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点评卡佛小说名篇:我们谈论爱情都在说一些什么?

(2016-08-16 15:14:03)
标签:

卡佛

经典阅读

李迎兵

狼密码公众号

分类: 读书会

点评卡佛小说名篇:我们谈论爱情都在说一些什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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点评卡佛小说名篇:我们谈论爱情都在说一些什么?


作家@李迎兵 按语
:我们在很多忙忙碌碌的时候,并不谈论什么爱情了。在今天的这个时代,即便在爱情中的男女,决定其爱情命运的依然是金钱和权力。仅仅因为爱情,已经没有什么话语权了。回望爱情的历史,依然有西施和范蠡,有梁祝,有张生与崔莺莺,也有罗密欧与朱丽叶,艾丝美拉达与卡西莫多,等等。我们一生中遇到一个真正的知己和精神伴侣有多么重要,这是任何外部物质条件无法衡量的,比如最近王宝强婚变中,其妻劈腿经纪人事件,或许就是一个例证。卡佛的小说《我们谈论爱情时都在说些什么》,就是一种进入生活场的自然呈现,冷静地展现人的灵魂中决定现实爱情命运的某些关键性因素,强调爱情的恒定状况究竟会取决于什么,零星的聊天记录中,爱情有了太多的不确定性,又有了更加普遍的特征和绝望中的希望,让读者陷入深深的思考之中,又在眼前的幽暗中出现一道明晰的亮光。卡佛的小说,既属于那些精英的小众群体,又属于文学大众,在他的笔下充满了精确的极简主义特征,被忽略的,甚至是潦倒和失意的人,总是在各自命运中卑微而又悲壮的挣扎着,争取着。尤其,小说中讲到特芮的前夫艾德为了爱特芮到了几近疯狂的地步,最后吃老鼠药未果,选择开枪自杀,却又未死——“他活了三天,头肿得比正常人的头大了一倍。”而后来的因车祸躺在医院里的老年夫妇,却是因为老头看不到受伤的老婆而悲伤——“这个男人的心碎了,因为他不能转动他那该死的头来看他那该死的老婆。”小说写到这里,让读者的心一下子悟到了一点什么。

点评卡佛小说名篇:我们谈论爱情都在说一些什么?

       雷蒙德·卡佛(Raymond Carver,1938—1988),美国当代著名短篇小说家、诗人,1938年5月25日出生于俄勒冈州克拉斯坎尼镇,1988年8月2日因肺癌去世。高中毕业后,即养家糊口,艰难谋生,业余学习写作。1966年,获衣阿华大学文学硕士学位。1967年,作品第一次入选《美国年度最佳小说选》;70年代后写作成就渐受瞩目,1979年获古根海姆奖金,并两次获国家艺术基金奖金;1983年获米尔德瑞──哈洛斯特劳斯终生成就奖;1985年获《诗歌》杂志莱文森奖;1988年被提名为美国艺术文学院院士,并获哈特弗大学荣誉文学博士学位,同时获布兰德斯小说奖。卡佛一生作品以短篇小说和诗为主,还有一部分散文。著作主要包括短篇小说集《请你安静一下好不好?》(1976年)、《愤怒的季节》(1977年)、《当我们谈论爱情时我们在谈论什么》(1981年)、《大教堂》(1983年)、《我打电话的地方》(1988年),诗集《冬季失眠症》(1970年)、《鲑鱼夜溯》(1976年)《海水交汇的地方》(1985年),《海青色》(1986年),《通往瀑布的新路》(1989年)等。


   
点评卡佛小说名篇:我们谈论爱情都在说一些什么?


 

卡佛语录:

“用普通但准确的语言,去写普通的事物,并赋予这些普通的事物,以广阔而惊人的力量,这是可以做到的。写一句表面上看起来无伤大雅的寒暄,并随之传递给读者冷彻骨髓的寒意,这是可以做到的。”卡佛这样写道,并且身体力行。

“我开始写东西的时候,期望值很低。在这个国家里,选择当一个短篇小说家或一个诗人,基本就等于让自己生活在阴影里,不会有人注意。”

“孩子很小的时候,我们没钱。我们工作累得吐了血,我和我爱人都使尽了全力,但生活也没有任何进展。那时,我一直是干着一个接一个的狗屁工作。我爱人也一样。她当招待员或是挨家挨户地推销东西。很多年以后,她终于在高中里教书了,但那是很多年以后。我则在锯木厂,加油站,仓库里干过,也当过看门人,送货员——你随便说吧,我什么都干过。有一年夏天,在加州,我为了养家,白天给人家采郁金香,晚上饭店打烊之后,我给一家‘免下车餐厅’做清洁,还要清扫停车场。有比写小说和写首诗更重要的事情,明白这一点对我来说是很痛苦的,但我只能接受。要把牛奶和食物放在餐桌上,要交房租,要是非得做出选择的话,我只能选择放弃写作。”

“亨利·米勒四十多岁写《北回归线》的时候,曾经谈到,他要在一个借来的房间里写作,随时他都可能不得不停下手中的笔,因为他坐着的椅子可能要被别人拿走。直到最近为止,这种事态一直是我生活的常态。从我有记忆开始,从我还是个十几岁的小孩开始,我就要无时无刻不担心自己身下的椅子随时都会被人移走。一年又一年,我爱人和我整日奔波,努力保住自己头顶上的屋顶。我们曾有过梦想,我和我爱人。我们以为我们可以弯下脖子,尽力工作,做所有我们想做的事。但我们想错了。”


李敬泽

(文学评论家)

