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898年农历2月，蒋碧薇出生在宜兴一个世代望族的大家庭里。她天生丽质，从小就受到良好的教育。13岁这一年由父亲做主定下了亲事，男方是蒋家的世交、苏州查亮采先生的儿子查紫含。几年后，徐悲鸿闯入了她的生活。
1917年经过激烈的思想斗争，她毅然接受了徐悲鸿的安排，一起私自奔东渡，去了日本，
1921年，留学欧洲的徐悲鸿夫妇在中国驻德国公使馆的一次酒会上结识了英俊潇洒的青年画家张道藩。谁也没有想到，这位几青年画家在中国近、现代史上演出了一幕又一幕似乐非乐、似苦非苦，凄凄切切、如泣如诉的生死之恋……。
当年在欧洲的中国留学生中，笑闹中成立了一个“天狗会”，藉此经常聚首，联络感情。徐悲鸿夫妇、张道藩都是其中的成员，这使张道藩有更多的机会接近蒋碧薇。视艺术为第一生命的徐悲鸿，对艺术之爱远胜过夫妻情爱，而张道藩则以其男性少有的细腻情感，不择手段地向蒋碧薇射出爱神之箭。
1926年2月，蒋碧薇收到张道藩从意大利寄来的一封长信。至此，张道藩向她端出了一颗赤裸裸的爱心。想到来欧洲这些年里，丈夫整天潜心作画，还几度只身前往南洋卖画，对她的情感日趋淡漠。孤独中，张道藩给过她几倍于丈夫的温存。她对此迷茫过、感怀过，也犹豫过。张道藩的这封信使她陷入万分痛苦的境地……但她还是下决心关闭了对张道藩的感情闸门，十分理智地回了一封长信，劝张道藩忘了她。张道藩在极度失望中与一位名叫素珊的法国姑娘结了婚。
徐悲鸿于1928年举家由上海迁来南京，先是住在石婆婆巷，后来又搬到丹凤街52号中央大学宿舍。多人捐资凑起一笔钱，徐悲鸿公馆终于动工，房子终于在1932年12月建成了，徐悲鸿蒋碧微一家子从拥挤的中大宿舍搬进了新居。
徐悲鸿搬进新居时正是九一八事变发生一年后国难深重的严冬，徐氏不忘国耻和居安思危，便将新居取为“危巢”。他在《危巢小记》里写道：“古人有居安思危之训，抑于灾难丧乱之际，卧薪尝胆之秋，敢忘其危，是取名之义也。”但蒋碧薇认为此名不吉利，不久便被取消。蒋碧薇将公馆布置得一派法国气氛，给人以雍容典雅之感，庭院梅竹扶疏，桃柳掩映，令人赏心悦目。可舒雅的环境未能给徐氏带来快慰，反使徐氏郁郁寡欢，愁肠万结。 徐、蒋是江苏宜兴人，结婚以后性情不甚融洽，以后差距愈大，此时蒋碧薇醉心于应酬享受，徐悲鸿则潜心于授课与绘画艺术。由于事业上没有共同的语言，生活上得不到应有的爱抚，徐悲鸿常处于一种郁郁苦闷之中。在他精心任教之时，对女弟子孙多慈的才能颇为欣赏，常常课外点拨，师生感情甚笃，不久坠入爱河。悲鸿刻一印章曰“大慈大悲”，即暗合二人名字在内。事后为夫人闻之，大肆吵闹，孙父对女儿行为也极力反对，不许悲鸿与其女来往，弄得满城风雨。在新居落成之时，孙多慈特购枫树苗百株作为点缀庭院之用，也为祝贺老师新画室的建成。但事机不密，又为蒋夫人得之，怒不可遏，嘱佣人将树苗尽折之，做炊火之薪。悲鸿异常气恼，但慑于夫人之怒，忍气吞声，悲痛之余，乃颜其室为“无枫堂”，并刻“无枫堂”印章以抒郁愤和不忘多慈。那一时期他的画也常以画枫树为景，每画必钤上“无枫堂”印章，以示怀念这一隐痛。此后徐蒋关系每况愈下。
对他们这样的两个人来说，能 “共苦”而不能“同甘”有其必然性，往往与忘恩负仪义无关。“苦”时，为了改变生活状况，为了一段时期内共同的生活目标，双方的矛盾被掩盖。一旦一方功成名就，苦尽甘来，差异凸现，磨擦、冲突也就不可避免。2001年9月14日，中央电视台“人物”栏目播出徐悲鸿专题，徐悲鸿和蒋碧微的女儿谈起她对父母的印象，态度非常诚恳。她谈话的大意是：父亲生活非常简朴，基本上是棉衫外加长衫，皮鞋实在不能再穿了，就到旧货摊上去买，而对艺术却是爱到无以复加的地步，花再多的钱也再所不惜。而母亲的穿着却超过了讲究的层次；喜欢请客，一请就是很多桌，她是把沙龙夫人的一套搬到家中来了。徐悲鸿和蒋碧微之间最大的问题就是生活态度的巨大反差，他们之间的龃龉和情感危机主要发生在傅厚岗4号的公馆中。
