听惯了层出不穷的教育丑闻，朱清时被聘南方科技大学（筹）校长的消息，直如拂面春风，令人难以置信。当我们还在为高校去行政化的可行性争论不休时，一个新的实践正在悄悄产生。它的意义非常重大，这不仅是对朱清时个人操守和能力的认同，选对了人当然是重要的一步；南方科大的筹办从一开始就是制度创新的产物，是对地方举办高等教育权利的坚持和争取。现在，它直接瞄准了下一个目标：攻克中国高等学校行政化的“癌症”。

     教育的许多陋行，如奥数、应试教育、课业负担等等，正在陷入一种“魔怔”，明明是自己一手造就的，却似乎成为人力不可战胜的“怪物”，人人喊打而愈演愈烈，高校的行政化、官本位也是如此。其实它并不神秘，完全是有解的和可治的。大学与政府的关系主要建立在3个重要制度之上。一是校长产生机制和干部制度。如果把校长视同党政干部管理，由上级委派、行政任命，那么校长形同做官，主要对上负责就很难免。因而，校长遴选制度是现代大学制度的重要组成部分。由资深权威人士组成的遴选委员会根据大学今后的使命和任务制定校长的标准，并在世界范围内遴选，是世界大学共同遵循的成熟有效的制度。学校内部取消行政级别，行政人员实行职员制，则是人事部事业单位改革的意见早已确定了的。

     其次，是建立法治框架中的高校和政府的委托代理关系。尽管我们在80年代就确立了高等学校应当成为面向社会自主办学的法人实体；但时至今日，高校还只是政府部门下属的一个事业单位。打破高校与政府的行政隶属关系，改变政府对大学的直接管理，需要建立新的制度框架。筹建中的南方科大，准备通过制定《大学章程》作为大学自主办学的“宪法”，是构造新型政校关系的一个新的制度起点。第三是大学的财政拨款制度。改变掌控资源的政府对高校的直接干预，提高教育资源投入的绩效和科学性的途径，是建立大学拨款委员会等中介组织，对大学进行评估和拨款。当然，还需要丰富和扩大高校资金的来源，这是另一个问题。

     总之，犹如现代企业制度一样，以大学自主办学、学术自由、教授治学等为特征的现代大学制度，是人类文明的共同成果，是世界各国和广大华人地区普遍使用的相当成熟的制度，它同样适用于中国大陆，并在20世纪上半叶长期有效地实行过，因而并没有水土不服的问题。

      朱校长的人望和底气很足，明确表示只有真正实行教授治校，才可能建成一流大学。深圳市代市长王荣也明确表示全力支持。今天恢复高校的自主性，构建新型的政校关系，难度并非在制度设计上，而是需要它能够生长的外部环境和配套政策，关键是政府转变职能，是政府的法治精神和学习能力。在这个问题上，最富改革精神的南粤之地有经验也有教训。当年李嘉诚投巨资建立的汕头大学，由于一开始就没有建立有效的治理模式，陷入漫长而复杂的内耗之中，走了很大一段弯路。而80年代初创办的深圳大学则因诸多创新，一举成为当年高教改革开放的先锋。当时整体的外部环境、社会的开放度和宽容度远不如现在，由于罗征启校长的锐意改革，以及梁湘等市委领导的胆略和鼎力支持，方取得令人瞩目的成就。有此前车之鉴，今天，我们理应做得更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