卡佛重塑了中国作家的价值观


卡佛到底对中国作家有什么影响?第一个或者是首要的影响,可能是影响了他们的文学价值观。关于文学、小说的写作,什么值得我们作家提笔观察或者是表达,过去的中国作家受一种潜在的价值观影响,通常认为是要有希望的,要在他的生活和命运中表达了充分意义的,即使是个倒霉蛋,最后也一定表达了一种希望的姿态,总而言之一定是要有充分意义的东西才值得写。

但是到了卡佛这里,我们看到了另外一种写作的可能性,或者是看世界的可能性。有些东西实际上是过去我们没有看到的,有些东西过去被我们原来的价值观屏蔽掉了。而他提出的是,没希望的人生是不是就不值得写?卡佛笔下都是些倒霉的人、失意的人、潦倒的人、不成功的人或者是软弱的人,醉酒者,通过这些,卡佛为中国作家打开了眼前一座屏障,让我们看到了生活、看到了人,或者说我们看到了生活或者人另外一种希望。在这个意义来说,卡佛对中国文学的气质,或者是看人、看物的广度上特别的重要。特别对中国上世纪90年代的一些年轻的作家都有影响,像韩东、苏童、李洱。

有意思的是卡佛在美国也不被右翼、保守派喜欢,美国的右翼跟我们中国一些人的逻辑是一样的:难道我们美国人是这样的,我们美国人天天过着快乐幸福的生活,大家都很昂扬向上,怎么像你卡佛写的这样的。但是正如卡佛所做的那样,也正如我们很多中国作家在卡佛的潜在影响下,在80年代末和90年代初期和中期做的那样,他让我们看到在我们给定的意义之下,真实的人生,真实的人的痛苦、人的绝望、人的那些在微笑尺度上的挣扎。说到卡佛的极简主义,很容易被理解为一个修辞手段的问题,事实上,卡佛说到的简化,绝不仅仅是一个修辞上的简化。而是一种世界观,是一个表达对他自身和他所写那个世界的一些根本看法。意思是说,在人的生命中,在真实的生活处境中,是存在着巨大的沉默的。一种无法用言语表达的伤痛,只好放到沉默里。


苏童

(作家)

卡佛留下的是文字锻造的一把匕首


美国作家中我个人最倾心的是雷蒙德·卡佛,为此,评论家李陀还曾跟我急,他说,你的短篇不比他差啊。为什么崇拜他?其实我不是崇拜,而是从中发现了一种自由精神。它吸引我,是因为他在我所有阅读范畴中,带给我一种崭新目光,一个新的切入点。所有雷蒙德·卡佛的小说,你都觉得在记流水账。照理,记流水账,水是往低处流的,但他这样的小说笔法,水是往高处流。我觉得它非常好地解决了我在小说创作中的问题,如何把日常生活与我们所探讨的关于人的处境问题、人与人、人与世界不可调和的关系处理好。流水账也是一个非常好的切入点,这是我从他的小说中得到的启发。因为他切入得很成功。对于我,这等于打开一个新窗口。一开始我说很喜欢他时,还是犹豫的。是不是显得……后来我发现,有好多外国作家也喜欢他。喜欢的力量是无穷的。我英语不好,但因为太喜欢雷蒙德·卡佛了,所以就找过他的原作小说来读,那才叫死磕。最初我是从《外国文艺》刊物上发现他的《大教堂》、《马辔头》。我以为他是个冷门作家,结果有一次在意大利,翻译我《妻妾成群》的译者,他家书架上就有《雷蒙德·卡佛小说全集》(英文版),他看我喜欢,就送给了我。而我真就啃了原作。雷蒙德·卡佛是喝酒喝死的,我对这种喝酒喝死的人,天生有一种爱。

卡佛小说里的一切尖锐得令人生畏,如果说他“杀人不见血”有点夸大他对读者的精神压迫的话,说他拿着刮胡子刀片专挑人们的痛处可能比较被人赞同。有批评家论及卡佛的世界观,说是黑色的。怎么会呢?那是把追求简单叙述的卡佛一起简单化了,我反而觉得卡佛是个很复杂的作家,只有复杂的作家会对语言有超常的狠心肠,杀的杀,剐的剐,留下的反而是文字锻造的一把匕首。



肖复兴

(作家)

卡佛的小说为心想事不成的人而写


我是通过苏童的文章了解卡佛的。那一年暑假肖铁(即本书译者)回来探亲,带来卡佛的几本书,一个是《大教堂》,一个是《请你安静些好吗》。像我这样的英语水平借助字典完全可以看懂,我印象当中他写的东西跟我们的不一样,表现方法不一样。

从小说而言,卡佛的小说很大程度上是为心想事不成写的,哪怕事业成功了,内心也一定有这样的成分躁动。读卡佛的时候我想到另外一个美国的小说家库佛,应该说库佛是卡佛的前辈。他们的小说有很多相似的东西,但是也有很大的不同。库佛小说可能更多是写那些美国的知识分子、中产阶级,也写下层人士。比如说他的一篇小说《重逢》,而卡佛有一个《软座包厢》,写的是父子。而前者也是把这一对父子矛盾放在火车站重逢,只是重逢结果不一样。后来我想他们的差异在哪里,并不在于他们写的对象不一样,也不在于他们的手法不一样。而在于一个作家艺术的积累和生活积累的背后,内心潜伏的对文学的认知、立场、情感以及最终抵达的地方差异很大。

