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博弈:在意图论与反意图论之间

(2010-11-21 18:26:56)
标签:

西方文学诠释学

意图论

反意图论

博弈

教育

分类: 学术研究园地

博弈:在意图论与反意图论之间

范泽生

(河南大学 外语学院,河南 开封 475001)

  要:在西方诠释学视野中观照百家讲坛的“易中天现象”,发现在对经典的解读和诠释争论中隐含着意图论与反意图论的博弈。西方诠释学的缘起、发展和论战告诉我们,意图论与反意图论的冲突由来已久并将持续下去,这和中国文学经典接受中的“我注六经”与“六经注我”式的辩白可谓异曲同工。

关键词:文学批评;意图论;反意图论;博弈

     在央视“百家讲坛”栏目中,厦门大学易中天教授所讲的《三国》一经播出就受到了很大欢迎,整理成书的《品三国》也成了热门畅销书。“易中天现象”热的背后反映了当下的读者和观众对易中天经典解读诠释的认可接受,经典文本也在易中天的解读和诠释中获得了新的生命和意义。但令人有趣的是,大众读者的喜爱和热情却无法阻挡精英学者对易中天经典文学文本解读的鄙视和批评。比如,有学者认为:“在古典文学研究边缘化的今天,一个品评能够受到如此关注,无疑是成功的。但是这种成功的背后却存在着很多问题,特别是其解读的角度和方式存在着较大的偏颇之处。《品三国》以功利的眼光来看待《三国演义》所表达的人文精神……颠覆了《三国演义》原有的思想倾向、历史观念与审美理想,几乎完成了一个对《三国演义》的解构的过程。”2](P37 无独有偶,于丹对《论语》的解读也很受大众读者和观众的欢迎,但她所遭受的指责也丝毫不亚于易中天。

    大众读者和观众对经典新解的普遍认可和精英学者对经典新解的质疑和否定,在西方诠释学的学理层面,其本质乃是关于文学经典解读的方法论论争。换言之,在文学经典解读的方法上,我们面临一个理论的困境:我们是应该回到传统文学批评对作者意图的强调和坚持,还是应该走向当下读者对文本意义的新的创生?简言之,在对经典的解读和诠释争论中隐含着理论范式与方法论的博弈。西方诠释学的缘起、发展和论战告诉我们,意图论与反意图论的冲突最为激烈,也最难调停;只有上升到存在论的层面,才有可能化解方法论的怨诉和争端。

、意图论

    关于作者意图论,华南师范大学外文学院教授方汉泉先生认为,这是一种传统文学批评观,即二十世纪前的文学批评主流。“直至19世纪末,人文学者都毫不例外地强调作者的重要地位。”“宣扬作者的崇高地位,实则也是强调……作者的意图在其文本中的阐发。”[1] (P74

    查尔斯·布勒斯乐(Charles E. Bressler)认为,在十九世纪的前三十年中,文学批评的主流承继了华兹沃斯(William Wordsworth)的衣钵,将浪漫主义文学批评思想中对人类直觉、情感和想象力的强调作为诗歌内容的指导原则,其影响一直延续至今。十九世纪三十年代,随着维多利亚时代的兴起,理性、科学和历史决定论开始取代浪漫主义思想;历史决定论和科学决定论思想渗入文学批评领域并成为显学,而查尔斯·达尔文(Charles Darwin)的《物种起源》(1859)的问世则是该思想传播在其它学科领域引起的连锁反应和极致表现。人类文明出现了令人欢欣鼓舞的解神秘化状态:人类终于解开了自己起源和进化的秘密;科学似乎为我们提供了一把神奇的金钥匙,它帮人类打开了尘封已久的“过去”,理解了当下发生着的“现在”,并使人类有足够的信心依靠科学方法筹划自己的“未来”。

