》、《烟台日报》都开设了山曼专栏，连载他关于地名村名人名、民居民俗民语方面的文章。所以山曼在黄河流域一带老百姓中名声很响。而眼下这个老头好几天没有换洗衣服了，胡子拉渣，邋邋遢遢，村民怎样也无法将他与大作家山曼联系到一块儿，遂向公安部门报了案，被民警带到派出所审查。幸亏当地宣传部门的官员及时赶到，才避免发生更大的误会。
2001年秋天，山曼先生来威海考察民俗风情，我与吴德永老师一起陪同先生考察了天尽头、法华院、圣水观。白天，每到一个地方，他都不停地跑不停地转，照相、录音、做笔录，忙得不亦乐乎。晚上，他就一个人躲在房间里孜孜不倦地整理资料。在天尽头考察时，他发现海边的石岩缝里开着许多特别漂亮的紫色小花，就问我这是什么花？我说当地都叫黄毛棘子花，至于书名我也不清楚。我又说我在散文里曾经写过“天尽头一年四季都开着一种叫不上名字的紫色小花”。山曼先生笑了，他说很多大家的文章里也常常这样写，这是不对的，任何植物都有它的名字，怎么会没有名字呢？叫不上名字，只能说明作者孤陋寡闻或者功夫不到家。他采集了很多样本，认真研究后又对我说，这不应该是黄毛棘子花，黄毛棘子花的毛刺带钩，而这种花的毛刺是直的。后来，山曼先生查阅了大量资料，又专门打电话告诉我说，那花属于变异的玖瑰，只有在天尽头特殊气候条件下才能长成，严格讲叫野玖瑰花更贴切。先生做学问那份严谨、认真、执着的精神，每每回忆起来都令我肃然起敬。
山曼先生一生为文严谨认真，为人伟大高尚。2006年春天，我去烟台看望先生。当时他的病情已经很严重了，每周三次去医院进行血液透析，倍受病魔折磨，身体承受着极大的痛苦。但他自始至终没有说一句关于疼痛难受之类的话。他问我吴德永老师最近身体怎样？还让我转告吴老师一定要保重身体，等天气暖和了去荣成看他。还说看了最近几期《山东文学》上我发表的小说和几篇散文，感觉写得不错，进步很大。但是有些细节还可以再琢磨琢磨。山曼先生病榻之上还不忘关心别人，唯独没有自己。
山曼先生走了。终年72岁。
山曼先生没有走。他留下的著作，他严谨朴实的为人为文精神，都是我们一生受用无穷的宝贵财富。山曼先生永远活在我们心中！
2009-3-14
附：山曼先生为散文集《小镇轶事》所作序言
序言
先锋写成了散文集,要我作序。电话中问我是不是还记得他,我很老实地回答说:记不起了。他还是很热情地到我家来了，一点也不介意我的“记不起”，进门就讲我和他相识的故事。那是八十年代初的事，当时我在一家地方文学刊物当编辑，为了约稿，到了他的家乡荣成，开过一个座谈会，他到会听我讲过文学的事情。那时他是一个年青的工人，正做着文学的梦，听我讲过，受了启发，积极地投入了写作。不久之后，他从几百里外坐了公共车，带了两斤海米，到了我服务的那个刊物的编辑部，见到了我，他说当时他的腿有些发颤，心情也颇为激动。我留下了稿子，无论如何也不收那二斤海米，他也没有说什么，只是离开的时候，心里有些失望。又过了些时，那篇稿子发表出来，他高兴极了。从此，他爱上了文学写作，也特别记住了我。听他说我，好象在听别人的故事，我的确记不起他说的这些事了。但是听完了他的话，倒真的高兴起来，像一个小孩受到了夸奖那样的高兴。为了他真情地记着我，为了他对文学的热爱，我们立即成了知心的朋友。
作家都像一棵青青的树，这棵树的根须大多深扎在家乡的土地上。先锋的根在生养他的那个小镇上。打开他的书，很自然地随他走进了那个听得到大海声的镇子，镇边的小河，河边的绿树，树荫覆盖的街道，道两边的房屋，屋旁的老井，井前的石臼，都历历在目。每一户人家，每一个生命，都在他的陈述中活起来，不知不觉间读者便对书中的人物产生了同情，为他们欢乐，为他们开心，为他们叹息，为他们伤感，记住了他们的不幸，更记住了他们的善良。简直就想去看看他们，就想和他们生活在一起。
每一位作家都要通过自己的作品来宣读自己对人生的种种体验，而这各种体验又常常与作家本身的经历密切相关，我们国家在上世纪70年代末，发生了极大的变化，几千年来的小农经济生活，第一次受到了商品大潮的冲击，新旧事物的更迭，真正可以说是日新月异。在这种情势下，年纪大的人不能一下子适应，他们的目光，更多地是看着从前，怀旧的心情总难排遗；新生的一代眼前只有一个未来的天地，对于生活的来路有点不甚清晰。先锋的年龄，使他站在了这次大变革前后相衔的地位上。他对新生活满腔热情，但他同时也不能忘记倾注过感情的往日的时光。他时刻关心着小镇上乡亲们的命运，对他们的中间的是是非非有时简直说不清是爱还是怨，但无论如何他也不肯对他们说半句绝情的话。太多的同情，使他思想上有了矛盾，有了负担，他不能把什么事都说得那般清丽。也正是因为这样，他的作品才可以称之为厚重。
先锋在努力追求着一种为自己所有的语言风格，这是很重要的一件事。我有时觉得，一个人语言不错，不一定能写出很好的作品。但是，若是语言的功力不好，那就一定写不好的作品了。文学创作的语言，自觉不自觉地，差不多都是以家乡语为主体，古今中外广泛吸收，慢慢形成的，朝思暮想的苦吟，倒不一定是好办法。先锋的语言，乡土特色很浓，这就有了一个生命力极强的主体，正像他本人年富力强，又是那样地用心好学，语言的长进是肯定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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