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孙禄堂传》序

龔鵬程

    论武术的人，喜欢谈上古神兵、祖师秘技。说起拳勇，都夸达摩、说张三丰；就是靠谱些的，也要讲讲赵匡胤岳武穆。实则黃帝時角牴为戏，不过是戏，商周以来便以刀戟车战为主了。人的本领原不在拳脚之勇，而在于能用智巧，或善于假借器物，否则人早就被虎豹熊羆给吃光了。早期皇帝之战蚩尤，便以兵法指南车取胜。原始人狩猎，亦以石弩穽毒为之。嗣後服牛乘马，渐至于以骑射纵横天下，何尝恃拳脚之勇哉？

    故自战国至明，武夫名将，均以骑射见长，远则弓弹，近用刀戟枪槊。而凡刀戟弓槊亦皆为长兵，丈八蛇矛之类也。直到戚继光，还说棍乃短兵。可见古代战阵所需，主要不在拳脚。真要用到拳脚肉搏時，大概战事大局胜负皆已定了。戚继光《纪效新书》说拳脚在战场上没啥用，聊可锻炼筋骨、活动肢体而已，就是这个道理。

   明代中期以后，由于战争观念改变，情况才漸不同。

   早期作战，敌人多自草原来，故争锋惟恃骑射；明代倭寇作乱，战事除了塞防，就还须注意海防。

   海防主要靠舟楫海战，若敌已上岸，就须近搏，骑射渐不实用了，沿海地形也不利于骑射。棍棒及短兵剑，或者徒手搏击之技，乃因此渐次发展起来。武术名家与流派多起于滨海地区，原因即在于此。

  但在俞大猷戚继光的年代，棍棒器械的重要性仍高于拳脚。俞的棍，下衍少林；戚家军之狼筅、藤牌刀，也威名远著。拳渐有发展，实在其後。关键我觉得是在晚明。

    那时出现了内家拳这一概念和点穴这类技巧，也出现了内壮练法，武術与医学、道学相结合，把练气之术和哲学思想引入拳武之中，造成了武術的大发展。再加上天地会、青帮，和白莲教、天理教等民间宗教团体之推波助澜，清代竟成了拳脚武术特别兴盛之时代。

    後來因政治形势之变化，拳武乃渐由“反清复明”之主题，转到“抵御外侮”上。其間重要的转折點是义和拳事件。

       义和拳本身就是從反清变而为扶清灭洋的。拳事之后，武术拳勇更是集中地表现“抵御外侮、振兴中华”的主题

   在这響亮的主旋律中，霍元甲、孙禄堂便是其中标识性的人物。

   霍元甲年辈略早，也早逝，并没实际与外国人交过手，但勇于应战且创立了精武体育会，事功仍让人不断传诵至今。

   孙禄堂更重要。他与霍元甲一样，活跃于天津。但来往北京，远赴关外，又参与中央国术馆的建设，事迹比霍元甲更丰富，也有实战制服俄日拳手的战绩，事实上更能实显“抵御外侮、振兴中华”之时代意义。

    另外，他与霍元甲在两个地方可相呼应。一是参与或组织武术团体。在面对时代课题的需求下，武术各门派应該捐弃旧有门户之见和运作模式，改采具有现代性的社会团体形式來发展。精武体育会、中华武士会、中央国术馆等都是此举的开拓者。

    二是武术本身由分流竞进逐渐也要以融会的形态走向综合。霍元甲创的体育会就是如此，南拳北腿，无不包罗。中华武士会与中央国术馆当然也是如此。

    但一个团体兼容并蓄倒还不太难，一个人也要走综合博通之路就须有更大的气魄和本领才行。霍元甲本身只习迷踪藝，还做不到综合，孙禄堂则由形意入手，渐渐將八卦、太极汇通为一。以实践证明武术会通是可行的路子，自然十分难能可贵。

    另外，我國早期的武术，颇与政治结合，如十三棍僧救秦王、少林僧兵抗倭寇、反清复明、火烧少林寺甘凤池吕四娘殺雍正、大刀王五救新黨、义和团等事迹或传说都是如此。可是到了霍元甲孫祿堂，服務的，就已經不是哪个政权，而是民族与文化了。

    孙禄堂表现得尤其明显。他与清廷，与北洋政府，与徐世昌、张作霖、李景林、张之江等军头之关系都极為深厚。但友而不党、助而不比，心思超越一人一派一黨之上，关注的是另一领域的东西。

    这东西是什么呢？现代人比较能懂的语词叫民族与文化，若用传统词汇来表述，那就是“道”。民族间不应彼此欺凌，不是道吗？人习武，不应争强斗狠，而是要由此探索其内在的文化奥义，不是道吗？孙禄堂的行为和心境，用李白诗来说，正是：“桃花流水杳然去，别有天地非人间。”不在人间争名噉利、不欲与人争强竞胜，一心向道、求道，越到晚年越是如此。

    故其拳，早已技进于道，属于一种道功。无心于道者观之，往往目迷五色，不知所云，不知这才是中国武术最高的发展。

    感谢刘桂祥先生透过孙禄堂的生平事迹，把孙氏技进于道的历程细细刻画了出来，以便于现代人理解。

    刘先生是孙们第三代弟子，师从孙剑云，盡得其真传，三拳合一，文武兼备。我因与陈宗太兄合作办天泰书院而得识荆，也曾邀他去新疆参加侠文化节，在武林大会上演示。平日酒间谈谐，小试手段，弥多契合。现在读这一部传记，更是对武术之发展传承深具信心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