    法国历史学家和文学批评家希珀雷特·泰恩(Hyppolyte Taine,1828-1893)深受科学方法论的影响。十九世纪五十年代, 他出版了多部哲学和美学方面的论文和著作,但他对文学批评的主要贡献则集中体现在《英国文学史》(The History of English Literature, 1863)这部专著中。在这本书里,泰恩提出了文学文本分析的一种新的方法,也就是现在被人们称之为“历史方法”的批评范式。

    在《英国文学史》的前言中,泰恩对这一方法进行了说明:

    在泰恩看来,一部文学作品就像一个贝壳化石:贝壳化石和原本的贝壳动物自然是相像的,文本内容和作者思想自然也应该是相同的(或者至少可以说是相通的)。所以,“历史方法”的批评范式认为,在具体的文学研究中,忽略作者和其内在精神的文本分析是不彻底的,也是不完备的。泰恩认为,只有将作者和文本结合起来,才能达到对文学作品的准确理解。

    泰恩宣称,理解任何一个文学文本,我们都必须将文本生产中的环境因素纳入我们的考量。泰恩认为,环境因素(environmental causes)包括种族(race)、环境(milieu)和时代(moment)三项内容。同种族和同国家的作者们必然拥有相同的信仰、情感和理解方式,作者的生存环境和文本中的文化考量必然有千丝万缕的联系,文本生产时期(即作者生活时代)的主流思想或世界观必然有助于读者理解文本人物的行动、动机和思想。简言之,泰恩式批评范式的确立使人们发现:文学作品不是在真空里写成的,而是历史的产物。要真正理解文学文本的历史性,必须把握住作者的意图。

    其实,在泰恩之前,德国思想家施莱尔马赫(Friedrich Schleiermacher,1768-1834)就已经提出了作者意图论的诠释学(hermeneutics)思想。作为一个德国新教神学家、古典语文学家、牧师、宗教政治家和教育家,施莱尔马赫一直狂热地致力于为文本诠释寻求一个系统的方法。他提出,“首先要像作者一样理解文本;然后,要比作者更好地理解文本。”[1] 换言之,通过诠释,读者在文本理解上,能够获得比作者更深刻的认识。对施氏而言,在文本生产的过程中,作者总是经意不经意地遵循着一套语言成规(set of rules),而这套成规是他所使用的语言以及他所生活的时代和文化所特有的。读者多隶属于一种异质的语言、时代和文化,因此,要达到对文本的正确理解和诠释,必须重建作者创作时遵循的那套语言成规。否则,诠释活动是无法有效展开的。

    施氏在新教神学和古典语文学方面的训练和研究工作使他获得了文本诠释实践的第一手资料,而他的哲学背景则使他拥有了批评的眼光,能够对同样的诠释实践进行反思。他的诠释学方法论包含了两方面的内容:一是语法诠释,属于语文学的范畴,主要指对文本字面意义的解释,包括语法重建(grammatical reconstruction)、历史重建(historical reconstruction)和对比重建(comparative reconstruction),多发生于诠释实践(hermeneutic praxis)。二是心理诠释,施氏解决一揽子诠释学理论难题的独创武器(至少解决了诠释是否可能的问题),他称之为神启重建(divinatory reconstruction), 标志着诠释学理论(hermeneutic theory)的肇始。

    第一方法论, 即语法重建、历史重建和对比重建,是语境(context)解读的变体。

    在语法重建时,读者要借助文本最初的语言规则、语法规则和语言结构、语法结构诠释文本。因此,读者必须首先掌握并精通文本的语言和习语。在历史重建时,读者要借助文本生产时的社会文化语境和经济政治事件诠释文本。实际上,是一种特殊形式的知识考古和历史研究。在对比重建时,读者要借助于对象文本的“间性文本”(inter-texts) —即原文本的相关文本(related texts)诠释文本。

