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  要：《张中丞传后叙》是韩愈著名古文，历来论者颇多。由于文章涉及重大历史事件且隐含了比较敏感的大规模吃人问题，从而使文章具有较大的争议性和开放性。韩愈为文之初衷亦有辩诬成分，但他辩诬的风格却与他其他文章的大刀阔斧不同，未免有顾左右而言他的造作。窥破这点，再细寻文章脉络，剖析韩公用心，就能看到，无论韩公具有多么高的为文技巧，一旦陷于强作辩难的地步，他为文的步履将是多么地艰涩。文章试图寻绎韩文笔法，从他的心口不应寻找他思想上的缺陷，以及在为文中的体现。

关键词：《张中丞传后叙》；立传；辩诬；良臣与忠臣

《张中丞传后叙》（以下简称《后叙》），是韩愈的古文名篇，历来深受好评。文章涉及的是历史上一个重大事件——睢阳保卫战。对这个历史事件的评价，当时不无争论。然而，韩愈为文以来，文评家们几乎都交口称赞，表现出了惊人的一致性。但遗憾的是，这些评论，侧重于思想性的，往往由封建义理出发，重复的是对张巡、许远的褒扬；侧重于艺术性的，也仅局限于章句结构和为文措辞的激赏。我认为，对于韩文的探讨，如果撇开思想性分析，得到的将只是韩文无所不能的技艺称赞；进行思想性分析，如果走不出封建思想的泥潭，重复的只能是忠君义理的老调。《后叙》可以说就是一只难以把握的刺猬。围绕此文的探讨，或许可以看出古代论文的局限。在我们今人试图走出此局限时，会发现我们多么地步履维艰。不但要承受古人光环的萦绕与迷惑，还会发现，任何的批判都会面临由现实的躯体上撕裂掉传统的创痛。

一、一边倒的评论说明了什么

无可否认，从局部看，《后叙》的艺术技巧是高超的。前人已多有论述。赞美者多之又多，如茅坤说：“通篇句、字、气，皆太史公髓，非昌黎本色。”（《唐宋八大家文钞·韩文》）称许韩文似太史公；储欣却说：“辨论序事，豪恣满意，此正昌黎本色。眼中笔下，何尝有太史公。”（《昌黎先生全集录》卷一）要之称赞者皆将韩愈与司马迁相比。值得注意的是，封建时代的古文鉴赏家们几乎是众口同声地以赞美张巡行为为前提和思想范式的。进入现代社会之后，人们对封建社会的忠君义理观念有了较为清醒的认识，按说对张巡行为可以进行一分为二的评价，但所有的评价，绝大部分重复的还是赞扬的老调。如《重塑英雄形象再度伸张正义》，《不平而鸣气盛言宜》，《生动的记叙，愤激的议论》等等。《略论张巡领导的雍睢保卫战》也仅仅轻轻一笔提到“人之相食”，完全的笔墨是为张巡许远唱颂歌。[1]只有屈指可数的几篇文章对张巡进行了严厉的谴责，如八十年代章起的《评韩愈<张中丞传后叙>》，如进入新世纪后冯磊的《小妾悲怆问名将》（见《中外文摘》）和丁明利的《张巡祠里的阴影》。（见《杂文选刊》），但后两篇还是以杂谈形式出现。另有文章，虽不是就韩文而谈，也没有回避张巡率部吃人问题，但却令人吃惊地将张巡吃人行为进行了合理化阐释。文章说：“张巡在特定时期极其困难的环境中，对人性与道德作出了选择。张巡杀妻飨士，从表面上看，这是对人性的亵渎，对人伦的挑战，对道德的践踏，但从实质上分析又不难看出，这无奈的选择背后，选择的必要性与合理性。……张巡面对的情况是顾全整体牺牲局部，是为‘大义而牺牲小仁’的问题，他用政治上的大智大勇战胜了自然人性和人伦道德。”[2]