两人政治上也有分野。蒋碧微和张道藩曾劝徐悲鸿为当时中国的一号人物#蒋#介#石#画像，徐悲鸿就是不肯。不但如此，徐悲鸿还到处奔走，把被#国#民#党#当局逮捕入狱的田汉营救出狱，安排住在自己的公馆中；田汉出狱后继续进行抗日戏剧运动，徐悲鸿#政#治#上又受到流言蜚语的中伤，离家出走，在广西等地游览、创作，并且组织义卖，为抗战筹集资金。他在广西不但为当时#蒋#介#石#的政敌#李#宗#仁#画像，还在《广西日报》上撰文，指责蒋无礼、无义、无廉、无耻。蒋碧微在张道藩的影响下，希望徐改变#反#蒋#态度，并亲赴桂林说服徐悲鸿，遭拒绝后，两人又大吵一场，不欢而散。
巧如命运的安排，三年后（1929）他们又在国内重逢。此时的张道藩已当上了当年南京市政府的主任秘书，开始了跻身#国#民#党#上#层#统#治#集#团的#政#治#生涯。与张道藩的相见，无形中勾起了蒋碧薇曾失落过的梦幻。几年后，由于黄色小报，“花边新闻”又对徐悲鸿与孙多慈的师生关系进行加油添醋的渲染，给本来已不和睦的家庭平添一层阴影。张道藩结婚以后，由于东西方习俗的不同，夫妻感情也不融洽，表面上相敬如宾，心底里落落寡欢。因此始终忘不了对蒋碧薇的恋情，徐悲鸿依然故我，时常外出作画，张道藩就成了他家中的常客。“七·七”事变以后（1937），徐悲鸿积极为抗战四处奔走呼号。为避日本飞机轰炸，蒋碧薇应邀搬到有地下室的张道藩家中。此时，素珊携女儿去庐山避暑。在一个月明星稀的夜晚，蒋碧薇终于投入了张道藩的怀抱。此后二十年间，两人通信竟达两千余封，不仅暂别而在异地时写信，即使同居一楼，也常常靠笔墨倾诉衷肠。
1942年，客居新加坡等地达三年之久的徐悲鸿回到国内。对此，蒋碧薇感到十分尴尬，作为徐悲鸿的合法妻子，她无法拒绝丈夫返家，但她已成了张道藩的#情#妇#。她无力摆脱困境，写信给张道藩，展示自己无所适从的矛盾心理。张道藩回信提出四条出路，供其择一，即：一离婚结婚（双方离婚后再公开结合）；二逃避求生（放弃一切，双双逃向远方）；三忍痛重圆（忍痛割爱，作精神上的恋人）；四保存自由（与徐悲鸿离婚，暗地做张道藩的#情#妇#）。结果，蒋碧薇选择了最后一条路。同年6月，徐悲鸿来到重庆，此时他并不十分清楚蒋碧薇的变化，多次努力和蒋碧微和好，甚至满面流泪地乞求，但因为蒋碧微正与张道藩爱得如火如荼，对徐悲鸿有的只是嫌恶，和好是根本不可能的事。后来二人终于在重庆协议离婚，作证律师是大名鼎鼎的沈钧儒，蒋碧微从徐悲鸿那儿得到了一百万的赡养费和一百幅画。徐悲鸿后来还将油画《琴课》送给了蒋碧微
1949年初，#国#民#党#要#员#纷纷逃离大陆，身居#国#民#党#中#央#常#委、中#宣#部#长的张道藩亲自安排蒋碧薇去了台湾。
1953年10月，一代大师徐悲鸿谢世了，当蒋碧薇得知徐悲鸿直到去世时，身边还珍藏着早年与他同在巴黎生活时购买的怀表时，泪断如珠。
1959她回到台湾终于明白：自己再也没有力量将张道藩拖回身边了。此后，她拒绝张道藩的资助，将大房换成小房，又陆续卖了徐悲鸿的一些字画
1978年2月16日，蒋碧薇在台北去世。
根据蒋碧薇的遗言，她珍藏的徐悲鸿作品和一些古画，全部捐给台北历史博物馆。她去世时书房里挂着张道藩为她作的肖像：她面容憔悴、神色惨淡，头发上还插着白花。卧室里则挂着徐悲鸿为她作的肖像《琴课》：脸部微斜、脉脉含情，专注地拉着提琴。
