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寻找张述祖

(2020-04-05 01:54:46)

跟着父亲读《后汉书》,主要关注与刘秀有关的人与事。每每为这些文章的器局、魂魄所打动,并不仅仅是因为这些穿越千年迄今留存温度灼热的文字之美。读的遍数多了,就会与父亲讨论这些文本形成的大致过程,想象先人们回顾盘点检讨历史往事的筚路蓝缕,殊多不易。

《后汉书》的形成、文本的最终确定、乃至关于它的评注、评点、弘扬,离不开历代学人的茹苦含辛。不说刘知几,不说章怀太子李贤,不说清代的诸多学者,且说范晔,他以当年那样的茁壮热情,那样的不羁才华,那样的处境艰危,居然组织力量,倾注心血,撰就《后汉书》。虽然是残本,但基本上成为东汉这段历史记述的集大成者,而他在47岁,这样的年纪就因深陷政治漩涡而生命被生生扼断,令人迷惑,也令人叹息。

父亲一直疑惑,所谓当年毛泽东向林彪荐图书或者说是文章,为何让他的这个老部下看《郭嘉传》与《范晔传》?推荐郭嘉,可以理解;但推荐看《范晔传》,就太过令人费解。范晔其人,无论是《宋书》,还是《南书》,都对他评价一般,甚至给人以此人首鼠两端晚节不保的印象,《资治通鉴》也沿袭旧说。父亲甚至觉得,会不会是毛泽东向林彪推荐的《樊晔传》?对范晔深陷政治泥潭,最终灭门败家,一直无人异议。而范晔此种命运结局,多少也影响了后人对他的关注。到了满清,乾隆十九年的榜眼公、因《十七史商榷》而享誉一时的王鸣盛先生对此提出异议。他认为,所谓范晔参与“反革命集团”,谋求犯上作乱,很可能是一种栽赃嫁祸,是一种被人设局下套,是一种欲加之罪何患无词的“莫须有”。王鸣盛此说,引来一些学者的附和。而民国期间,有一年轻学人,大概也是喜欢《后汉书》,爱屋及乌,开始关注范晔此人。他居然发现,《后汉书》与《史记》《汉书》《三国志》,比肩而立,毫无争议,竟然对范晔的生平研究,如此匮乏?他还是一位学生,就不避繁难,居然搜求爬梳,披荆斩棘,整理出一份《范蔚宗年谱》,而且在其毕业前一年,也就是1940年,发表在《史学年报》上。

张述祖为何会关注到范晔?莫非是因为他研读章学诚的《文史通义》受到启发?章学诚是一代史学大家,但因其出身寒微,并无太大功名,被陈垣等讥讽为乡曲之士,予以轻蔑。实际上,章学诚是一位很了不得的人物,而《文史通义》则是他历时长达三十载灌注了他一生心血的巨著。

章学诚对历代史学,洞察利弊,指陈瑕疵,主张在纪传体史书里设立《史官传》,以反映历代史学发展源流,考察其利弊得失,应该是很有见地的主张。 中国史书,从《晋书》开始,曾记载了两晋的十余位史家,大致属于较早的史家列传。明代李贽著有《藏书》,也专门开辟了《史家传》。但《晋书》《藏书》虽然设立了《史家传》,却是以叙述史家生平事迹为主,属于人物传记范畴,看不到史学发展演变的轨迹和趋势,难以考察某一时期史学利弊得失的总体面貌。章学诚主张在“列传于《儒林》《文苑》之外,更当立《史官传》”,他说:“夫作史而不论前史之是非得失,何由见其折中考定之所从?昔荀卿非十二子,庄周辨关尹、老聃、墨翟、慎到之流,诸子一家之书,犹皆低昂参互,衷其所以立言;况史裁囊括一世,前人成辙,岂可忽而置之!”章学诚还认为:“史家著作成书,必取前人撰述汇而列之,所以辨家学之渊源,明折衷之有自也”“况史学之重,远绍《春秋》,而后史不立专篇,乃令专门著述之业湮而莫考,岂非史家弗思之甚耶!”

