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一次我终于体会到谷谷老师说写文字要泥沙俱下。

 

姐 妹

 

我们几个女人喝多了。在夜晚的大马路上晃荡，大笑，互相撞来撞去。春天的风大而温暖，拥抱着我们。安说：看看，四个傻老娘们又喝醉了。梅说：今天喝的真高兴，高兴得想唱歌。我们走到后来，胳膊挎着胳膊走成一排，像是几个自得其乐而又炫耀不停的孩子。

“我记得咱们以前也有一年，也是咱们几个女人喝多了，一边走路一边唱歌，那是什么时候来着？”

“好像是十年前吧？好像是谁过生日。”

“对对，梅过生日！我们还订了一个大冰淇淋蛋糕，蛋糕没吃完，冰淇淋淌得到处都是。”

对，十年前，我们也是这么喝醉了酒，神气得在无人的马路上横冲直撞。我们今天庆贺的主角没有来。萍的丈夫也是我们的同事，刚刚做了手术，手术的难度很大，如果失败了，他再也不会发声。他那么年轻，温和乐观的一个男人。我们在济南肿瘤医院的手术室外等了三个小时的煎熬之后，终于等到主刀大夫轻轻地说了那句：“手术很成功。”我们为他们两个高兴得象蜜蜂一样嗡嗡乱转。

我的眼泪一边走一边热呼呼的淌了出来。泪水似乎冲刷了这十年的时光，往日和今日如同一次剪接，左脚还在昨天，右脚迈出去就在此刻。

可是，我们终究是不同的了。谁也不能把十年当作什么都没发生。十年前，我们彼此取笑喝醉的样子，说对方像个傻娘们。而我们现在喝醉了，自嘲自己是傻“老”娘们。尽管我们都还算不上老，接近四十，但是跟十年前相比，是有资格说一声老的。婚丧嫁娶、生老病死，这些事情无一例外的发生。我们其实有14年的感情，从我毕业分配的那一天算起。分配的时候，母亲说：“我托了人，问你在仪表想去什么样的岗位？”我说：“想学点东西。”有时候选择就是这么简单。尽管选择的结果会决定你未来的生活方式。

 

“哦，你就是新分来的吧，跟我走吧。”班长当初见到我的时候，没什么表情，在车间里他领完要领的工具顺口对我说了一句。然后就在前面顾自走了。我对于即将来到的工作有很多猜测和好奇，但是我说不上喜欢。我从小没有接触过工厂和企业，对它谈不上任何的感情，我只是知道我从此要和机器打交道，冰冷的无情的枯燥的设备就是所有对未来工作的理解。我对同事更没什么幻想，我是个学生的时候对社会人偏执的概念就是圆滑、虚伪、斤斤计较。

班长拐了一个弯，走进一个小院。院子里满是秋天疯狂生长的野草。野草中间有一条残缺的水泥小路，小路通向院子里的四间板房。板房顶上面盖了很多油毡纸，用各种半大砖头零零散散的压着，看样应该是夏天为了防雨用的。板房里中间是一张方正的大铁桌子，桌面上铺了一块黑色的橡胶皮。桌上有一部电话，还有些散落的各式瓶子充当水杯。屋子只有朝南有一扇窗。桌子的上方安了一盏日光灯，日夜都要亮着采光。桌子周围安放了几个长椅，几个男人坐在椅子上聊天。在北边靠墙的地方首尾相连放了两张床。两张床和桌子之间只有一张椅子摆放的位置。

我默默的坐在靠门的破凳子上，适应屋里昏暗的光线，外面的阳光实在太亮了。我试图看清屋子里的每个人。我的心里搅来搅去的难受。我能够感觉到泪水从鼻子里生出来，又顺着喉管咽下去，我不停的咽唾沫，好让泪水不要从眼眶里出来。我难以置信在现代国有大型企业里竟有这样的岗位，那么破旧，那么简陋，就是贫民窟。跟我实习时见过的所有岗位都不同，而这里将是我每天都要工作的地方。我将要在这里生活多少年？

