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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转载]<求是>“中等收入陷阱”的理论分析与思考

(2011-11-12 16:30:2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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杂谈

时间:2011年11月01日 09时00分   来源:《求是》   作者:陆文强 **********转载请注明来源:求是理论网,原文网址:http://www.qstheory.cn/zxdk/2011/201121/201110/t20111028_120265.htm

编者按【韦云川】:本文系国研专家撰文,旨在从理论层面深入阐释政治经济学领域熟悉而陌生的概念“中等收入陷阱”。熟悉是因为这是这个专业领域的常识,陌生是因为这个国家从未经历这个阶段却又不得不面对的阶段。本文既向上面的决策层传递重要信息,使领导人在国家发展的关键阶段不要被某些利益集团捆绑以致误国殃民;也使下面的人民群众重新认识当前形势,能够奉公守法、兢兢业业,履行好自己的职责。本文的妙处有三:一是回避意识形态纷争,就事论事,字里行间尽显科学发展观;二是不谈左右,使得左右两派思想界人士均能接受其观点;三是撰文时机巧妙,既隐晦地褒扬和肯定本界党委政府的功绩,也给即将到来的换界种下重要的思想之苗。我认为三种人会从本文中受益,足以颠覆他们本初的想法:1,憧憬西方高福利国家生活者,期盼国内的改革迅速转到这个方向;2,思想极右者,为西方某些所谓的民主国家摇着“民主”大旗,企图捆绑政府以达到激进政治改革的目的;3,对未来盲目乐观者,迷信GDP,迷信所谓的世界排名前几。

原文:

在理论层面研究“中等收入陷阱”问题,有助于我们透过现象看本质,深刻地解释为什么在这个阶段容易掉进经济增长缓慢、政治经济社会问题丛生的陷阱。

一、从低收入到中等收入主要是量的变化,而从中等收入到高收入则主要是质的跨越

分析“中等收入陷阱”,首先是认识和界定发展阶段问题。从低收入到中等收入,往往是从传统农业进入工业初始阶段,生产内容和形式虽有很大变化,但劳动本质变化不大,不仅传统农业是以重复性劳动为主,而且刚开始的工业生产也是以引进和复制别人的创造发明为主,自身创造性劳动不多;而从中等收入到高收入,则是从工业初级阶段到高级阶段的变化,必须建立在普遍的自主创新基础上,是从重复性劳动向创造性劳动的跨越。重复性劳动与创造性劳动的比重和质量的变化,在经济发展阶段上具有本质差别,是经济社会发展阶段转变的决定性力量。把握这一本质关系是解释中等收入阶段许多问题的基本方法。

重复性劳动在工业规模增长上,表现为外延扩大再生产。二战后,随着科学技术发展,发达国家加快了产业结构调整,向外输出资本和技术,落后国家能够通过对资本、技术、人力和市场进行新的整合,利用低劳动成本优势,重复发达国家已有的生产方式,由于没有多少创造性的复杂活动,有可能获得快速发展,出现增长“奇迹”。一些进入中等收入国家,由于不了解自身所处发展阶段的本质特征,认为从中等收入到高收入阶段,只是工业化的量变过程,不存在质的差异,看不到“奇迹”背后隐藏着深层问题,盲目乐观,以为可以像复制生产一样,只要全面复制高收入国家有关政治、经济和社会方面的政策、做法,就可顺利进入高收入阶段,结果却事与愿违。

二、中等收入阶段的资本积累和高收入阶段的智力积累,在市场政策上有很大不同

中等收入阶段与高收入阶段,存在密切联系,有些经济政策和经济制度可以相互适用,有些则不行。例如,高收入国家实施的高消费政策,中等收入国家就不能完全照搬,这是由劳动本质差别引起不同积累方式差别所决定的。

社会经济发展依赖于扩大再生产,而扩大再生产又依赖于经济积累,不同积累方式决定着经济运行方式的差别。传统自给自足的农业生产主要依靠直接劳动积累;以外延扩大再生产为特征的中等收入阶段,主要依靠资本积累;而以内涵扩大再生产为特征的高收入阶段,则主要依靠智力积累。积累方式不同,会产生一系列迥异的经济现象,进而形成不同的经济政策。