章学诚列举了范晔撰《后汉书》,隐括刘珍、袁宏、华峤、谢承、司马彪诸家后汉史书而成,唐初撰修《晋书》,整理王隐、虞预、何法盛、干宝、臧荣绪等18家故事成书。但是,无论是《后汉书》,还是《晋书》,都没有条别诸家史书体裁义例,论次群书得失。史家修史对前代史书内容“不为叙述讨论,萃合一篇之内,何以得其折衷?此诸家流别之必待专篇列传而明者也”。尤其是唐宋以后史馆集众修史,更应该说明具体分工情况,标明某纪、某志编自何人,某表、某传出自谁手。唯其如此,后人才能考察史书质量臧否,评论史家史识高下。如果“不为整齐缀合,各溯所由,未免一书之中优劣互见,而功过难知。此一书功力之必待专篇列传而明者也。”

章学诚认为:“后人修史,不能条别诸家体裁,论次群书得失,萃合一篇之中,比如郢人善斫,质丧何求?夏礼能言,无征不信者也。他若聚众修书,立监置纪,尤当考定篇章,覆审文字,某纪、某书编之谁氏,某表、某传撰自何人,乃使读者察其臧慝,定其是非,庶几泾渭虽淆,淄渑可辨。”这些事迹若不及时编录,很快就会散失殆尽。由此看来,前史虽有《史家传》,不免轻略太甚,无法适应史学发展的需要。

章学诚提出可以仿照学者记述经学师承的《学案》义例作《史官传》,改变写人物传的做法,以史家著述为经,传承流别为纬。例如,作《司马迁传》,首先要叙述他撰《史记》时参考了《尚书》《世本》《国语》《战国策》《楚汉春秋》等书,然后再叙述《史记》撰写的经过,最后叙述杨恽传布其书,徐广、裴骃等人为之作解。又如作《班固传》,首先要叙述他参考了司马迁、扬雄、刘歆、班彪等人著作,再叙述撰《汉书》的过程,班昭、马续等人补作情况,最后叙述服虔、应劭等人为之作注。“凡若此者,并可依类为编,申明家学,以书为主,不复以一人首尾名篇,则《春秋》经世,虽谓至今存焉可也。”

章学诚甚至提出,倘若某个史家事迹较多,地位非常重要,则应在《史官传》内载录姓名,著明此人另有专传。之于设立《史官传》的意义,章学诚进而总结说:“马、班作史,家法既失,后代史官之事,纵或不能协其义例,何不可就当时纂述大凡,人文上下,论次为传,以集一史之成乎!夫《儒林》治经,而《文苑》谈艺,《史官》之业,介乎其间,亦编摩之不可不知所务者也。”

张述祖研究章学诚的《文史通义》诸多版本,自然熟悉章学诚的史学主张,并在《史学年报》上发表过《<文史通义>版本考 》。他大概有感于章学诚的主张,就从范晔着手,为其编写年谱,不仅考订其生平经历,而且留心其史学思想发展脉络,注意到范蔚宗与裴松之、沈约等人的关联。在那样的战火纷飞的岁月,在山城重庆的风雨飘摇之中,真是很不容易呀。1940年,张述祖的《范蔚宗年谱》也发表在《史学年报》上。张述祖的毕业论文是《西周国名考》,时在1941年,大概太平洋战争还没有爆发,但他的祖国正处在日寇的蹂躏之中。

问题来了,这个张述祖作为一个大学生,在史学领域已经有如此成就,可谓开局良好,但他是哪里人?后来去了哪里?还有什么成果?是就此搁笔投戎?还是去了海外改弦更张?甚或是参加了党派政治而就此隐姓埋名?或者是天妒英才,早早去世?网上搜索,有一张述祖,是山西保德人,供职北师大,是心理学家;另有一张述祖,东南大学物理系学生,毕业于1927年,后从事军工行业,在1972年去世,是南通人。这两位张述祖,都与我所寻找的这个张述祖,不大符合。这个张述祖,是燕京大学历史系毕业的,还曾经是燕京大学历史学会会员,这当然都是他当年在校期间的零星信息。

向多人请教询问,甚至还惊动了《范晔评传》的作者瞿林东先生,沈卫威教授的博士研究燕京大学的专家汤志辉教授,但对于张述祖,还是信息很少。一个民国史学届的新起之秀,一个令人期待的历史学者,怎么就如此弦断声绝毫无声息了啊?清明时节,重温章实斋先生的关于为史家立传的主张,感慨张述祖的几乎湮灭无闻,真是莫名哀伤,愤恨难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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