以上论文，在思想内容方面，赞美者难脱陈腐之词，批评者，基本都没有超出王夫之水平。（章起文章较好，但基本也是就王夫之观点的发挥）王夫之尚且批评张巡“食人也，不谓之不仁也不可”，“于义未也，而食人之罪不可逭矣。”（王夫之《读通鉴论》）反观今天太多的批评依旧重弹忠君大义的老调，可以想见，纵然时至今日，进行封建思想的清算是何其的艰难。

二、不能离开内容而谈技巧

纵观之，评论韩愈《后叙》、称赞韩文之技巧者，皆以无条件称颂张巡为前提，但往往不将技巧的评价与内容的讨论相联系。偶有思想内容之批评者，或者从《后叙》出发，如章起，往往不联系或者很少联系韩文章法结构，或者不从《后叙》出发，如王夫之，自然也谈不上对韩愈文章章法的探讨。笔者以为，韩愈这篇文章既然意在辩诬，思想内容探讨的重要性就是第一位的。如果不与辩诬所涉及的观点内容相联系，讨论技巧只是空谈。同时，只有将韩愈用心体察明白，也才能较好地进行文章章法结构的探讨。

文章的艺术技巧是为表达思想情感而服务的，看一篇文章，不能离开内容谈技巧；夸赞一篇文章，也不能撇开技巧而仅谈内容。把韩愈为文的初衷与观点寻找排列出来，是评价韩愈这篇文章的关键。韩愈为文的初衷很清楚，《后叙》说：

元和二年四月十三日夜，愈与吴郡张籍阅家中旧书，得李翰所为张巡传。翰以文章自名，为此传颇详密。然尚恨有阙者：不为许远立传，又不载雷万春事首尾。

韩愈对李翰不为许远作传用了“尚恨有阙者”表示不满。因此，“为许远立传”理应成为为文的一个重点。但韩愈旨趣不是立传，而是为许远辩诬。对这一点，前人所言甚多。如沈闇《韩文论述》说：“方望溪曰：‘前三段乃议论，不得曰记张中丞传逸事。’”蔡铸《蔡氏古文评注补正全集》说：“此文前两段皆为远辨当时天下之诬”。名立传而实辩诬，表现了韩愈心口不一的矛盾。从立传的角度要求，韩愈应该提供新的内容或材料。细读韩文，韩愈写许远的有：“开门纳巡”，“城陷而虏，与巡死先后异耳”，“城之陷自远所分始”。名为立传，其实就是片言只语。纵然如此，这些片言只语也并不是韩愈独家发现的。虽然韩愈说“尝从事于汴、徐二府，屡道于两府间，亲祭于其所谓双庙者。其老人往往说巡、远时事云”，给人以所言不虚的感觉，可是，在韩愈所写许远事迹里并没有见到新鲜的、属于事实性的东西。

李翰《张巡传》已亡佚，今天能读到的是他的《进张巡中丞传表》，里面只字不提许远。有人忖度，或许是李翰怀疑许远降敌，故不为许远立传，[3]或许如林纾先生言李翰视张巡许远为一体（见《古文辞类纂选本》卷二））。如果是后者，韩愈大可不必“恨”，如果是前者，明确指出李翰之误解许远即可。而韩愈只用一个“恨”字轻轻带过，于行文中却没有体现和补充，实在是有不知所云地方。

三、与谁在辩与是不是小人

韩文涉及历史上的两次辩论。围绕睢阳保卫战的争论，第一次发生在至德二年十二月，刚刚回到长安的肃宗论功行赏，对平叛而死的张巡、许远等人“皆加追赠，官其子孙”。（《资治通鉴》）。因为守城时吃人太多而招致了很大非议，以至于惊动李翰、张澹、李纾、董南史、张建封、樊晃、朱巨川等六人皆“论巡宁死立节不当异议”。（《唐国史补》）李翰作“传”与“表”的目的即在于此。李翰《进张巡中丞传表》说：“议者或罪巡以食人，愚巡以守死，臣窃痛之。”李肇《唐国史补》说：“张巡之守睢阳，粮尽食人，以至受害。人亦有非之者。上元二年，卫县尉李翰撰《巡传》，上之。因请收葬睢阳将士骸骨，又采从来论巡守死立节不当异议者五人之辞，著于篇。”《资治通鉴》这样记录：“议者或罪张巡以守睢阳不去，与其食人，曷若全人。其友人李翰为之作传，表上之，以为……众议由是始息。”由以上可知，第一次争论的要点是双方围绕张巡有没有“罪”、是不是“愚”而展开。