就文本诠释的实践层面而言,施氏设计的这些方法论工具的确很受用。实际上,它们改变了圣经文本诠释和历史研究的发展进程。但是,从更复杂的自我批评的层面而言,施莱尔马赫却发现了这些方法论工具自身存在着无法克服的矛盾和悖论。这些重建要求读者全面掌握文本的语法结构、历史语境和间性文本。然而,要完成所有这些重建(尤其第二重建和第三重建),唯一的途径就是诠释学。换句话说,一个语境的重建,其本身就是一种诠释学尝试,而这一诠释学尝试又需要一系列语境的重建,而这一系列重建自身又表现为另一套诠释学尝试,这便出现了诠释的循环(hermeneutic circle)。

    从理论上讲,这一系列语境重建可以无限返回或回归。换言之,诠释循环是永远无法超越的,这就从根本上颠覆了这些方法论工具。即是说,这样一个潜在的“无限回归”(regression to infinity)从根基上削弱或损坏了文本的意义,迫使施氏不得不承认文本可以有无限多的意义。不过,同时,他又深信,即使一个文本潜在的意义是无限的,创作文本的那个作者心中却只有一个单一确定的意义。这一“意图意义”(intentional meaning)正是困扰施氏的难题所在,并促使他设计出第二个方法论。他将“神启重建”描述为这样一个过程:通过这一过程,“读者试图立刻理解作者,就像读者自己变成了作者一样。”通过心里“移情”(empathy),让读者跳入独特的作者意图, 将自身转换成他者,并在转换的过程当中,摆脱了第一方法论的矛盾和悖论。

、反意图论

    施莱尔马赫的方法论思想受到了其后的狄尔泰(Wilhelm Dilthey, 1833-1911)的追随,但却遭到了海德格尔(Martin Heidegger, 1889-1976)和伽达默尔(Hans-Georg Gadamer,1900-2002)的公开挑战。海德格尔认为,任何存在(包括人类)都是历史的存在,人既然存在于历史之中,其理解必然有着“先入为主”的东西。“人生存于特定的历史文化里,当然要被历史文化所占有(先有);人要用特定的语言及话语方式去思考,而任何一种语言及话语方式都是已经被注入了历史文化内涵(先见);以及人对任何事物的推知,都必须从已知的东西开始(先知)。”[10](P110) 按照海德格尔的思路,既然读者的理解行为受到其历史视角的规约,那么再谈作者意图,两个历史性岂不要打架?

    伽达默尔承继了海氏的衣钵,并做了理论的推进,认为理解乃是一种“视域融合”的过程:

    当解释者克服了文本中混乱的地方,从而帮助读者理解了文本,他或她本人的退回并不是任何否定意义上的消失,相反,它是这样地进入交流,以致文本的视野与读者的视野之间的张力消失了。我已经将这一现象称为‘视野融合’。”[3](P71)

    伽氏提出的“视域融合”是很巧妙的,它兼顾了几个因素:首先,确定了读者的阅读对象是文本,而不是作者;其次,用传统搭桥让读者和文本进入对话;[2] 第三,求同存异,寻找对话的交合点;最后,提出了文本阅读的落脚点是提升读者自身视域,促进读者的自我理解,而非其他学究气的玄思,很务实,很注重实践层面的诠释学向度。提倡“问答逻辑”,颇有柏拉图的遗风。

    我们借助图标看一下伽氏和施氏理论范式的区别,且看下列图示:

图一(施氏):

进入

读者视域――――→作者视域

距离

图二(伽氏):        

