吕文浩

　　我的小女儿敏敏喜欢风筝。她才两个月大的时候，我就带她到游乐园宽阔的广场上看天空上五颜六色的风筝，她会说两个不同的字以后，“风筝”是她最早掌握的词汇之一。去年冬天天冷，游乐园广场离我们家稍远，敏敏和风筝相隔了一个冬季。小孩的记忆保持不了多长时间，我本以为她早把风筝忘记了。
　　今年春节后不久的一天，我正带着敏敏在小区旁边的小树林玩，她忽然提出：“到游乐园去，游乐园有风筝”。我真是大吃一惊，孩子幼小的心灵里一直惦记着风筝，等到会说完整的句子后，这个压在心里很久的愿望就很自然地表达出来了。那天，我满足了孩子的愿望。自此以后，那些色彩斑斓，在天空中飘飘荡荡的飞行物便是她快乐的一大源泉。直到昨天傍晚，在一个远离游乐园广场的小公园，我抱起敏敏的时候，她忽然指向天空，“风筝！风筝！”她呼喊着。我转过头来，透过高大的树木，远方的天空上，果然有一只黑色的风筝游荡。
　　至今，敏敏只是一个观风筝者，我们并没有带她放过自己的风筝。她还太小，我怕把风筝弄怀。我答应她等她稍大一些，我会带她放风筝，并且指着家门边柜子顶上那个鲜红的小纸袋，说里面装的就是风筝，那个风筝是谢慧阿姨送的。我还准备着，等敏敏三岁以后，我有空带她带到单位来，让她见见那些曾经关心过她的爷爷奶奶，叔叔阿姨，这其中，就一定有谢慧阿姨。
　　敏敏幼小的心灵里，也许还残存着“谢慧阿姨”几个字。她是感恩的好孩子，别人送了她什么东西，教过她以后，她会常常主动提起。
　　但她永远想不到的是，谢慧阿姨走了，走到了另一个陌生的世界，人天相隔，我们再也见不到了。
　　2009年6月16日凌晨2时，谢慧的生命在这里定格，画上了休止符。她才29岁，太短暂了，生命还没有来得及绽放就凋谢了。正因为如此，今天在单位里所有听到这个消息的人都是一样的反应——首先是不相信，不相信一个如此年轻的生命，从来没有听说过她有什么病，而且不久之前还在单位里能见到她，哪里能够想到，这个好像刚刚在你眼前晃动的身影这么快就已走到生命的终点。我把谢慧的死讯告诉刘巍兄时，他的眼睛睁得又大又圆，脸上写满了疑惑，我以郑重的口气再次告诉他时，他才相信了。
　　所有认识谢慧的人都说她是一个很朴实、很勤奋，待人又很随和的人。单位里有好些人不认识她，这在一个不需日常坐班的研究所是很正常的，当然也与她低调的做人态度有关。她的交游并不广，话也不多，慢条斯理的；文章如同其人，老老实实，没有半点花哨的影子，一切历史画面全凭资料呈现。
　　这与“标准”的北大学子形象迥然不同。一般人想像中的北大人，大多带有几分狂气，但在谢慧身上，你完全看不到这一点。我和她不能算深交，但因有共同关心的研究领域，所以不时有交流信息的机缘，也算半个熟人了。有时我也会直言不讳地对她的文章谈一些看法，在私人场合甚至不乏异见，她总是很有耐心地听完，慢慢地对我解释，从不打断我的话头，更不会与我争个面红耳赤。今年春节后的一天，我浏览去年年底研究所青年论坛的论文集，选读了几篇论文，其中就有谢慧的一篇，我打电话和她谈了一些想法，主要的意思大约是希望她不要过多地引述材料，而是要对材料进行具体的、深入的分析，并放在历史的脉络里揭示其意义。她说会上好多人已经说过这个意见了，但很高兴我能再强调一下。就在那次电话上，她说最近父亲从老家山东潍坊来北京，带来了一些风筝，很愿意送给我的女儿一个玩玩。不多久，上班时她就送来了风筝。