在工业社会初期,创造性劳动的质和量还不发展,重复性劳动普遍存在,扩大再生产和社会进步所依靠的经济积累,只能采取压低工人工资的资本积累方式。它不仅使人类创造性劳动所带来的文明成果得到快速扩展,而且也为创造性劳动进一步发展提供物质基础。与此同时,也导致生产和消费矛盾的积累,出现以生产过剩为特征的经济危机。重要的出路,在于扩大世界市场以缓解矛盾。

第二次世界大战后,西方国家生产过剩的危机没有消除,但程度有所减轻。这虽与政府加强宏观管理有关,但更重要的是创造性劳动的质和量出现大的增长,引起科技革命和社会分工的迅速发展,社会经济生活发生一系列变化。首先,创造性劳动的大发展,使科技人员和白领工人成为企业主体。分工细化和复杂化使脑力劳动者地位提高,企业为维持生产的竞争力和正常运转,被迫向其支付更高工资,社会消费水平得到提高。其次,积累开始从货币资本积累向智力积累转变,科学技术在经济增长中的贡献率越来越高。积累和扩大再生产,不仅没有因消费比重增大而削弱,反而因创造发明增多,内涵式扩大再生产成为主要方式而加强。再次,智力积累推动产品从数量增长向质量和性能提高转变,因而使生产与消费趋向平衡,市场趋于稳定,积累成为扩大内需的重要部分。又次,创造性劳动造就了更多新产品,并不断更新、拓展市场。这些都成为危机减弱的重要原因。

显然,中等收入阶段是工业发展的初级阶段,它依靠资本积累扩大再生产,通过扩大出口解决生产过剩问题。高收入阶段是工业发展的中后期阶段,由于创造性劳动的发展,使资本积累向智力积累转变,刺激和扩大消费,成为这一阶段的可行政策。如果中等收入国家直接照搬高收入国家的这些做法,就很容易掉进陷阱之中。

三、中等收入阶段,收入和社会保障容易超出经济能力

在中等收入阶段,虽然有收入和社会保障落后于经济发展的情况,但也极易出现收入和社会保障超越经济能力的情况。这个阶段,农村劳动力大量转移到工业,工业生产呈现外延扩张特征。一是国内生产总值增长快,很多国家一度出现两位数增长;二是国家税收增长快,有的甚至超过国内生产总值的增速;三是企业利润增长快,企业绝对支配的收入明显增加。在此情况下,人们容易得出劳动者收入、社会福利和社会保障也该相应有较大增长的判断。其实,国内生产总值、税收和企业利润增长主要是因经济的外延规模扩大而引起的,劳动生产率没有提高,企业人均利润也没有提高。如果此时大幅度提高收入、福利和社会保障水平,势必加重企业和社会负担。当然,在重复性劳动发展和经济外延扩张中,社会福利总支出也会增加。这是由于农业人口变为工业人口后,社会保障的人口数量加大,引起社会福利总支出增加。一些中等收入国家,在经济主要还以重复性劳动、外延扩张为特征的情况下,过早、过快提高社会福利和保障水平,加重了负担。特别是,外延经济增长终会受到劳动力、土地、市场等条件限制,当增速下降时,社会福利的刚性支出使问题更加突出。拉美一些国家的政府债务危机,都与过多增加社会保障等公共支出有关。

在中等收入阶段,国家增量税收应主要用于教育和重点科研,提高民族素质和国家创新能力;企业增量利润应主要用于核心技术和新产品开发,提高产品附加值。只有创造性劳动快速发展了,社会分工才能发展,劳动者专业知识和技能才能发展,人的经济地位才能从根本上得到提高,各种社会问题才能得到从容解决。