交叉

文本视域+++++读者视域

融合

    如此以来,文本理解的中心就从作者(A)转向了读者(R),读者及其历史性成了决定文本意义的关键因素。其次,伽达默尔通过对读者历史性的表现形式——“先入之见”(prejudice)或称“前理解”(preunderstanding)之积极意义的强调,进一步为诠释学的“读者中心”观点提供依据。再者,伽达默尔认为,无论是读者与作者之间的“间距化”(distanciation),还是由此带来的读者与作者的不同的历史性(historicity),都是一种客观的存在,是主体自身无法摆脱的存在方式。读者意识中的“先入之见”并不是读者可以自由支配的,在我们的理解活动开始之前,以“传统”的面目出现的“先入之见”已经先在地占有了我们。当读者的理解活动在文本语言之中展开时,“先入之见”早已渗入其中。因此,不同时代的读者,处于不同的传统之中,拥有不同的历史性,从而也有着各自不同的“先入之见”,并在对文本的解读之中,生产着不同的意义。如此以来,在伽达默尔的诠释学中,“时间距离”和“先入之见”都获得了一种合法性的优势。以往被认为影响理解的“时间距离”、读者的“历史性”和“先入之见”等消极因素,摇身一变,成了决定文本意义的积极因素和前提条件。而理解本身也从一种认知方式变成了作为存在者的读者的存在方式。

、博弈

    博弈论(Game Theory)是由美国数学家范纽曼(von Neumann)和摩根斯顿(Oskar Morgenstem)在二十世纪初共同创立的,其标志是二人合著的《博弈论与经济行为》(1944)。后由纳什(John Nash)等人发展完善,逐渐演化为一种关于理性个体间既冲突又合作的理论。语言博弈论(Language Game Theory)则由当代著名的哲学和逻辑学家辛提卡(Hintikka)提出。他认为,“与一个语词相关的语言博弈就是围绕该词发生的那些具有代表性的、使语词获得其意义的活动。”[9] (P48) [3]

    在以上学者的基础上,现提出诠释学文学批评博弈论的概念,或者文本解读博弈论的概念。当然,这里的文本仅指文学文本的范畴。这样的限定说明了几个问题:一,我们的研究着眼点是文学,不是哲学(是诠释学文学批评,非纯哲学诠释学),尽管二者是很难截然分开的;二,文学文本解读隐含着以文本为中介的作者与读者间的博弈;[4] 三,诠释学文学批评博弈论的最终目标是实现读者个人利益最大化,也就是意义的创生和自我理解的提升; 四,诠释学文学批评博弈论的本质是获得意义;五,诠释学文学批评博弈论可以为学界理解诠释学文学批评中的意图论与反意图论之争提供一个新的窗口。

    如果博弈各方对各种局势中所有局中人的利益完全清楚,这种博弈被称作“完全信息博弈”;反之,则为“不完全信息博弈”。诠释学文学批评博弈论中的各方(作者,读者1,读者2,……)不可能清楚所由局中人的利益,因此应为不完全信息博弈。在其他局中人不改变当前策略的前提下,任何一个局中人不能通过单方面改变自己的策略来获得更高的支付,这种情况表示博弈已达到“纳什平衡”。[5] 只有合作博弈中的协议构成一种非合作博弈中的纳什平衡才是一种真正有约束力的协议,所以,博弈一般都指非合作博弈(即局中人之间不存在任何有约束力协议的博弈)。很显然,文本解读博弈论指向的是非合作博弈,因为作者和N个读者间很难建立起有约束力的协议。

    传统诠释学企图用“作者意图”在作者和N个读者间建立起一种有普遍约束力的协议,实则消解了博弈(合作博弈)。现代哲学诠释学主张读者对意义的创生,就从根本上打破了合作博弈的基础——有约束力的协议,开创了非合作博弈的广阔前景。

    主张合作博弈的传统诠释学因为坚持有约束力的协议,造成了认识论(epistemology)方面的独断论倾向, 其本质乃是不了解社会科学和自然科学的学科区别,或者说,忽略了人文科学(精神科学)的本质属性,其特点乃是盲目追随自然科学研究模式的机械表现。

    现代哲学诠释学主张非合作博弈,承认在发话者(S)和N个受话者(H)之间无法建立有约束力协议的现实,打开了真正的博弈局面。9](P48说明在社会科学和自然科学的学科区别方面,在对人文科学(或精神科学)的本质属性认识方面,前进了一大步。