我还想补充一句话。其实卡佛的诗特别好,我不懂诗也不看诗,但是看了他的诗后很被触动。他的诗不像诗,就是大白话,但是可以打动你。所以从本质而言,我觉得卡佛是一个诗人,否则不会这样对待生活。他的生活不如意,说老实话比我们的打工者混得还惨。但是他有这样文学的追求,这种反差我找不到一个确切的答案。


村上春树:仅此一回的相逢留下的东西 

村上春树/文 
施小伟/译 

卡佛全集译完后,应杂志《中央公论》约稿写的文章(2004年9月号)。大工程告一段落松了口气,一块石头落下了地———这样的心情油然外露。当然之后仍以各种形式继续有关卡佛的翻译。翻译卡佛作品(或相关书籍)对我来说,几乎成了毕生事业。 

雷蒙德·卡佛全集由中央公论新社(当时大概还叫中央公论社)开始出版,是1990年,已经是14年前的往事了。再往前两年的1988年,雷蒙德·卡佛因肺癌年仅50便早早谢世。竟然就在他好容易逃出酒精中毒症这座活地狱,得到善解人意的伴侣苔丝·加拉赫,作家的引擎全开,开始发表具有前所未有的广度与深度的作品的当口。读者自然受到极大的冲击,我也是受冲击的人之一。刚开始听到这则消息,我甚至毫无真实感:“这个世上已经没有卡佛了!”稍后不久,一个念头浮上脑海:“不管怎样我都要亲自动手,把他留下的作品一篇不漏地译出来。只要能做到足以流传下去的完整形态就行。” 

当时我已经通过中央公论社翻译出版了几本卡佛短篇集,便估计得乐观了些,以为就算是全部作品,有个五六年大概也能解决问题了。但实际开始动手后,却并非那般容易。雷蒙德·卡佛留下了许多短篇小说,诗歌与散文的数量也比我想象的远为充实。既然采取个人全集的形式,就应该考虑读者的方便,也有必要翻译与卡佛作品相关的种种资料、周边报道和文献。不仅是万人公认的杰作,年轻时的习作和未曾公开(在严格意义上还难说是成品)的作品也非翻译不可。与挑选中意的作品随心所欲地翻译不同,必须超越个人的好恶,准确而客观地构筑一个雷蒙德·卡佛的综合世界。老实说,这是桩费心劳神的工作。再者我以小说家为本业,在写自己的作品时,翻译工作就只好推后了。 

于是,等到全集完成竟花费了14年之久。原定7卷便告完结,结果却增到了8卷,尽管有这样的变故,但还是对诸位始终追随全集发行阅读卡佛作品的读者深感歉意。“太慢啦,等得急死人啦”的批评信也收到不少。还屡屡有人提问:“卡佛全集到底怎样了?”这时我便一面道歉,一面出冷汗。现在终于可以挺起胸膛回答:“全集顺利完成啦。”虽然感到一缕寂寞,从此再也没有卡佛作品可译了,但还是“终于完成一件重大工作”的充实感更强烈,还有种一块巨石终于落地的安心。同时更觉得身为写作者,我自己越过了一座大山。 

细想起来,我写小说并没有老师,也没有伙伴。29岁时突发奇想开始写小说,自那以来便一直一个人坚持写作。虽不说是绝世独立,也是形单影只地作为小说家劳作至今。当然有几位我敬爱有加、觉得亲密的作家,可他们都已亡故,地位高高在上,我只能通过文章遥遥景仰。然而雷蒙德·卡佛只比我大十岁,我们实际见过面谈过话,结下了亲密交情。作品刚在杂志上发表(用夸张的表达,就是墨迹未干),我就有缘拜读,并且亲手译成日文。那对我是极其珍贵的体验。“老师”或“伙伴”之类的表达我觉得隔膜,但对我而言雷蒙德·卡佛就是所谓“时代同路人”。 

我与卡佛作品风格不同,文体文风也迥异。我以长篇小说为中心展开写作活动,卡佛却是短篇小说与诗歌的专家。作为作家,不同点或许多于共同点。但由于得到了卡佛这位“同路”作家,我深受鼓舞,并在个人层面上领受了温情。这对我至为宝贵。 

卡佛的作品中我认为最了不起的地方,是小说的视点绝不离开“大地”的层面,绝不居高临下地俯瞰。不论看什么想什么,首先下到最底层,用双手直接确认大地的牢靠程度,视线再从那里一点点上移。他是个不论发生什么,都不写“拿腔作势的小说”的人。是个厌恶巧舌如簧、厌恶取巧钻营、厌恶走捷径的人。是个彻底排斥权宜将就的现成货的人。所以他写的虚构作品,许多情况下都拥有并非“人造物”的逼真性,拥有温暖深邃的心和辽阔独特的风景。他的作品掌握着更高层的现实性,超越了单纯权宜的现实主义,有一种可以亲手触摸的灵魂的触感。我熟读一部部作品,将它们转换成日语,常常真实地感受到那在别处寻觅不到的温暖和触感。同时,他的作品中洋溢着质朴的谐趣、令人惊异的超现实的奇妙,时时令人难掩惊愕。故事接下去将流向何处、如何展开,几乎在所有情况下都无从预见。 

倘若读过便可明了,卡佛并不打算写所谓“高明的小说”。他要写独一无二的雷蒙德·卡佛的故事。是把只有雷蒙德·卡佛才能截取的世界景象,运用只有雷蒙德·卡佛才能运用的叙事法,转换成虚构故事进行讲述。雷蒙德·卡佛之为雷蒙德·卡佛,有时是一件难耐的、可耻的、罪孽深重的事。一言以蔽之,就是苦闷恼人的事。然而雷蒙德·卡佛由于获得了一个叫雷蒙德·卡佛的叙述人,得以(哪怕是暂时)摆脱这种“苦闷”。通过将它作为虚构故事进行相对化,可以提升自己,更上一层楼。简言之,就是可以稍微拯救自己。 