1917年经过激烈的思想斗争，她毅然接受了徐悲鸿的安排，一起私自奔东渡，去了日本，
1921年，留学欧洲的徐悲鸿夫妇在中国驻德国公使馆的一次酒会上结识了英俊潇洒的青年画家张道藩。谁也没有想到，这位几青年画家在中国近、现代史上演出了一幕又一幕似乐非乐、似苦非苦，凄凄切切、如泣如诉的生死之恋……。
当年在欧洲的中国留学生中，笑闹中成立了一个“天狗会”，藉此经常聚首，联络感情。徐悲鸿夫妇、张道藩都是其中的成员，这使张道藩有更多的机会接近蒋碧薇。视艺术为第一生命的徐悲鸿，对艺术之爱远胜过夫妻情爱，而张道藩则以其男性少有的细腻情感，不择手段地向蒋碧薇射出爱神之箭。
1926年2月，蒋碧薇收到张道藩从意大利寄来的一封长信。至此，张道藩向她端出了一颗赤裸裸的爱心。想到来欧洲这些年里，丈夫整天潜心作画，还几度只身前往南洋卖画，对她的情感日趋淡漠。孤独中，张道藩给过她几倍于丈夫的温存。她对此迷茫过、感怀过，也犹豫过。张道藩的这封信使她陷入万分痛苦的境地……但她还是下决心关闭了对张道藩的感情闸门，十分理智地回了一封长信，劝张道藩忘了她。张道藩在极度失望中与一位名叫素珊的法国姑娘结了婚。
徐悲鸿于1928年举家由上海迁来南京，先是住在石婆婆巷，后来又搬到丹凤街52号中央大学宿舍。多人捐资凑起一笔钱，徐悲鸿公馆终于动工，房子终于在1932年12月建成了，徐悲鸿蒋碧微一家子从拥挤的中大宿舍搬进了新居。
徐悲鸿搬进新居时正是九一八事变发生一年后国难深重的严冬，徐氏不忘国耻和居安思危，便将新居取为“危巢”。他在《危巢小记》里写道：“古人有居安思危之训，抑于灾难丧乱之际，卧薪尝胆之秋，敢忘其危，是取名之义也。”但蒋碧薇认为此名不吉利，不久便被取消。蒋碧薇将公馆布置得一派法国气氛，给人以雍容典雅之感，庭院梅竹扶疏，桃柳掩映，令人赏心悦目。可舒雅的环境未能给徐氏带来快慰，反使徐氏郁郁寡欢，愁肠万结。 徐、蒋是江苏宜兴人，结婚以后性情不甚融洽，以后差距愈大，此时蒋碧薇醉心于应酬享受，徐悲鸿则潜心于授课与绘画艺术。由于事业上没有共同的语言，生活上得不到应有的爱抚，徐悲鸿常处于一种郁郁苦闷之中。在他精心任教之时，对女弟子孙多慈的才能颇为欣赏，常常课外点拨，师生感情甚笃，不久坠入爱河。悲鸿刻一印章曰“大慈大悲”，即暗合二人名字在内。事后为夫人闻之，大肆吵闹，孙父对女儿行为也极力反对，不许悲鸿与其女来往，弄得满城风雨。在新居落成之时，孙多慈特购枫树苗百株作为点缀庭院之用，也为祝贺老师新画室的建成。但事机不密，又为蒋夫人得之，怒不可遏，嘱佣人将树苗尽折之，做炊火之薪。悲鸿异常气恼，但慑于夫人之怒，忍气吞声，悲痛之余，乃颜其室为“无枫堂”，并刻“无枫堂”印章以抒郁愤和不忘多慈。那一时期他的画也常以画枫树为景，每画必钤上“无枫堂”印章，以示怀念这一隐痛。此后徐蒋关系每况愈下。
对他们这样的两个人来说，能 “共苦”而不能“同甘”有其必然性，往往与忘恩负仪义无关。“苦”时，为了改变生活状况，为了一段时期内共同的生活目标，双方的矛盾被掩盖。一旦一方功成名就，苦尽甘来，差异凸现，磨擦、冲突也就不可避免。2001年9月14日，中央电视台“人物”栏目播出徐悲鸿专题，徐悲鸿和蒋碧微的女儿谈起她对父母的印象，态度非常诚恳。她谈话的大意是：父亲生活非常简朴，基本上是棉衫外加长衫，皮鞋实在不能再穿了，就到旧货摊上去买，而对艺术却是爱到无以复加的地步，花再多的钱也再所不惜。而母亲的穿着却超过了讲究的层次；喜欢请客，一请就是很多桌，她是把沙龙夫人的一套搬到家中来了。徐悲鸿和蒋碧微之间最大的问题就是生活态度的巨大反差，他们之间的龃龉和情感危机主要发生在傅厚岗4号的公馆中。