    基于以上思路,我们把发话者(作者)和受话者(读者)共同参与的意义发掘(确认)过程视为一种就不完全信息进行的非合作博弈,这里的非合作并不指向竞争或冲突,而是指博弈双方并不对他们所采用的策略进行公开的协调;他们不知道对方会采取什么策略,这种缺少互明的状态一直持续到博弈(game1, game2, …gamen)结束。且看贾平凹在《废都》后记里是如何袒露心机的:

    这一部比我以前的作品能优秀呢,还是情况更糟?是完成了一桩夙命呢,还是上苍的一场戏弄?一切都是茫然,茫然如我不知我生前为何物所变,死后又变何物。

    曹雪芹在《红楼梦》中云: “满纸荒唐言, 一把辛酸泪。都云作者痴,睡解其中味?”但鲁迅却说,“单是命意,就因读者的眼光而有种种:经学家看见《易》,道学家看见淫, 才子看见缠绵,革命家看见排满,流言家看见宫闱秘事……在我的眼下的宝玉,却看见他看见许多死亡……因为世上,不幸人多。”作者和读者达到同解其味也难!

    让我们把文学诠释模拟为多局中人系统(multi-agent system),把参与者的对话 (S-Hn)模拟成一种多方参与的博弈,文学文本面前所敞开的世界就是博弈现场(博弈场Game Place):局中人S为P(语篇规划者text-planner)和REG(意义衍生者REference Generator),局中人H为RR(Reference Resolver意义诠释者)。最优的结果为“纳什平衡”,无任何一方能通过单方面改变策略提高他们的支付(收益),但与此同时所有的意义都已被圆满诠释,即获得了“解”(Resolution)。当然,这是一个地平线,它指出了文学诠释的方向,却始终没有终点,所谓“不解之解”。

    利科是坚持文学诠释学中的文本中心论的,这就好比将伽达默尔对游戏规则的思考拉回到了对游戏现场(博弈场)的凝视。利科指出,如果诠释学的主要关注不是揭示隐藏在文本之后的意图,而是展示文本面前的世界,那么真正的自我理解乃是某种可以由“文本的内容”所指导的东西。换言之,H的支付是应该受GP世界的指导和规约。其理论基础是S的缺场和T(Text)进入文学公共空间的现实。

    要在文学诠释学中实现“不解之解”的“纳什平衡”,就要从施莱尔玛赫和狄尔泰的方法论上升到海德格尔和伽达默尔的本体论,克服方法论的认识论局限,并从伽达默尔的本体论回归保罗·利科所倡导的本体论意义上的方法论,上升到存在论认识论的高度理解文学本质和个体文学文本对存在的描述和筹划。[6]

小结

    诠释学的缘起和发展隐含着意图论和反意图论的冲突和斗争,博弈论为我们理解这种矛盾提供了一个新的窗口:诠释学的演变经历着从方法论到本体论的擢升和从本体论向方法论的回归,而作者和读者在文本中的博弈亦将持续下去,只有上升到存在论的层面才有可能使二者握手言好。但这种言好绝不意味着意图论和反意图论博弈的结束,而是在“不解之解”的地平线召唤中,实现“诠释学冲突”的互动和互益。

    西方文学诠释学中意图论和反意图论的博弈和中国传统经典解读中“我注六经”与“六经注我”式的辩白可谓异曲同工。[7] (字数6,526个)

参考文献:

[1] Charles E. Bressler. Literary Criticism[M]. New Jersey: Prentice-Hall, Inc., 1999.

[2] Hans Georg Gadamer. Truth and Method [M]. London: Sheed and Ward, 1975.

[3] 方汉泉. “作者和作者意图”的论争及其对文学教学的启示[J]. 中国外语,2008,(2):74-79.

[4] 韩田鹿,张娜. 古代经典的当代解读—对易中天《品三国》的学理反思[J]. 三峡大学学报(人文社会科学 版),2005,(2):37-39.