正因如此,雷蒙德·卡佛终其一生,拼命坚持写作雷蒙德·卡佛的故事。由于他稍微拯救了自己,我们也会(在多数情况下)稍微获得拯救。这大约就是卡佛作品为全世界读者热心阅读至今的理由之一。 

我在1984年夏天拜访卡佛的家与他交谈时,他的应对感觉是“干吗特地为了我”,仿佛想说“我可不是什么了不起的角色,值得你特地从日本跑来看我”。这种地方他极其谦虚。丝毫不见“我是大作家”的神情与作态。我甚至想告诉他:“呃,其实您不妨再倨傲一点。”他就是这么一个人。但另一方面,他写的小说可绝不属于谦虚的一类。他的作品毫不客气地笔直杀入我们心中。但我们读者并不因此感到剧烈的苦痛。在这苦痛中,我们甚至感受到某种温情。因为在阅读中自然可以感觉到,那是灵魂必需的、积极向上的追加体验和二度验证。 

这是可以信赖的人,无论小说还是为人,这便是当时我从雷蒙德·卡佛这个活生生的人身上得到的印象。寡言,心神不宁,佝偻的背更加佝偻,小声地窃窃低语。思考时颇费时间。时不时说句诙谐的话,不好意思似的讪笑,然后板起脸来。一边谈话一边喝许多红茶,不时炫目般眺望浮在窗外的太平洋。 

雷蒙德·卡佛全集终于完成后,最先浮上脑际的就是卡佛这种生气勃勃的身姿。最终我只见了他一次,但那仅此一次的相逢却给我的人生留下巨大的温暖。我有这样的真实感。 

谢谢,雷蒙德。 

点评卡佛小说名篇:我们谈论爱情都在说一些什么?

我们谈论爱情都在说一些什么?

作者:雷蒙德-卡佛


    我的朋友梅尔•麦克吉尼斯在不停地说着。梅尔•麦克吉尼斯是个心脏病医生,有时候,这种身份给了他这样说话的权力。

    我们四人围坐在梅尔家的餐桌旁喝杜松子酒。从水池后面大窗户照进来的阳光充满了厨房。四人里有我、梅尔、梅尔的第二任妻子特芮萨(我们叫她特芮)和我的妻子劳拉。那时我们住在阿尔伯克基。但我们都是外地来的。

    餐桌上放着冰桶。杜松子酒和奎宁水被不停地传来传去,不知怎么的,我们就谈到爱情这个话题上来了。梅尔认为真正的爱情绝无非是精神上的爱。他说他离开去上医学院时,已在神学院里待了五年,他说回顾在神学院的那些日子,仍然觉得那是他一生中最重要的时光。

    特芮说在梅尔之前和她住在一起的那个男人非常爱她,爱到想杀死她。特芮说,“有一天晚上他揍我,拽着我的脚踝在卧室里拖来拖去,嘴里不停地说,‘我爱你,我爱你,你这个婊子。’他不停地把我在卧室里拖来拖去,我的头不断磕着东西。”特芮看了看大家,“碰到这样的爱情你们怎么办?”

    她瘦得皮包骨,有一张漂亮的脸,深黑色的眼睛,棕色的头发一直拖到背上。她喜欢绿宝石做的项链和长长下垂的耳环。

    “我的天哪,别犯傻了。那不是爱,你知道这个。”梅尔说,“我不知道你该叫它什么,但你绝对不能把它叫作爱情。”

    “你爱怎么说怎么说,我认为那就是爱情,”特芮说,“也许对你来说这很疯狂,但它同样是真实的。人和人不一样,梅尔。不错,有时他是有些疯狂的举动,我承认。不过他爱我,或许在用他自己的方式,他的确爱我,那里面有爱情,梅尔,别说没有。”

    梅尔嘘了口气,端起酒杯转向我和劳拉。“那个人威胁要杀死我,”梅尔说。他喝干杯中的酒,伸手去拿酒瓶。“特芮很浪漫,特芮是那种踢—我—我—才—知—道—你—爱—我类型的人。特芮,亲爱的,别那样。”梅尔把手伸到桌子对面,用手指摸了摸特芮的脸颊。他冲她咧嘴笑了笑。

点评卡佛小说名篇:我们谈论爱情都在说一些什么?

    “他现在想和解了。”特芮说。

    “和什么解?”梅尔说,“有什么好和解的?我清楚我知道什么,就这些。”

    “我们怎么就说到这个话题上来的呢?”特芮说,她端起酒杯喝了一口。“梅尔满脑子都是爱情,”她说,“是吧?亲爱的。”她笑了笑。我想这个话题应该结束了。

“我只是不想把艾德的所作所为叫作爱情。我没别的意思,亲爱的,”梅尔说,“你们怎么看?”梅尔转向我和劳拉,“你们觉得那是爱情吗?”

    “你问错人了,”我说,“我连那个人都不认识,只是听人提起过这个名字。我怎么会知道。你得知道具体的情况。但我想你的意思是说爱情是一种绝对。”

    梅尔说:“我说的这种爱情是指,我说的这种爱情是,你不会想着去杀人。”

    劳拉说:“我对艾德一无所知,也不了解当时的情况,不过谁又能够评判他人的事情呢?”