四、中等收入阶段,收入差距容易扩大,社会矛盾容易发展

中等收入阶段,由于企业重复性外延的迅速扩张,打破了传统农业社会平衡,形成新的利益结构,特别是收入差距扩大,容易引发新的社会矛盾。

首先,以重复性劳动为基础的资本积累,是收入差距扩大的主要原因。在中等收入阶段,生产特征表现为重复性劳动、企业外延扩张和资本积累,一方面企业人均利润水平没有提高,工人收入处在较低水平,若提高其收入,则增加成本,降低积累能力;另一方面外延扩大再生产又使企业利润和税收增加,为一部分人增加收入提供了可能。这就是中等收入阶段收入差距扩大的主要原因。而高收入阶段,由于创造性劳动推动社会分工迅速发展,劳动者凭借自己的知识和技能,在与资方博弈中逐步处于有利地位,能够争取更多收入。同时,资方虽支付更多工资,却不影响企业内涵式扩大再生产,社会收入差距缩小有了可能。

其次,生产外延扩张,加速城市化和人口集中,社会矛盾传导速度和规模明显提高。城市化的发展不仅是工业化发展的结果,也是工业化进一步发展的条件。城市化必然加快人口集聚速度,不同利益群体近距离聚集,使社会矛盾传导速度加快,增加了不稳定因素。

再次,西方国家利用中等收入阶段问题,放大社会矛盾,误导政治进程,使经济和社会问题长期化。西方发达国家从殖民时期开始,经济就处于优先地位,能够长期利用超额利润调和国内矛盾。他们为确保优势地位,利用中等收入阶段存在收入分配差距扩大的现实,通常把政治制度与所谓人权挂钩,通过输出政治体制,在“民主化”旗号下扰乱处于这个阶段的国家经济和社会生活。例如,在过度民主化下,往往不是主要通过限制高收入,而是通过提高低收入群体收入和福利水平,达到缩小差距目的。其结果会减弱资本积累能力,降低发展速度,最终加剧就业矛盾,形成新的社会不稳定因素。一些中等收入国家正是掉入了这一“美好”的民主陷阱,导致经济停滞、社会动荡。处于中等收入阶段的国家,最根本的是保持政治和社会稳定,为经济发展创造条件,尽快过渡到智力积累阶段,从根本上消除社会不稳定因素。

五、几点思考

第一,规避“陷阱”,外部条件固然重要,但起决定作用的还是内因。从现象上看,陷在中等收入阶段的主要是拉美、东南亚和东欧一些国家。它们都不是西方发达国家盟友,有的甚至长期处于敌对状态,受到西方国家的干扰,甚至破坏,没有进入高收入行列;而另一些经济体,如韩国、中国台湾等国家和地区,是西方国家紧密盟友,又都处于“前沿”地带,它们的发展符合西方国家利益,得到西方国家大力支持,很多技术和产品对其他国家封锁,对它们却是开放的,因而它们更容易完成从中等收入到高收入阶段的跨越。但是,从本质上看,掉入“陷阱”的国家都有其深刻内在原因,或是体制问题,或是重要政策失误。墨西哥长期得到美国扶持,但由于内部原因始终没有实现创造性劳动的大发展。这说明,外因是重要条件,内因则起决定作用。

第二,我国防止掉入“陷阱”,要内外并举。从外部条件看,中国是一个大国,如果进入高收入阶段,将对世界格局产生巨大影响,一些国家不愿意看到这种变化,极力围堵和限制我国发展,诱导我们掉入“陷阱”。对此,我们除了要努力通过外交等手段,争取好一些的外部环境外,还要注重国内因素。一是我国人口多,整体教育水平和劳动力素质还不高,重复性劳动在相当长时间里仍是主要特征。为改变这种状况,党和国家制定了正确的长期发展战略,但需要较长时间才能明显见效。二是随着经济、社会发展,我们不断制定和调整的各项方针、政策,是否符合规避“陷阱”的要求,这是我们面临的主要问题,需要特别加强对各项方针政策的综合协调研究。

第三,在考虑国内因素时,要抓主要问题。一要有正确理论指导,正确认识发展阶段和经济本质特征。二要找出主要工作方面,从经济领域看,像国际贸易、投资、收入分配、社会保障、消费等,都是关系能否规避“陷阱”的重要方面。三要在制定这些重要方面的政策时综合协调,具有预防“陷阱”的意识。四要做好宣传教育工作,使广大干部群众了解基本国情,避免产生不切实际的预期。

(作者:国务院发展研究中心研究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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