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常识上看，我们一定认为那些看上去朝气蓬勃的人就是各方面健康的人。因为他们能够很好的适应社会，有良好的人际关系，生活中充满了幸福。事实上真的是这样吗？起码精神分析大师弗洛姆并不这么认为，他很严肃地告诉我们：“病人是最健康的人。”

       这一定让很多人困惑，正如弗洛姆几十年前提出这个观点时的反应，很多人急着问为什么。事实上，要理解这一观点，你必须承认我们所处于病态社会这一前提。弗洛姆认为，人类由农业社会过渡到工业社会（有竞争）的代价就时我们丧失了安全感，自从尼采大声宣布“上帝死了”之后（丧失了信念），人的思想也处于孤立中，没有了寄托和依靠。社会中充满了危机和压力，我们所感受的安全感甚至不如中世纪时的人们。我们脱离了土地的束缚，可以自由迁徙，可以追求自己想要的任何东西，然而我们却陷入了自身无法克制的欲望黑洞，无法满足的痛苦也就随之而来。这个社会为了机械地运行，只关心的产品的产出和消费，以及人们服从宣传的程度，并没有考虑人们在生产和消费时的精神压力。据了解，中国约有2亿人需要心理帮助。由此可知，我们的社会俨然已变得病态。

       这样我们再跟着弗洛姆的思维走。“在这种病态（异化）的社会范畴中被看作健康的人，从人本主义的观点来看，就可能是病入膏肓的人。而那些被病态（异化）社会视为病态的人反而是最健康的。”弗洛姆指出，实际上，当代社会存在着两种病态，一种是适应能力很好的人（成功人士），另一种是适应能力不好的人（失败人士）。前者“在病态的现代社会如鱼得水，应付自如，得到自己想要的金钱、权力和荣誉，然而其人性中最美好的东西却丢失了。他失去了真正的爱以及思考能力，失去了作为一个人的生命的丰富性、创造性以及独立自主，缺乏出自内心的快乐和蓬勃向上的生命力，这正是精神不健全的有力证明。（吴光远《思想大师谈人生》）”而后者的病态是显而易见的，他们心中缺乏的是完整的人格，具有破坏倾向，习惯于依赖和受制于人。在弗洛姆看来，这两种人都是不健康的，而前者的不健康是有悖于我们的正常思维的，却又让人无力可驳。

       可是，“在病人身上，我们能看见某种属于人性的东西尚没有被压抑到无法与诸种文化模式相对立的程度。（同上）”由此弗洛姆认为“病人是最健康的。”当然，弗洛姆的判断是基于在人性角度考量精神是否偏离本质，不一定精确却在一定程度上纠正了我们对精神健康的错误理解，即，并不一定有朝气有活力的人就是健康的。如果能正视这一点的话，我们就会很容易撕下一些人伪装快乐的面具。快乐的背后或许是烦恼、抑郁、失眠、烦躁和不幸，健康背后却是极端的病态。

       在这个虚无主义开始泛滥的时代，如何打发掉自己的剩余时间成了现代人的社会病，一些人选择了不断忙碌的方式填补自己的空闲，或者把疯狂地工作作为一种慰藉，或者把生活排满各种不必要的活动，待到夜深人静时他们的内心又会处于无限的空虚之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