班长把很多书和很多图纸放在我面前，我没有动，反复看上面的名字“VRDS”（重油加氢），我一遍一遍的看，然后记下来，尽管我不知道这都是什么意思。但是我将来的生活跟这几个奇怪的英文排列将密不可分。

下午下班的时候，班长说：“明天带个杯子到班上喝水。”

“哟，咱们班来新人啦？”一个穿着时髦衣服和高跟鞋的女人一进门看到我说，“我这多着个杯子，你可以先用着。”不等我回答，她接着说：“班长，你去车间领点耗子药吧，上次值班睡觉的时候，老鼠都爬到床上来了，从我手上跑过去，我后半夜睡觉都没敢关灯。”

“不是你们要把老鼠当宠物的时候了?”

“那不是说笑话吗？快别废话了，赶紧去领药。这半夜再让老鼠啃了，得个鼠疫啥的，谁负责呀？我们家宝子才两岁。”

她是安。就是这么忽然出现的第一个女同事，并带着更多供我沮丧的素材，进入了我的生活。重油加氢装置当时刚刚建设起来，仪表班组这样的二线单位还临时没有正式房子安置，所以开工两年多一直住在临时建筑里。同在一个环境里，女人对待事物的态度是可以互相影响的，尤其是我这样对化工和企业毫无概念的人。她们那种对工作环境坦然接受的态度和对工作训练有素的熟练，成了镇痛剂，使我度过了最初阶段的委屈和失望。

上班两年后，我给男友打电话：“告诉你一个好消息。”我的声音听起来喜不自禁。

“什么好事？”

“我们现在搬的地方不用再到外面上厕所了！”

男友在那边停顿了一下，似乎为这样的好消息感到意外。是啊，这在其他地方算是一件再普通不过的事情，可是对我来说这意味着再也不用值班时，害怕半夜里去厕所而不敢喝水。毕竟厕所里面猥琐男人的传说从来就没停过。

 

“知道定位器吗？”梅姐问。

“只知道它的作用，学校考试的时候考过。”我老实回答。

“没事，你看了就知道了。”梅姐说。

“师傅让我安疏水器，可是我不知道那是个啥？”我小声嘟囔。

“没事，我跟你一起去。”

这种私下的贴心的关照，很快让我在生活上依赖她们。我刚到厂里正处于热恋，用她们的话说叫“戴着帽下来的”。她们一致认为我应该找一个比现在的男友更好的男人。所以，每当我和男友有了争执，她们看到我脸色不好，问出端倪，一致鼓动我“休了他，我们再给你找好的！”在这件事情上，她们直接、干脆而又热情，近乎掏心掏肺的坦诚。她们一边把擦眼泪的毛巾递给我，一边递过来的还有关于某男的信息。我有时候会被她们搞的哭笑不得。

我说：“你们找的老公没有一个是你们推荐给我的这种男人。”大学生、家境好、相貌好、人品好，这是她们口径一致的标准。

她们说：“我们那不是傻吗，不愿意你像我们一样傻。”

我擤擤鼻涕，说：“你们怎么这么像我妈呀。”

我们互相看，都笑。

婚姻，也许这件事真的关乎运气。她们各有各自感人的自由恋爱经历，她们选择丈夫的时候无一不是按照幸福未来的标准，她们并不追求当时所谓的高标准，可是将来真是靠不住的事，所以幸福也显得靠不住。14年后她们的结果是，有人已经离婚，也有人的婚姻在崩溃的边缘。我想她们在给我建议的时候，是有了婚姻经验后，真心希望我有一个合乎理想的幸福。

 

2000年之后，工作环境越来越好了，我也逐渐成了一名老仪表工。最初的困窘局面不再有了。熟悉工作的感觉很好。接到工艺需要处理问题的电话，一边扣电话，一边就知道问题在哪里。手到病除，是一件有快感的事。

可是这个时候公司形势吃紧，关于裁员的议论遍布早前会、值班室、现场操作室和食堂。仪表行业是被整体分流出去还是被考核办法硬生生筛选出一半的人下岗，都是扑朔迷离的可能。

