上一篇錄了楊懷智一文，補述江西湖南國學營事。今為大陸建政慶典日，忽憶前幾天懷智曾給我一信云：「这两天读霍布斯的《利维坦》，我想是否可以这么认为，从古时到近代，“君权神授”是中西方都讲的。但所不同的是，中国人除了讲这一观点外，还看重另外一个很重要的东西，即是所谓“王道”。所以乃如汤伐夏，武王伐纣等历代改朝换代时都被称或自称为举仁义之师。西方在这一点上并不太讲所谓的王道或仁义，但他们近代的思想家都在困惑中积极地思考君主权力的世俗来源，故有后来影响世界的“社会契约”这一类理论，及至后来发展出来分权学说等。或者这么说，在当权者与人民的关系中，中国更注重当权者的一种从上到下的仁政，以此来换取民心归附；而西方更注重一个理论体系的建立，即我们（人民）赋予你（君主）权力，所以你需要维护我们的利益。勞您解答」。

　　我的回答是這樣的：「你講的很有意思。但中國起碼在周朝就已不講君權神授了。政權的合法性，不建立在來源上，而建立在它能否履行政治義務上。也就是孟子說的：能安民保民養民，叫做行王道、行仁政、上符天心。不能，就逆了天、違了道，政權的正當性便喪失了。
　　因此中國比較是從政治責任、政治結果說。如何得天下、權力的來源，只有陰陽家以『五德終始』說之，其他人多不在意。所以湯武以篡逆、劉邦以爭戰、唐太宗以殺兄弟得天下，史家老百姓都不以此為譏，反而覺得暴君該殺、暴政本來就該推翻，很早就確定了人民的革命權。用今天的話說，叫換人做做看、做不好就下台。傳統一般老百姓常說：不管誰當皇帝，只要老百姓過得好就行。也代表這個態度。
　　西方卻一直在來源上糾纏，先是講神授、再來講上帝授，霍布斯以後講被統治者授。革命權在事實上發生法國大革命之後仍爭議不休，一直未能確定。後來才以政黨競爭方式解決做不好就下台的問題。故亦一直未談到『道』的問題，以致政黨輪替，淪為政黨惡鬥，以百姓為芻狗；或以百姓為傻子，靠亂開支票、騙得選票；或以討好選民上台，毫無是非。此即今日之所謂民主、所謂政府也。
　　所以，中國從古沒有所謂國慶節日（所有節日都是民俗性的），因本不重政權之起源也。政權上台，逼老百姓向他慶祝，並不斷強調他獲得政權的正當性，乃近世西風東漸的結果。你覺得合理嗎？」

　　雖然如此，放假可隨意讀書仍是好的。劉夢溪先生命我為它所編《中國文化》寫個內封「學人寄語」短文，乃寄發如下：

舊時在台灣創辦佛光大學時，邀雷驤、黃春明為圖書館作了兩組藏書票，他們鼓勵我也做一組，遂塗鴉為之。其中有一款，繪一小人閑坐，題詩於上，曰：「久矣讀書忘歲年，優遊經籍樂其天，庭前唯見花發落，珍重人間自在緣」。記得當日題這詩時，幾乎落筆即是，比曹子建七步成詩還要迅捷。非我才華更高，實因這是我一貫的態度、長期的想法，故不假思索，衝口而出。

此詩其實亦卑之無甚高論，講的無非是一種讀書人的狀態。只不過，這種狀態，在今日，或要被歸類為「傳統的」。事實上也就是老古董，不合時宜的。

合乎時宜的學者，現在不能讀書忘歲年，因為每年都有新課題、新項目要申報、要立項、要送審、要接受年檢、要填交總結成果。他也不能優遊經籍，自得其樂，因為讀書是為了找研究課題，要覓冷門、找熱點，拾遺補闕，尋虛搗隙，撰寫論文，刊載於某某核心刊物，或爭取列入SSCI、AHCI。何況，現在基本上也不讀經籍，只看論文、期刊資料，或乾脆上網下載了。新時代之學人既已如此，何能自在？若不幸暴得大名，上電視、開講壇，或四下走穴，更是忙得不可開交，讀書自樂、體會天地自然之生意，恐遂愈發不可得了。

也就是說，老式的「讀書人」，跟現代化的「學人」，乃是兩類不同的人。前者讀書養心，可以自樂其天，愛看什麼書、怎麼看、如何受用，都是自己的事。現代學人則譬如工廠職工，讀書乃其工作，工作還得有產出成果。論文、研究報告、技術專利、學生培養等即是他的產出。而且這些產出，不由他決定。生產什麼、什麼標準、多少產量，均由機構決定之，他只需配合。若不能或不願配合，就得捲舖蓋走人，喪失了學人的資格。

在現代這樣的學術生產體系中，唉嘆古風不存，是沒意義的；緬念舊日讀書人之樂，亦只是詩興勃發時之一點感慨。若想螳臂當車，逆拒潮流，恐怕也很快就會慘遭滅頂；如欲號召義師，吊民伐罪，大約也很難真正糾集同志。

但，情況雖然如此不利，我們還是可以給自己一點空間。除了寫那些交差的、應景的、公式化生產的論文之外，給自己一點時間，不帶任何目的地讀點「閒書」，或自作一二筆記、或與一二素心學友函札談心論學，或游藝詩文琴曲，或自作名山之業，不逐俗世聲華，都不是太困難的事。至不濟，亦可優游經籍，暫時擺脫知識工人的身分，得到單純讀書人的快樂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