    我碰了碰劳拉的手背,她冲我快速地笑了笑。我抓起她的手,它很温暖,指甲光洁,修剪得十分整齐。我用手指攥住她的手腕,把她揽在怀里。

    “我离开他时,他喝了老鼠药,”特芮说,她双手紧抱双臂,“他们把他送到圣达菲的医院。那时我们住在那里,大约有十里远。他们救了他的命。但他的牙龈因此变了形。我是说它们从牙齿上脱开了,牙齿像狗牙一样立着。我的天哪。”特芮说。她沉默了一会儿,松开两臂,端起酒杯。

    “人真是什么事都做得出来。”劳拉说。

    “他现在消停了,”梅尔说,“他死了。”

    梅尔把一小碟酸橙递给我,我拿了一块,把汁挤进酒里,用手指搅了搅冰块。

    “后来更糟了,”特芮说,“他朝自己嘴里开了一枪,就连这件事也给搞砸了。可怜的艾德。”特芮摇了摇头。

    “什么可怜的艾德,”梅尔说,“他非常危险。”

    梅尔四十五岁,身材瘦长,满头松软的鬈发,脸和胳膊都因打网球晒成了棕黑色。没喝醉的时候,他的每个动作和手势都很精确,非常的谨慎。

    “可他确实是爱我的,梅尔,你得同意这个,”特芮说,“这是我对你的惟一请求。他爱我的方式和你的不一样。这不是我要说的。但他爱我,你能同意这一点,是吧?”

    “你说他给搞砸了是什么意思?”我说。

    劳拉端着杯子身子往前倾,她把双肘搁在桌上,两手握住酒杯。她瞟了眼梅尔,又瞟了眼特芮,单纯的脸上带着迷惑的神情等着答案,好像很奇怪这样的事情怎么会发生在你朋友身上呢。

    “他自杀时怎么给搞砸的?”我说。

“我来告诉你们是怎么回事,”梅尔说。“他用他买的点22手枪威胁我和特芮。噢,我不是开玩笑。这家伙老是威胁我们。真该让你们看看那些日子我们是怎么过的,像逃犯一样。我自己甚至买了一支枪。你能相信吗,像我这样的人?但我真的买了,用来自卫,就放在车子仪表板旁的匣子里。有时我必须在半夜离开公寓去医院,知道吗?我和特芮那时还没结婚。房子、孩子、狗和所有的一切都归了我前妻,我和特芮住在现在这所公寓里。有时,像我说的那样,我会在半夜接到出诊电话,必须在凌晨两三点钟赶到医院。停车场里一片漆黑,我还没走近车子就吓出一身冷汗来。不知什么时候他就会从灌木丛里蹿出来或是从汽车后面给我一枪。我是说,这个人疯了,他完全有能力安装一个炸弹之类的东西。他没日没夜地打我的服务专线,说要和医生谈谈,我一回电话他就说‘你这个婊子养的,你没几天活头了。’诸如此类的事情。我对你们讲,真是太恐怖了。”

    “我还是为他感到难过。”特芮说。

    “听起来像是一场噩梦,”劳拉说,“可是他开枪自杀后到底怎样了?”

    劳拉是个法律秘书。我们是因为工作关系认识的。不知不觉中我们就好上了。她今年三十五岁,比我小三岁。除了彼此相爱外,我们相互欣赏并愿意在一起待着。她是个容易相处的人。

    “后来呢?”劳拉说。

    梅尔说:“他在屋里朝自己的嘴里开了一枪,有人听到枪响,报告给经理。他们用总钥匙打开房门,看到发生的事情,叫了救护车。他被送来的时候我恰好在医院里。他还活着,但已经不可救药了。他活了三天,头肿得比正常人的头大了一倍。我以前从没见过这种情形,我希望这辈子也不要再见到了。特芮知道后想去陪他。我们为这事大吵了一场。我认为她不该看到他那副样子。我认为她根本就不该去见他,我现在还这么认为。”

    “谁吵赢了?”劳拉问。

    “他死时我在他的房间里陪着他,”特芮说,“他再也没能醒过来,但我一直陪着他。他没有别的亲人了。”

    “他非常危险,”梅尔说,“如果你把那叫作爱情。那就请便吧。”

    “那是爱情,”特芮说,“当然,在大多数人眼里那可能不太正常。可是他愿意为它而死,他确实为它死了。”

    “我他妈说什么也不会称它为爱情,”梅尔说,“我是说,没有人明白他为何而死。我见过许多人自杀,我可以说没有一个人知道他到底为什么而死。”

   梅尔把手放在脖子后面,椅背向后倾斜着。“我对那种爱不感兴趣,”他说,“如果那也是爱情的话,它就归你了。”

    特芮说:“我们那时很害怕。梅尔甚至立了一份遗嘱,并写信给他在加州做过特种兵的弟弟,告诉他一旦发生不测好去找谁。”

    特芮喝着杯子里的酒。“梅尔是对的——我们过得像逃犯一样,整天提心吊胆的。特别是梅尔,是不是呀,亲爱的?我甚至报过警,但警察也无能为力。他们说必须等艾德真的干了什么才能采取行动。那不是笑话吗?”特芮说。

    她把最后一滴酒倒进杯里,晃了晃瓶子。梅尔起身到橱柜旁,从里面又拿出一瓶来。

    “嗯,尼克和我知道什么是爱情,”劳拉说,“我是说,对我俩而言。”她用膝盖碰了碰我的膝盖。“你该说点什么了,”劳拉说,把笑脸转向我。

    作为回答,我拿起劳拉的手举到嘴边,很夸张地吻了一下。大家都被逗笑了。

    “我们很幸运,”我说。

    “你们两个家伙,”特芮说,“快别那样,真让我恶心。你们还在蜜月期,看在老天的分上。你们还狂热着呢,真是的。等着瞧吧。你俩在一起多久了?有多久了?一年?一年多?”