车间当时推行了多劳多得的制度。新任班长经常说的一句话就是：“大家想想，我们的技术水平，是不是能够对应我们的工资级别。”此时，女人被要求必须在一定程度上被抹掉性别差异。尽管我们的专业叫做自动化仪表，可是检修期间的工程安装，还是需要人力来完成的。我和梅被分配去干工程活。几米长的铸铁管被截断，套丝，抬到现场再按照流程需要一点点的安装起来。这些工作以前都是男人的专项，而现在需要我们两个女人完成。当我们抬着铁管在现场搬运的时候，心理从某种程度上来讲，最初有点自豪的，觉得自己很行，很男人。

班长把十块高压变送器放到我们跟前说：下班之前你们把它装上。

这十块高压表平时承受压力在200公斤以上。这样的仪表安装，连接处只允许用手拧紧，而不允许用工具。这个活需要技巧也需要力量。我们第一块表安装顺利，可是第二块的时候出了问题，无论我们怎么压拉抬抗，螺纹就是用手对不上。

我和梅死命的跟那根钢管较劲，觉得很愤怒。也从来没觉得自己那么没有力量过。我们两个人一边喊着“不干了”，一边用力，最后卡口终于上去了。

“他妈的。”我像男人一样说。

“他妈的。”从来不会骂人的梅也说。

“不干了，凭什么把女人当男人使。”

梅把手套脱下来，擦脸上的汗，她的手那么白，皮肤很细腻。完全是没干惯粗活的手。她的家整洁温馨，而她是个很讲求生活情趣的人。家里悬挂着自己手绣的十字绣美人鱼，床上是自己缝制的漂亮床罩，衣橱里放着花瓣做的香囊。她喜欢一边听着音乐一边读点书。她的日常生活方式和她的工作方式就是这样统一而又相反的同时并存。

我曾拍了一副摄影作品：精致的餐具和柔和的食品，旁边放着一把钳子和一把锯刀。有人看了之后评论说：这两样东西放在一起太生硬了。这是两件不搭界的事情。可是我想用这幅作品表达梅们的状态，工具代表工作，而餐代表生活。生活是真正的设计者，它让不一致统一在她们身上。她们就是这幅作品本身。我在很多作品里看到关于女工人的描写，那些概念化的描述太简单了——文化程度不高，简单粗糙肤浅，几乎是这样的代名词。不是这样的，我身边大量鲜活的例子表明，女工人首先是女人，然后有个限定语“工”。这仅仅是限制了她的工作性质，除此之外作为个体，她们可以是任何状态的生活。可以丰富可以茂盛可以浓郁，像一棵棵树。

我和梅坐在反应器旁，歇了一会，互相看看，然后转身去拿第三块表来安装。

我们没有别的选择。

 

安此时除了上班，还找了份送牛奶的工作。她笑嘻嘻的说：“锻炼身体还减肥。”这样的锻炼实在辛苦了点，早上5点去奶点领上奶，然后各家各户爬楼挨个送，7点再坐班车上班。安的这份“健身”，带给我的震惊巨大。我不得不开始一遍一遍的设想，如果我下了岗，我该去做什么？我学的专业就是仪表，除此之外，我并没有一技之长可以谋生。可是在仪表行业，体力上的较量下来，我已深知胜负。我必须得考虑假如我被裁下来了，还能做什么？我忧心忡忡而又一无所解，我们几个女人凑在一起忍不住要长吁短叹。梅到上海去了一趟，据说是考察一下服装市场，但是本钱呢？并且学会一样新的技能，比如说经商，很可能是要交学费的。可是我们是些赔不起的赌徒。

我在一次晚饭的时候郑重的说：要是我下了岗，送奶和送报纸，我都干不了。

丈夫安慰说：“放心吧，据说咱们公司有政策，双职工下一个。到时候你好好的上你的班，我主动辞职。吃饭。”

日子在风吹草动都会产生议论的气氛中推行，到了发奖金的时候了。女人的奖金仍旧是最低。女人们商议，说咱们联合班上的女人找主任告状去吧。要是不同意咱们的要求，咱们就集体抵制值班，拿女人当男人用，可是奖金上还是当女人看。这种考核方式不是太不公平了吗？！

