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

   中国晋代大名士阮藉生于一个文学世家，其父阮瑀是文学史上著名“建安七子”之一，可谓当时文坛领袖。有了家庭的影响，加上阮藉天资聪颖，好学不倦，所以他后来成为一代文豪，也就不足为奇了。
      生于魏晋之际这个乱世时代，许多有个性而不愿甘当奴才的知识分子，目睹着司马氏的专权黑暗统治，大都信奉老庄之道家学说，远离权力的中心地带，亲近自然，逃避政治，过一种清净无为的快乐生活，作为“竹林七贤”之一的阮藉正是这方面的典型人物。
     但他与孙登和嵇康又并不完全相同，在他身上有着太多的矛盾性与复杂性——他一面张狂狷介，一面又十分善于保护自己——在放达与曲隐中有度地逃避了当政的迫害。他不像孙登那样一疯到底，一隐到老；他更不像嵇康那样一狂到底，一硬到死。

   他懂得那权力角斗场里面的奥妙，他既不真正与司马氏合作，又很会以正当的合理的方法保全自己，他是把握那个“度”的高手，是玩“平衡木”的大师。
    阮藉的一生，与酒与诗与朋友与苦闷的心境和狂傲的举动紧密相连。
                 二

     阮藉生于公元210年，死于263年，相对平安地度过了53个春夏秋冬，他的老家应在今河南省尉县境内。
      虽然他三岁时其父去世，全靠母亲抚养，但曾是文坛大腕的阮瑀生前肯定留下了一定的积蓄，家中的经济条件想来不会太差，这从阮藉少年时的安逸而又似很是幸福的生活中可以找到证明。看看他在《咏怀诗》之十五中的句子吧：“昔年十四五，志尚好诗书。被褐怀珠玉，颜闵相与期。”那条件不是很好吗？那志向也是很平实远大的呀！
   及长大成人之后，随之社会生活的丰富和思想的成熟，阮藉的性格则有了异于常人的变化。

   让我们通过两条途径来分析他的人生足迹，以此见证其矛盾与复杂的历程和心路曲直。
   首先看他那放达张狂的名士风度一面。阮藉与酒与友都体现出他的名士之狂。

   他好酒，又很能喝，在这一点上，他的水平可能仅次于一生与酒为伍的刘伶。

 少有”济世之志“的阮藉，因深感社会的黑暗，本不想出来当官，但在33岁那年，听说步兵营有人善酿酒，还贮藏了三百多斛好酒，于是就主动申请去当步兵营校尉，到任后就找来好友刘伶整日开怀畅饮。

   阮藉喝酒不顾一切，甚至到了连当时的社会“礼法”也不放在眼中的地步。

   他的家隔壁酒店有位女子长得很漂亮，阮藉经常去那里喝酒，喝醉后睡在那里，他自己从不避讳，漂亮女子的丈夫也深知阮藉的为人，从不怀疑。

 《世说新语》中说，阮藉在安葬了他母亲后，应邀参加了司马昭的一个酒会，按礼教规定，重丧期间是不准喝酒吃肉的，可阮藉不管那些，他把对母亲的怀念与桌子上的酒肉一块装入腹中。

    其实，此前，他母亲去世时和下葬前，他曾两次“饮酒三斗”，然后 “举声一号，吐血数升。”差点死去。

   他的这种表现，自然遭人非议。就在司马昭举办的这次酒会上，一个叫何曾的官员就跳了出来，指责阮藉违背孝道，应受到严惩，好在司马昭深爱阮藉之才，处处维护他，说阮藉因悲伤过度，身体虚弱，吃点喝点补补身子，没什么大不了的，这才使何曾想迫害阮藉的阴谋未能得逞。

     离开了宫迁宴会，回到家中的阮藉似仍未尽酒兴，他突然心血来潮，找来几头猪，与其一起喝酒，闹得不亦乐乎。

    其实我看这是阮藉另有深意，他意指参加那高级宴会是同一群猪在喝酒的，这实际上也是对自己压抑心境的一种渲泻释放而已。

                        三

  名士是不在乎什么礼节的，是特立独行的，是按自己性情去行事的。听说有位军人的女儿，既有才华又貌若天仙。可很不幸未嫁而死。阮藉与人家素不相识，却直接去吊唁致哀，到了那里，还大哭了一场，然后转身而回。

   名士的话语往往与众不同，令人惊诧。司马昭当政时，阮藉去当了一个挂名的秘书，平时也不大写稿看稿，多是喝酒，别人也奈何不了他。

   有一次，他正在办公室里寻思着什么时，有官员惊慌跑进来说：“有人把他的母亲杀了。”阮藉翻了翻白眼珠子，当众脱口而出：“嘻。杀父还可以，怎么竟然杀母？”听者愕然。当时在场的司马昭怒责于他：“杀父大逆不道，怎么可以呢？”阮藉道：“只有禽兽才知母不知父，所以杀父乃是禽兽之类，而杀母连禽兽都不如。”此语一出，众人哑口无言。

    在礼教统治之下的封建社会，男女授受不亲，叔嫂不能通问，可阮藉在其嫂回娘家时，却亲自去送别。有人讽刺他背礼叛道。阮藉不屑一顾：“礼岂为我设耶！”这样勇绝之气，乃大丈真男儿本色！