    “有一年半了,”劳拉笑着答道。脸上泛起红晕。

    “哦,那么,”特芮说,“等着瞧吧。”

    她端着酒杯一动不动地看着劳拉。

    “我只是开个玩笑,”特芮说。

    梅尔打开杜松子酒,围着桌子给大家倒酒。

    “嘿,伙计们,”他说。“咱们干一杯。我建议大家干一杯。为爱情干杯,”梅尔说。

    我们碰了碰杯。

 “为爱情。”我们说。

    后院里,一只狗叫了起来。窗前那棵白杨树的叶子轻声拍打着窗玻璃。下午的太阳好像进到屋里来了,光线充沛舒适。我们有了如临仙境的感觉。我们再次举起酒杯,冲着彼此咧嘴笑着,像群商量好要去干一件大人不让干的事情的孩子。

    “我来告诉你们什么是真正的爱情,”梅尔说。“我是说,我会给你们举一个很好的例子。然后你们可以自己作结论。”他又往杯子里倒了些杜松子酒,加了块冰和一片酸橙。我们一边呷着酒,一边等着他。劳拉和我又碰了碰膝盖,我把一只手放在她温暖的大腿上,再也没挪开。

    “我们当中有谁真正懂得爱情吗?”梅尔说,“在我看来,我们只不过是些爱情的新手。我们说我们彼此相爱,这没错,我不怀疑这点。我爱特芮,特芮爱我,你们俩也彼此相爱。你们知道我现在所说的这种爱是什么。肉体上的爱,那种把你驱向某个特别的人的冲动,还有对另一个人的本质的爱,爱他或她精神上的东西。肉欲之爱和……好吧,就叫它情感之爱吧,就是每天都关心着另外那个人。但有的时候,我很难接受我爱过我第一任妻子这个事实,但我爱过。我知道我爱过。所以我想就这点而论,我很像特芮。像特芮和艾德。”他想了一会儿接着说道,“曾经有一段时间我觉得我爱我前妻胜过爱我的生命。但现在我从心里恨透了她。我真的是这样。你们对此作何解释呢?那个爱情怎么了?它到底出了什么毛病?这是我想知道的。我希望有人能告诉我。再有就是艾德。好吧,我们又说起艾德了。他那么爱特芮,以至于想杀死她,最后他把自己给杀死了。”梅尔止住话头,吞了一大口酒。“你们俩在一起待了十八个月,你们彼此相爱。从你们的一举一动里看得出来。你们因爱而发光。但是,你们在相遇之前也曾爱过别人。你们也都曾结过婚,像我们一样。甚至在这之前,你们可能还爱过其他的人。特芮和我在一块儿五年了,结婚也四年了。可怕的事情,可怕的事情是,不过也是件好事,不幸中的万幸吧,你可以这样说,就是如果我们中谁出了什么事——请原谅我这么说——但假如明天我们俩有谁出了事,我想另一个,另一个人会伤心一会儿,你们知道,但很快,活着的一方就会跑出去,再次恋爱,用不了多久就会另有新欢。所有这些,所有这些我们谈论的爱情,只不过是一种记忆罢了。甚至可能连记忆都不是。我错了吗?我说得太离谱了吗?如果你们认为我错了,我希望你们立刻给我指出来。我想知道。我的意思是,我什么也不清楚,我率先承认这一点。”

    “梅尔,看在老天的分上,”特芮说。她伸出手握住他的手腕。“你快醉了吧?亲爱的,你已经醉了?”

   “亲爱的,我只是说说话而已,”梅尔说。“行了吧?我不必非得喝醉了才能说出我的想法。我是说,我们大家只是随便聊聊,对不对?”梅尔说。他把眼光定在她身上。

    “宝贝儿,我不是在批评你,”特芮说。

    她端起她的杯子。

    “我今天不值班,”梅尔说。“让我提醒你一下,我不值班,”他说。

    “梅尔,我们都爱你,”劳拉说。

    梅尔看着劳拉,像是认不出她来了似的,像是她不是从前的她了。

    “我也爱你,劳拉,”梅尔说。“还有你,尼克,我也爱你。你们知道吗?”梅尔说。“你们俩是我们的好朋友,”梅尔说。

    他端起他的杯子。

    梅尔说:“我本来要告诉你们一件事,我是说,我想证明一点。注意了,这件事发生在几个月前,现在还没结束,它会让我们感到羞愧,我们在谈论爱情时,说起来就像知道自己在说什么一样。”

    “行了,”特芮说。“没喝醉的话就别说醉话。”

    “闭上你的嘴,哪怕就这一次,”梅尔安静地说道。“你能不能行行好把嘴闭上一分钟?我要说的故事是,有对老夫妇在高速公路上遭了车祸。一个年轻人撞了他们,他们被撞得稀烂,没人觉得他们能挺过来。”