男还是女，已经有关自尊和骄傲。

此时，我对这样的体力劳动开始产生厌倦。我对工作做出了最大的努力之后，还是一个输家。工作带给我的成就感越来越少。我转而对计算机产生了兴趣，我把大量的时间用来学习，有时候甚至是一个通宵。并不愿意参与到这场两败俱伤的相互质问中去。我不能放弃值班这种工作方式所换来的闲暇时间。作为女性的一份子，我又显得不得不去参加。

我打电话给朋友询问这件事我该不该参加。他说，这件事你不要管了，我处理。

安不久打电话来：“告诉你一个消息，领导提前介入了，说我再参与我就是主谋。你说怎么那么奇怪，领导怎么就提前知道了呢。谁告的密？我怎么就成了主谋了？太可笑了。”

这件事就这么急转直下，集体上告没有发生。而我，实质上忽然间成了一个叛徒。这件事情，我在几年内一直怀有深深地内疚感。我不知道我的姐妹们是否知道这件事情的真相，我不知道她们知道后会有怎样的反应。我像是惩罚自己一样疏离她们。

 

我此时的生活圈子非常狭小，我和她们因为日夜相处而联系紧密。这种紧密是一种知根知底的了解。我们相互之间几乎没有秘密，甚至家庭里最隐秘的情感也略知一点。痛苦的时候，对方的家庭可以是逃避的庇护所。没有人会嘲笑你的软弱和矛盾，没有人长着幸灾乐祸的眼。我有一次从家里夺门而出，年轻气盛到没有道理可言。我疯跑到安家。安自己在家刚刚吃完饭。

“吃过饭了没有？”安说。

“没。”我说。

“吃什么？自己做还是我给你做？”

“西红柿鸡蛋汤。自己做。”

20分钟之后，我把盘子和锅洗干净，说：“姐，我走了。”

安说：“要回家吗？”我说：“嗯。”安说：“那走吧。”

我在以后的日子里，常常想起这一幕。安没有问我一句为什么，过后也没有。我想她甚至可能都忘了这件小事。可是这种简单、不好奇、不探究的态度，让我觉得安静而且没有压力。

但是现在的情势，我还能说什么？我还可以解释什么？我毕竟是这个事件发生的关键。

我原本以为，我们之间就会这样的越走越远。生活会慢慢的如退潮的海水显露真相，我的结果就像是有人预言的那样“会混的很惨”。因为我显然背叛了一个群体。我曾经设想，如果我当时什么也没有做，顺乎其势的去了，事情会怎么样？没有答案。我对已经发生过的事，习惯性的不抱有幻想，那有点太天真了。

可是生活有些时候也像是催化剂，发生一点变故，然后催化出让人意想不到的反应。我们在现场遇到了几次事故。有一次高压氢气表因为测量结果不准，需要放空。所有的安全措施全部到位了，我们进行惯常的操作。放空阀打开了，放空处毫无动静。我们平时在现场放空操作，最害怕的就是放空阀打开以后，听不到熟悉的尖锐的泄压声。安静就意味着潜在的危险伺机而动。慢慢再开大一点，放空处一声闷响，接着就是成米的火舌喷了出来。这是高压氢气突然被大量释放而引起的燃烧，切断阀迅速关闭。幸好放空口方向没人站立，幸好仅仅是虚惊一场。危险的一闪而过，让我们后怕，而又觉得无比幸运。我们脸色惨白的互相看看，呆立一会，然后回撤，谁都没有说话。

清慢慢走在最后。我不能揣测她在想什么。清的丈夫几年前因为闪爆烧伤，几年后脸部和手部仍旧是布满难以修复的疤痕。清当时正好到了预产期，在医院四楼待产，而丈夫在三楼生死不明。陪护的姐妹怎么也不肯让清去楼上探视已辨认不出的男人。清悲憾难忍，哭得软弱无力，只好做了剖腹产。清独自做主给孩子起了名字叫“姗姗”，意思是这个孩子姗姗来迟，到了预产期还没有动静，为了检修，清的丈夫照样去班上加班，发生了意外。假如孩子早来到世上几天……这种根本不可能再改变事实的假如，寄托了多少对避免意外的期待。而在现场，危险是伏在暗处的猛兽。硫化氢、400度高温、200公斤压力、易爆炸氢气、易燃烧油类介质，这些就是替身。它们被限制在那些设备里，但是又可能随时出击。一旦它们出手，我们毫无还手之力。我们能够做的就不断的被洗脑般的接受那些严密的制度，力图把它们困在笼子里。