    真男儿阮藉满腹才学，难有用武之地，只能以酒为伴。他坐着一辆破车，行走到萦阳古战场，遥想楚汉时期一个流氓与一个匹夫的血战，喟然长叹道：“时无英雄，遂使竖子成名！”这是千古一叹，这一叹包含多少辛酸与忧愤呀！

                          四

   然而，狂人阮藉并不是一个拿着鸡蛋硬碰石头的人。他在一边“猖狂”之时，一边却很会保护自己。他知道什么可以说，什么不可以说；什么时候可能说什么话，什么时候不能说什么话。在这一点上，他不如小他十多岁的朋友嵇康来得决绝和硬气。所以我认为，阮藉的性格极为复杂，在某种意义上讲，他是最具两面性的一个人。当然他的自保，有其独特的方法，不硬来，也决不去做违背良心、出卖朋友的事。

   对阮藉非常欣赏的司马昭，想与阮藉结为儿女亲家，替后来当上晋朝第一个皇帝的儿子司马炎向阮家求婚，让阮的女儿嫁过去。阮当然知道，若女儿嫁给司马炎，他就可成为皇帝的老丈人，荣华富贵正向他招手，但他同时也明白司马家族的独裁与黑暗，是天下名士所不齿的。所以，他不想与之同流合污，毁了一世英名。

    怎么办？若当面公开拒绝，那就得罪了司马昭；不拒绝吧，又违背了良心。没有别的办法，还是请老朋友——酒，来帮忙吧！人家来提亲的人未到，他就在家里大喝特喝，据产此次大喝之后，让他一连醉倒了六十天，提亲的人无可奈何。其实，连醉六十天，我看不可能，可能的是他醒后又喝，又醉，如此反复多次罢了。这样高的手法，使他得以洁身自保。后来那个死心塌地投靠朝迁当了大官的钟会，总想迫害阮藉，曾多次找阮藉“谈心”，征询他对时事的看法，想趁机从中抓点把柄，“欲因其可否而致之罪”，但那阮藉很是聪明，又故伎重施，还是靠酣醉躲了过去。你想谈，我就是不与你谈，你到来看到的只是一个醉鬼而已，这就是阮先生自保的良法。

   在朝中当秘书，有些事是躲不过去的，你不表态，不签字，不写点什么歌功颂德之类的文字，恐怕是不能过关的，阮藉也面临着这样的问题。

    在司马昭加紧篡夺曹魏政权的时候，他先是加封为晋王。在这关口，他与后来袁世凯一样，要表一下姿态，谦逊一下，推让一下，要下面的人推举一下，表一下美好的愿望。这说需要政府机关的人先做起，共同起来进行劝进。

   秘书处的人推荐当时“一枝笔”的阮藉起草“劝进表”，这让老阮又遇到了一个坎。写非心愿，不写将危及性命。

   怎么办？阮藉又想到了老办法，先是拖，喝酒装醉。当朝迁派人来取“劝进表”时，他仍在伏案醉眠，一字未写。可你不能总是这样拖下去吧？看来这次是混不过去了。

没办法，老阮醒后只好硬着头皮写了一篇内容空洞的劝进表，算是交了大差。但是，就是这样一篇没啥实在内容的玩意儿，还被当时的人们认为是“辞甚清壮，为时所重”的优秀范文，由此可见，阮藉的非凡才气。

     不过，这种虚以委蛇的做法，毕竟还是违背了心志，为此他很是不安，很是忧伤：“夜中不能寐，起坐弹鸣琴。薄帷鉴明月，清风吹我襟。孤鸿号外野，翔鸟鸣北林。徘徊将何见？忧思独伤心。”

                     五

   谁说他总是醉着？他夜里睡不着觉，为自己，也为国家而“忧思独伤心”，这是一种怎样的彻骨铭心的痛？在官场里混差事，他老阮并不是总醉着，若那样的话，还不早被人家赶走？应当说他清醒的时候还是多的。

   那么，清醒时的阮藉总得与人说说话吧？总要议论一些时事，或发表一下自己的看法吧？这个时候怎么办？还别说，阮藉真有办法，总让他们抓不到任何蛛丝马迹。他说话往往是云山雾罩，不着边际，深奥难懂，玄而又玄。

    对此，司马昭有过这样的评价：“藉虽不拘礼教，然发言玄远，口不臧否人物。”这是非常到位的评价。大家都知道他不拘小节，不管礼教，可放在他身上，似乎那算不了什么大事，而“发言玄远，口不臧否人物”，则需清醒的头脑与高超的表达才能。

   管他谁好谁坏，我就是不说你好或坏，你就没办法从中弄点什么出来……这一点最能体现他狂放之外的另一方面。

   尽管阮藉不如他的朋友嵇康那样决绝勇毅，那样彻底地同司马氏进行斗争，以至最后英勇就义，但他在委以虚蛇或稍微违心行事的背后，却是清醒的意识。他还能够坚守自己做人做事的底线原则。

   在大苦闷大苦痛大忧伤中，他虽“口不臧否人物”，然他基本上是率性而为去行走着自己的人生之路，这一点就足够了，就足让那些完全将自己个性、做人原则抛弃有一边而甘当独裁者奴才的人为之汗颜。

    至于阮藉的文学成就，我想只要去读读他的诗篇，特别是《咏怀》八十二首，那就不用再多言语，那是一座高峰，是才情、思想、志向、忧愤的集中体现，是值得后世读书人效法与好好学习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