    特芮看了看我们,又回头看着梅尔。她看上去有点担忧,也许用这个词来形容太重了一点。

    梅尔把酒瓶沿桌子传了一圈。

    “那天晚上正赶上我值班,”梅尔说,“那是五月或六月的一天。我和特芮刚坐下准备吃晚饭,医院来了电话,高速公路上发生了这起车祸。喝醉了酒的孩子,十几岁的小年轻,开着他父亲的小货车一头扎在了这老两口开的野营车上。这对夫妇七十来岁。这孩子(大约十八九岁)没到医院就死了,方向盘穿透了他的胸骨。这对老夫妇还活着,你们知道,我是说,也就剩一口气了。他们遍体鳞伤,多处骨折,内伤,大出血,挫伤,撕裂伤,全了,而且,他们两人都得了脑震荡。他们的状况很糟糕,相信我说的。当然,他俩的年龄对他们来说更是双重的打击。要说那女的比那男的还要糟,除了以上说的外,她脾脏也破碎了,双膝的膝盖骨骨折。好在他们系了安全带,天晓得,这才暂时保住了他们的命。”

    “伙计们,这是国家安全委员会的广告,”特芮说。“这是发言人梅尔•麦克吉尼斯博士在发言。”特芮大笑。“梅尔,”她说,“有时你真是太那个了,但我爱你,宝贝,”她说。

    “亲爱的,我爱你,”梅尔说。

  他隔着桌子探身向前,特芮迎着他。他们接了个吻。

    “特芮是对的,”梅尔坐下后说,“系上安全带。言归正传,他们还算有点人形,这俩老的。我赶到时,那个孩子已经死了,像我说的。他就在墙角的一张担架上躺着。我看了一眼那对老夫妇,告诉急救室的护士马上给我找一位神经科专家、一位整形外科医生和两个外科医生来。”

    他端起杯子喝了一口,“我会尽量长话短说,”他说,“我们把这两个人抬进了手术室,没命地干了几乎一整夜。这俩人,他们的生命力简直不可思议。你偶尔会碰上这样的人。我们尽了一切努力,天快亮时,我们给了他们百分之五十的机会,给她的机会也许还少一点。就这样,他们第二天早上还活着。于是,我们把他们转到特护病房。待在那里的两个星期里,他们一直顽强地支撑着,各方面都越变越好。我们就把他们转回到他们自己的病房。”

    梅尔停了下来。“现在,”他说,“咱们干掉这瓶廉价的杜松子酒,然后去吃饭,好不好?我和特芮知道一个新去处,我们就去那儿,到那个新地方去。不过得先把这瓶廉价的烂酒喝完再说。”

    特芮说:“实际上我们还没在那儿吃过饭。不过它看起来还不错,从外面看。”

    “我喜欢食物,”梅尔说,“你们知道吗?如果我这辈子可以重来的话,我想当一名厨师,知道吗?是吧,特芮?”

    他笑了起来。夹了块冰放进杯里。

    “特芮知道,”他说,“她可以告诉你们,不过让我对你们说这个。如果我可以转世投胎到一个不同的年代,你们知道吗?我想投胎成一名骑士。因为穿着那身盔甲你会感到很安全。在枪和火药发明之前,做一名骑士是很不错的。”

    “梅尔想骑着马,拿着根长矛,”特芮说。

    “走哪儿都带着一个女人的头巾,”劳拉说。

    “或一个女人,”梅尔说。

    “真不害臊,”劳拉说。

    特芮说:“假如你转世成一个农奴。那年头农奴的日子可不好过。”

    “农奴的日子从来就没好过过,”梅尔说。“但我猜就连骑士也是别人的扑人这里梅尔想说“骑士也是别人的仆人”。“仆人”对应的英文为“Vassals”,梅尔把它说成了“Vessels”。可以看出来这是个拼写错误(a变成了e),有点像中文里的“白字”。Vessels的中文翻译为“容器、船”,在这里如照字面翻,就没有念白字的味道了。所以可以把“Vessels”译成“扑”。在后面的对话里,特芮还会用这个“白字”来讥笑梅尔。。难道不是这样?另一方面讲每个人都是别人的扑人。不是那样吗,特芮?我喜欢武士,除了女士外,还因为那一身盔甲,要知道,他们不会轻易受到伤害。那会儿没有汽车,知道吧?不会有喝醉的年轻人来撞你的屁股。”

    “仆人,”特芮说。

    “什么?”梅尔说。

    “仆人,”特芮说。“他们叫仆人,不是扑人。”

    “仆人,扑人,”梅尔说,“有他妈的什么差别?你反正知道我的意思。行了吧,”梅尔说。“我没文化,我知道我的那点玩意儿。我是心脏外科医生,没错,但我只是个修理工。我在里面乱整一气,把东西修修好。他妈的,”梅尔说。

    “没见你这么谦虚过,”特芮说。

    “他只不过是个谦虚的江湖郎中,”我说。“不过梅尔,他们有时会闷死在盔甲里。如果里面太热而他们又累又乏的话,他们甚至要得心脏病。我读到过他们有时会从马背上掉下来,爬不起来了,因为那副盔甲使他们累得站都站不起来。他们有时被自己的马踩在脚下。”

    “那太可怕了,”梅尔说。“那是件很恐怖的事情。尼基尼克(Nick)和尼基(Nicky)都是尼古拉斯(Nicolas)的昵称。尼基更亲密一点。。我猜他们只好躺在那儿等着,直到有人过来把他们做成羊肉串。”

    “其他的扑人,”特芮说。

    “正是,”梅尔说。“一些仆人会过来把这个狗杂种刺死,以爱的名义,或他妈的那些他们在那时为之而战的东西。”

    “和我们现在为之而战的东西一样,”特芮说。

    劳拉说,“什么都没变。”

    劳拉的脸色还是红红的。她的眼睛发亮。她把杯子送到嘴边。

    梅尔又给自己倒了杯酒。他仔细地看着标签,像是在琢磨一长串数字,然后慢慢地把酒瓶放在桌上,又慢慢地去拿奎宁水。

    “那对老夫妇怎样了?”劳拉说。“你的故事还没讲完。”

    劳拉点不着烟,她的火柴老是熄掉。

    屋内的光线和刚才不一样了,变得越来越暗淡了。但窗外的树叶子还在闪闪发亮。我凝视着它们在窗玻璃和贴着佛米卡贴面的桌子上留下的图案。当然,它们和先前留下的不一样了。

    “那对老夫妇怎样了?”我说。

    “更老但更聪明了,”特芮说。梅尔瞪了她一眼。

    特芮说:“继续你的故事,宝贝,我只是开个玩笑。后来怎样了?”