 

多年以后，我到一套新装置现场拍片子，遇到了那里的安全监护员，他这样说道：“我们对装置的情感，就像是在对待一个孩子。我们看着它一点点的从无到有，一点点建立起来，并且朝夕相处。我们不希望它出一点点事。我们最大的希望就是希望它安安全全的，安全了才一切都好。”我相信这不是一个套话和空话，这是对“安全第一”彻底的信服。因为在一个有历史的大型化工企业里，这样的较量实在是太多太多了，代价惊人。

可是事故还是始料未及会偷袭。在一次高压阀拆卸时，同样是在所有的安全措施落实以后，我们站在距离阀有2米的地方，做监护人。泄过压力的阀体因为堵塞而没有将压力卸干净，所以在阀拆动的瞬间，从阀里喷出一片黑水迎面打向我们。过后，我们身后的银色反应器上被打出了两个人影。有人站立的地方是银色，无人站立的地方是黑色。

我们并不知道在每个平常工作的日子里，可能会遇上什么意外。仪表的工作虽然也绝非总是这样险象环生。但是对于个体，一辈子还要发生多少事故呢？一件就够了。我写下这些文字的两个月前，我的一个姐妹在现场巡检时，因为吸入一口硫化氢，在医院数度昏迷，至今仍没康复。一条每天都要经过的巡检路，一条走了十几年的路，普通熟悉却暗藏杀机。十几年的工作经历下来，在相互的共同面对的状况之前，在点滴的磨合和付出之前，不仅仅是我，我们彼此产生出血肉相连的情感。

这样的情感是，你知道她为了奖金比你的低而去找班长理论，你知道她在班组成员技术水平打分中给你打了一个最低分，你知道她私下里说了几句关于你的闲话，当这些发生的时候，你都可以理解，都可以接受，对彼此情感的误会降到了最低。这不再是一种棱角分明的情感，它变得混沌而有韧性，模糊而有包容性。那一点利益纷争产生的争执，那一点情绪不当脱口而出的话，这些的发生都不重要了。

就像是姐妹之间，你可能这会儿烦了她，跟她吵架，恶狠狠的摔了她的东西，可是我们毕竟是姐妹，改天你或者又喜欢了她，跟她去逛街，听她说心里话，遇上她伤心，比她还难过。

安给我电话：“妹妹，我那天那句话其实是说……”

我说：“姐，别解释了。咱们这么多年了，谁不知道谁呀，真的别解释了。”

安说：“哦，好，那就不说了。”

安性格爽直善良，只是有些冲动，想到什么就说了，说完了就完了，像一阵大风刮过平地，什么都没剩下。顶多是玩笑开得过火了，心底没有任何恶意。人与人之间的伪饰其实是浮尘，被时间抚摸得久了，那些显露出来的本色更显出人性的质感。懂得一个人就会原谅一个人。

 

“我还是有点难过。”梅说，“他真的太年轻了。”

“我们得有信心，一切都会好的。”我惯于盲目的乐观。

安说：“老天真是不公，他们平时那么幸福。偏就生了这种病。萍的天不就塌了？我愿意这病挪在我身上，我来替他生！”

安的婚姻现状让她绝望和哀伤。所以我多么理解她对于别人幸福的生活，是一种怎样的发自肺腑的祝福，何况这个人是她关爱过、气恼过、帮助过、相信过并同样被别人如此对待的那个人。

我不能说这是友谊，因为这种感情包含了14年喜怒哀伤的混杂，包含了14年息息相关的紧密联系，包含了14年来误会与理解、委屈和接受的过程。我们已然不全是同事关系或者是朋友关系，我们是姐妹。是的，姐妹。时间就是这样子一年一年的远去了。将来会一年一年的逼近。我们有时候亲近一点，有时候又疏离一点。这都是一个自然的过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