[5] 洪汉鼎. 理解的真理[M]. 济南:山东人民出版社,2001.

[6] 华山编. 鲁迅作品精选: 中国小说史略 汉文学史纲要 中国小说的历史的变迁[M]. 北京: 中国文史出版社, 2001.

[7] [德]伽达默尔. 文本与解释[M]. 严平译. 上海:上海远东出版社,1997.

[8] 贾平凹. 废都[M]. 北京: 北京出版社, 2002.

[9] 李有光.博弈:在解释学的原意观与多元论之间[J]. 中州学刊, 2009, ( 2): 226-230.

[10] 吕长发. 西方文论简史[M]. 开封:河南大学出版社,2006.

[11] 彭启福. 走向生存论意义的方法论[J]. 天津社会科学, 2008, (1): 36-40.

[12] 许宁云. 语篇回指博弈论[J]. 外国语, 2005, (6): 47-53.

[13] 张方. 解释学视域中的文学批评[J]. 华中师范大学学报(人文社会科学版),2007,(5):108-113.

 Competition: Between Intentionalism and Anti-intentionalism

FAN Deng-wei

(School of Foreign Languages, Henan University,Kaifeng, Henan, PRC 475001)

 Abstract: A reconsideration of the “Yi Zhongtian phenomenon” discovers the competition between intentionalism and anti-intentionalism hidden in the arguments about the reading and interpretation of literary classics. The origin and development of Western hermeneutics show that the conflict between intentionalism and anti-intentionalism has a long history and will continue into the future. It is interesting that in the reception of Chinese classics there is a similar conflict between “我注六经” and “六经注我”.

Key Words: literary criticism ; intentionalism;anti-intentionalism; competition



[1] 施莱尔玛赫诠释学思想的出发点是避免误解(against misunderstanding), 保持正确的理解。换言之,即避免误解作者,要保持对作者意图的把握。其宣言有二:⑴“哪里有误解, 哪里就有诠释学”(“there is hermeneutics where there is misunderstanding”); ⑵ “首先要像作者一样理解文本;然后,要比作者更好地理解文本”(“to understand an author as well as and even better than he understands himself”)。宣言一见F. Schleiermacher, Hermeneutik und Kritik (Berlin: G. Reimer, 1938) 第15-16页; 还可见Hans Georg Gadamer, Truth and Method (London: Sheed and Ward, 1975) 第163页。

 

[2] 关于“传统”在历史研究和哲学诠释学中的地位,可参阅洪汉鼎先生对伽达默尔《真理与方法》的解读中的相关章节:洪汉鼎,《理解的真理》,山东人民出版社,2001,第200-206页。

 

[3] 转引自Hintikka, Logic, Language game, and Information (Oxford University Press, 1973).

 

[4] 博弈有三个基本要素:博弈行为的参与者(剧中人player), 博弈双方可供选择的策略与行为集合(策略空间strategy space), 某一剧中人在博弈结束时的效用水平(utility scale)(支付结构payoff structure)。博弈的主体是参与人,其目标是实现个人利益最大化。

 

[5] 参见许宁云的“语篇回指博弈论”(外国语, 2005年第6期47页)的第一部分。

 

[6] 伽达默尔在海德格尔开辟的存在论诠释学引导下,强化了诠释学和人的世界经验和生活生产实践之间的存在论关系,实现了从作者意图到读者创生的存在论转向,指向了存在论的诠释学方法论的漫长之路。利科继承了伽达默尔的存在论转向,并勇敢地踏上了存在论方法论的“漫长之路”(the long route),但他坚持结构主义文本中心论,从而和伽达默尔划开了界限。

 

[7] 参见李有光的“博弈:在解释学的原意观与多元论之间”(《中州学刊》2009年第2期第226-230页)。

 注:此文发表在《名作欣赏》2010年第4期中旬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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