第二次争论是10多年后德宗大历时期。张巡的儿子上告朝廷，言之凿凿地说城破时，许远贪生怕死求降。《新唐书》详细记载了张巡儿子去疾的上书，里面说城是从许远那里首先攻破的，张巡等人就义而许远独存，并且说张巡临就义前揭发许远有背叛行为，其中有：“事载简书，若日星不可妄轻重。议乃罢。然议者纷纭不齐。”

这次争论的焦点是张巡之子认为许远有降敌行为，“使国威丧衄，巡功业堕败……请追夺官爵，以刷冤耻”。（《新唐书》）显然，此次争论的核心无关乎睢阳保卫战性质。从《后叙》笔墨看，这才是著文的直接动机。因此，韩愈文章前半部分的重心就在于所谓的为许远“辩诬”上。辩诬的主体对象是谁呢？从韩文里看是：“两家弟子”；“说者”；“小人”。体味文意，两家弟子和说者其实是同一主体，从时间上看，他们都是大历年间人。因此我们可以得出非常清晰的结论：韩愈并没有就李翰文章进行发挥，也没有就李翰文章所提到的怪罪张巡的人的观点进行辩诬，而只是在与两家弟子辩论罢了。这可以说明二：一是，韩愈避重就轻，回避了李翰所述“议者”指责张巡一罪一愚的话，也闭口不谈李翰认为张巡之有“过”，是从李翰思想观点的重大倒退；二是，韩愈的所谓为许远立传，其实并没有做，所做的只是就“两家弟子”的话进行批驳和发挥而已。

但韩愈更有笼统混淆地方。韩文中批驳的对象，既有针对“两家弟子”的，也有针对李翰著文时“议者”的。这就是“当二公之初守也”那段韩愈阐明守卫睢阳的战略意义的话。正像有论者所言，“韩文最能迷惑人的—面，是极力夸大守卫睢阳的战略意义。这也是从李翰那里剽窃来的。”[3]由此可知，韩愈的辩诬实在是失去了最重要的靶子，把最不应该回避的问题用太极推手化于无形。这就是韩愈文中一带而过的“食其所爱之肉”、“人相食且尽”，即张巡许远守城时发生的大规模的有组织的吃人事件。李翰著文，以后引起的尖锐争论，要害之点全在这里。我们当然期望韩愈能够表达出来自己的观点，可是，韩愈除了轻轻一抹外，并没有一点点的对吃人事件的看法。自古及今的鉴赏家们，独独看到的是韩文技巧，是不是取小舍大了呢？

韩愈指斥的“小人”，就是所谓的“不乐成人之美”的人，粗看韩愈的指斥是有道理的，似乎等同于《原毁》对不良世风的指斥，但这里的“小人”其实正是敢于剥去张巡许远面目上金粉的人。他们不是“小人”，而是敢于替那些无辜被吃的人呼号喊冤、伸张正义的人。

四、顾左右而言他的尴尬

韩愈《后传》可分为三部分：一为许远辩诬，二记录南霁云事，三记张巡事。为许远辩诬前面已谈，为南霁云记录，韩愈的生花妙笔尽情释放，这也是为此文赢得声名主要之原因。有关南霁云事迹，柳宗元亦有记载，与韩文相比属于细节差别。韩文是“拔所佩刀断一指，血淋漓，以示贺兰”。柳文是“乃自噬其指曰：‘啖此足矣！’遂恸哭而返。”从韩柳同时著文看，南霁云事迹广为流传于口碑，应属不疑。至于写的如何，韩文生动，未免有夸张之辞，如“矢著其上砖半箭”，但比之太史公写项羽，亦是相仿之笔法。若从文章方法来谈，虽不能说节外生枝，但此立传如此之详，而要立传的许远却失于简单，不能不说是一个遗憾。