    “特芮,有的时候,”梅尔说。

    “梅尔,别这样,”特芮说。“别总这么严肃,甜心。连个笑话都受不了?”

    “哪儿好笑?”梅尔说。

    他握着杯子,目不转睛地看着他的妻子。

    “后来呢?”劳拉说。

    梅尔把目光定在劳拉身上。他说:“劳拉,假如我没有特芮,假如我不是这么爱她,假如尼克不是我最好的朋友,我会爱上你的。我会把你掠走,亲爱的,”他说。

    “讲你的故事,”特芮说。“然后我们就去那个新地方,可以吗?”

    “可以,”梅尔说。“我说到哪儿了?”他说。他盯着桌子看了会儿,又开始了。

    “我每天都顺便过去看看他俩,有时一天两次,如果恰好我在那儿有别的事情。石膏和绷带,从头到脚,两个都这样。你们知道,就像在电影里看到的那样。他们就是那副样子,跟电影里的一模一样。只在眼睛、鼻子、嘴那儿留了几个小洞。她还必须把两条腿吊起来。她丈夫抑郁了好一阵子。即使在得知他妻子会活下来后,他的情绪仍旧很低落。但不是因为这场事故,我是说,事故只是一方面,但不是所有的。我贴近他嘴那儿的小洞,他说不,不是这场事故让他伤心,而是因为他从眼洞里看不到她,他说那才是他悲伤的原因。你们能想象得到吗?我告诉你们,这个男人的心碎了,因为他不能转动他那该死的头来看他那该死的老婆。”

    梅尔看了看大家,想要说什么,又摇了摇头。

    “我是说,看不见那个狗日的女人,这简直要了那个老狗屁的命。”

    我们都看着梅尔。

    “你们明白我说的吗?”他说。

    也许这时候我们都有点醉了。我很难把注意力集中起来。阳光从房间里消退,从它进来的那个窗子退了出去。尽管这样,没有人站起身来,去打开头顶的灯。

    “听着,”梅尔说。“我们喝完这狗日的杜松子酒,剩下的刚好够每人一杯。然后我们去吃饭。我们去那个新地方。”

    “他有点沮丧,”特芮说。“梅尔,你为什么不吃片药?”

    梅尔摇了摇头。“我什么都吃过了。”

    “谁都有需要药片的时候,”我说。

    “有些人生来就需要它们,”特芮说。

    她在用她的手指刮桌子上的东西,稍后,她停了下来。

 “我觉得我想给我的孩子打个电话,”梅尔说。“你们都不介意吧?我去给我的孩子打电话。”他说。

    特芮说:“要是玛乔里接电话怎么办?你俩听我们说过玛乔里的事吧?亲爱的,你知道你不愿意跟玛乔里说话,那只会使你更加难受。”

    “我不想和玛乔里说话,”梅尔说。“但我想和我的孩子说话。”

    “梅尔没有一天不唠叨这件事,他希望她再嫁人,要不就死掉,”特芮说,“不说别的,”她说,“她在让我们破产。梅尔说她不结婚是为了故意刁难他。她有个男朋友跟她和孩子们住在一起。所以,梅尔也在养着她的男朋友。”

    “她对蜜蜂过敏,”梅尔说。“如果我不祈祷她再婚,就祈祷她被一群狗日的蜜蜂蜇死。”

    “真可耻,”劳拉说。

    “呲呲呲呲呲呲呲——”梅尔用手指作蜜蜂状在特芮的喉咙上比划着,然后双手垂下来,一直垂到身子两旁。

    “她很邪恶,”梅尔说。“有时我真想装扮成一个养蜂人去找她。你知道吗?戴着那种像头盔一样的帽子,有可以放下来遮住脸的挡板,大手套和防护服。我去敲门,把一窝蜜蜂都放到她屋子里去。当然,我得首先确保孩子们都不在家。”

    他把一条腿跷到另一条腿上,看上去他费了很大的劲。然后,他把两只脚都放在地板上,身体前倾,手肘支在桌子上,用双手托住下巴。

    “要不我还是不给孩子们打电话了,这恐怕不是个什么好主意。咱们直接去吃饭,怎么样?”

    “听起来不错,”我说。“吃或者不吃,或者接着喝。我可以现在就出去,向落日走去。”

    “那是什么意思,亲爱的?”劳拉说。

    “就是我说的意思,”我说。“就是说我可以这样继续下去,就是这么个意思。”

    “我可要吃点东西,”劳拉说,“我想我这辈子从来没这么饿过。有什么可以垫垫的?”

    “我去拿点奶酪和饼干,”特芮说。

    但特芮只是坐在那儿,没有起身去拿任何东西。

    梅尔把他的酒杯倒扣过来,酒洒在了桌子上。

    “酒没了,”梅尔说。

    特芮说:“现在干吗呢?”

    我能听见我的心跳。我能听见所有人的心跳。我能听见我们坐在那儿发出的噪音,直到房间全都黑下来了,也没有人动一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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