　　从我看过的几篇谢慧的论文来看，她并不是那种思想很锐利、文笔很优美的才女型学者。我曾听她说过，她当初在北大文科实验班读书时就很清楚自己是属于历史系的，从未想过向文学或哲学方面发展。但北大十年的学习与熏陶，她打下了扎实的文史哲基础倒也是真的，不过，说起这点时，她又笑笑，说都只是学了一些皮毛。她把自己的精力都集中在史料的搜集和研读上，其勤奋踏实，所有相识的人都能记得。相信假以时日，她会在这条朴实的治学道路上有所成就。博士毕业后，她进入近代史研究所跟随以史料功夫扎实见长的闻黎明教授做博士后研究，应该说是投对了师门。闻老师也确实喜欢谢慧。我曾多次听他说准备向所里争取将来把谢慧留下，最近的一次大约是在今年的四五月份，在零点餐厅的饭桌上。为了帮助谢慧更快地从学术上成熟起来，闻老师说，早在一年前他就和《近代史研究》的主编徐秀丽老师联系过了，希望将来谢慧留所后能够在编辑部锻炼一年，看看各方面的稿子，提高学术认识。闻老师哪里想到，话出口没多久，余音犹在，他着意培养的苗子便这么突然地离开了人世。今天在协和医院遗体告别仪式之前，闻老师在楼外失声痛哭，那天的谈话陡然闪现在我的眼前，人欲栽培好苗成才，而好苗竟遭冰霜摧残，能不痛心？
　　谢慧参加过两届近代史所的青年论坛，后一次我没有参加，不清楚详情。这几年青年论坛的“火力”减弱，针锋相对的学术论辩已不多见，但谢慧在第一次参加时就感受到了灼人的“火力”，评论人和讨论人皆给她提了一些尖锐的意见。在这种本单位范围内公众场合接受尖锐的批评，台上台下坐的不仅有青年同人，还有各处室的正副主任、所学术委员等“显要”人物，其压力之大，可想而知，也确有不少对此心存畏惧者。会后，我和评论人聊天时说，你的评论固然有一定道理，不过在这个场合说这些话似乎有点太不给人面子。不过，从会场上的情况来看，谢慧倒是情绪没有激动，一如这些事情没有发生一般，会后她还和我说感谢同人的批评。她没有一点“年轻气盛”的样子，不由得令人心中暗暗称奇。
　　谢慧离世还不到一天，我一直沉浸在痛楚的记忆之中。过去与她交往的片段，不时地在眼前闪现。我虽不算她的知交，但仍珍惜那些我们在一起的岁月。她短促的生命投射在我这个普通朋友的心底，竟然如此之多，想来真让人意想不到。此刻的我，心情无法平复，无心翻检过去遗留下来的记录——我在她论文上的批注，她与我往来的电子邮件，等等。这一切都已化为历史的一部分，不同于外在客观历史进程的是，这是一份份长留在我心底的历史。我也无心修饰文字，只是径直写下我此刻的感受，工拙在所不计。
　　我不清楚谢慧生病与治疗的详细过程，下午观她遗容安祥，但愿她在这个过程中没有受太大的痛苦，在走向天国的路上能够保持宁静的心情。
　　
                                               2009年6月16日晚8时完稿

刊于《博士后交流》2009年第2期

2009年10月14日附记：身边的年轻人去世给人的情感冲击是很大的。谢慧去世使我第一次品尝了这个滋味。她去世那天下午我参加了她的遗体告别仪式，回到研究所，心情久久难以平静。几个小时后我写了这篇短文，表达了我对她的怀念和哀思。写完后就发给近代史所人事处处长黄春生老师，后来黄老师把这篇短文推荐给了《博士后交流》。这几个月来，直到今天，我在街上走路，偶然看到背影和谢慧相像的，就下意识加快步伐，赶上去看看，每次看到那个人的面庞确实不是谢慧的，才有一种释然的心情。这种感觉很奇怪，是我以前从来没有过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