两人政治上也有分野。蒋碧微和张道藩曾劝徐悲鸿为当时中国的一号人物#蒋#介#石#画像，徐悲鸿就是不肯。不但如此，徐悲鸿还到处奔走，把被#国#民#党#当局逮捕入狱的田汉营救出狱，安排住在自己的公馆中；田汉出狱后继续进行抗日戏剧运动，徐悲鸿#政#治#上又受到流言蜚语的中伤，离家出走，在广西等地游览、创作，并且组织义卖，为抗战筹集资金。他在广西不但为当时#蒋#介#石#的政敌#李#宗#仁#画像，还在《广西日报》上撰文，指责蒋无礼、无义、无廉、无耻。蒋碧微在张道藩的影响下，希望徐改变#反#蒋#态度，并亲赴桂林说服徐悲鸿，遭拒绝后，两人又大吵一场，不欢而散。
巧如命运的安排，三年后（1929）他们又在国内重逢。此时的张道藩已当上了当年南京市政府的主任秘书，开始了跻身#国#民#党#上#层#统#治#集#团的#政#治#生涯。与张道藩的相见，无形中勾起了蒋碧薇曾失落过的梦幻。几年后，由于黄色小报，“花边新闻”又对徐悲鸿与孙多慈的师生关系进行加油添醋的渲染，给本来已不和睦的家庭平添一层阴影。张道藩结婚以后，由于东西方习俗的不同，夫妻感情也不融洽，表面上相敬如宾，心底里落落寡欢。因此始终忘不了对蒋碧薇的恋情，徐悲鸿依然故我，时常外出作画，张道藩就成了他家中的常客。“七·七”事变以后（1937），徐悲鸿积极为抗战四处奔走呼号。为避日本飞机轰炸，蒋碧薇应邀搬到有地下室的张道藩家中。此时，素珊携女儿去庐山避暑。在一个月明星稀的夜晚，蒋碧薇终于投入了张道藩的怀抱。此后二十年间，两人通信竟达两千余封，不仅暂别而在异地时写信，即使同居一楼，也常常靠笔墨倾诉衷肠。
1942年，客居新加坡等地达三年之久的徐悲鸿回到国内。对此，蒋碧薇感到十分尴尬，作为徐悲鸿的合法妻子，她无法拒绝丈夫返家，但她已成了张道藩的#情#妇#。她无力摆脱困境，写信给张道藩，展示自己无所适从的矛盾心理。张道藩回信提出四条出路，供其择一，即：一离婚结婚（双方离婚后再公开结合）；二逃避求生（放弃一切，双双逃向远方）；三忍痛重圆（忍痛割爱，作精神上的恋人）；四保存自由（与徐悲鸿离婚，暗地做张道藩的#情#妇#）。结果，蒋碧薇选择了最后一条路。同年6月，徐悲鸿来到重庆，此时他并不十分清楚蒋碧薇的变化，多次努力和蒋碧微和好，甚至满面流泪地乞求，但因为蒋碧微正与张道藩爱得如火如荼，对徐悲鸿有的只是嫌恶，和好是根本不可能的事。后来二人终于在重庆协议离婚，作证律师是大名鼎鼎的沈钧儒，蒋碧微从徐悲鸿那儿得到了一百万的赡养费和一百幅画。徐悲鸿后来还将油画《琴课》送给了蒋碧微
1949年初，#国#民#党#要#员#纷纷逃离大陆，身居#国#民#党#中#央#常#委、中#宣#部#长的张道藩亲自安排蒋碧薇去了台湾。
1953年10月，一代大师徐悲鸿谢世了，当蒋碧薇得知徐悲鸿直到去世时，身边还珍藏着早年与他同在巴黎生活时购买的怀表时，泪断如珠。
1959她回到台湾终于明白：自己再也没有力量将张道藩拖回身边了。此后，她拒绝张道藩的资助，将大房换成小房，又陆续卖了徐悲鸿的一些字画
1978年2月16日，蒋碧薇在台北去世。
根据蒋碧薇的遗言，她珍藏的徐悲鸿作品和一些古画，全部捐给台北历史博物馆。她去世时书房里挂着张道藩为她作的肖像：她面容憔悴、神色惨淡，头发上还插着白花。卧室里则挂着徐悲鸿为她作的肖像《琴课》：脸部微斜、脉脉含情，专注地拉着提琴。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