写张巡事迹，韩愈更是把他的笔力驰骋到极点。但深究韩愈文心，他要说明的是什么呢？我以为，韩愈《后传》如果有两个中心任务的话，其一是为许远辩诬，其二就是把张巡塑造成为一个典雅的儒将。这部分材料，韩愈用张籍的话讲出来，已经不是“屡道于两府间”的道听途说，而是得之于亲耳所听。当然张籍是从跟随张巡的于嵩那里听来的。问题是，张巡真如张籍所讲韩愈所写吗？“取架上诸书，试以问巡，巡应口诵无疑”，和话本小说《王安石三难苏学士》相类，当属无稽之谈。无稽之谈也没什么，问题的关键是，韩愈无非是想借此表达自己的看法：张巡是一员知书达理的儒将而已。其潜台词是，像张巡这样的儒将，哪里会允许随便吃人的情况发生？当然事实是发生了，那韩愈想说的就是，张巡这样深受古代义理文化熏陶的人，在他的领导下，固然发生了大规模、有组织的吃人事件，原因请君自己猜想吧。——这又是韩公的一个高超的太极推手。

还需要补充的是，韩愈没有提到的争论，到杜牧晚于《后叙》40年后著文，再次谈到。《宋州宁陵县记》说：

天宝末，淮阳太守薛愿、雎阳太守许远、真源县令张巡等兵守二城，其於穷蹙，事相差埒。睢阳陷贼，淮阳能地，故巡远名悬而愿事不传。昌之守宁陵，近比之於睢阳，故良臣之名不如忠臣。孙武曰：“善用兵者无赫赫之功。”斯是也。

杜牧指出张巡守睢阳与薛愿守淮阳事情相当，只是因为睢阳陷落，淮阳没有陷落，所以张巡声名远扬，而薛愿事迹不为人知。同时杜牧还将睢阳守城之战与刘昌宁陵守城之战相比。杜牧的结论是“良臣之名不如忠臣”，显然杜牧是将张巡许远列入忠臣之列而良臣不与。杜牧良臣的标准是善守，言外之意，张巡许远是不善守；善用兵者无赫赫之功，有赫赫之功如张巡许远，却是不善用兵者。

杜牧的观点应该是说到了问题的症结上了。至德二年的旌表所引起的议论，有观点认为张巡守城为“愚”，意思与杜牧的观点完全一致。

韩愈深知这样的观点是很有代表性的，所以，韩愈为文的着力点，就在于怎么为张巡许远辩解，不惟讨得忠臣之名，而且还要讨得良臣之名。或许他认为凭借他一支生花妙笔就可以做到，确实他的生花妙笔也使无数的人表示了佩服，但如果深究细想，还是会发现在失去了公理以后，他的“气”也会变短，他的旁敲侧击就显得轻飘，他的生花妙笔也会笨拙而饶舌。

结语：韩文向来以气盛言宜擅长，而《后叙》却是他唯一的一篇支绌之文。王夫之的话说在三百年前，至今振聋发聩：“若张巡者，唐室之所可褒，而君子之所不忍言也。李翰逞游辞以导狂澜，吾滋惧矣。”（《读通鉴论》）王夫之惧怕的并不仅是李翰的“游词”，韩愈的《后叙》更当在其列。联想到《后叙》名扬千年，至今仍是青年学生的读本时，不是更值得我们深思吗？

参考文献：

[1]陈建林.略论张巡领导的雍睢保卫战[J].北京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00（5），第134页.

[2]王二栋.从人性的、道德的、历史的不同天平上衡量分析《双忠记》中的张巡[J].改革与开放，2011（2）,第193页.

[3]章起.评韩愈《张中丞传后叙》[J].安庆师范学院学报(社会科学版)，1988（4），第50-55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