们能做什么”的思考。与设计理想蓝图相比，理解变革是如何发生的同样重要。同布朗一样，巴恩斯坚信这一变革必定会来临，只是需要一个历史的契机，我们必须为这一历史时刻——转折点的到来做好准备。这主要是建立公共权益部门的实践探索，首先从小型的、具体的、低层次的组织开始，建立不同类别的信托机构、非营利机构、非正式团体，磨合、测试、提高他们与公共权益原则的契合程度；然后逐渐发展为区域性的、国家性的，乃至全球性的公共权益部门。在这一变革中，公共权益部门成为管理、运营社会根本利益和长远福利的重要机构，远远超越了对第三部门、公益组织的传统认识和定义。 环境无国界。在全球化的时代，资本主义的制度危机、市场体制的道德困境同样是全球性的。正在建设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的中国，也面临严重的生态危机和公共权益缺失，也有人提出了“生态社会主义”的命题，建设“社会主义生态文明”已经成为国家的正式目标。对于正在获得生机的环境保护和民生权益，正在发育的中国NGO和公益组织，本书无疑具有重要的启蒙或启示作用，“照亮”了一条新的制度变革的路径。 本书是吴士宏女士翻译的第三部书。前两本是2006年诺贝尔和平奖得主尤努斯的自传《穷人的银行家》，以及《如何改变世界——社会企业家与新思想的威力》，后者介绍了世界各地的许多社会企业家改造社会的实例，可以视为是一个连续的“三部曲”。吴士宏孜孜于新思想和社会改造理念的传播，本身就是一个具有认识价值的事件：在改变人类命运的文明转型中，一批优秀的企业家正在向社会企业家转型。对此，我们有理由期待，有许多期待……     自资本主义制度问世以来，对它的批判就从未停歇。可以说，这一批判已经成为资本主义制度发展的有机组成部分。继马克思主义主要在政治、经济层面的批判之后，进入后工业社会，这一批判主要朝着文化和意识形态的方向。20世纪70年代以来，地球环境的急剧恶化，人类社会所遭遇的空前的生态危机，为之引入了生态主义的视角。1972年罗马俱乐部的报告《增长的极限》，是对人类环境危机的首次报警。同年舒马赫所著《小的是美好的》，揭示了资本主义生产、古典经济学的生态局限和道德缺陷。人们已经认识到，简单地将成本-效益分析应用到环境领域，企图通过市场机制改善生态危机是行之不通的，“绿色资本主义”、“生态资本主义”的理想逐渐浮出水面。
    作为这一批判的延续，彼得·巴恩斯所著的《资本主义3.0》提出了为现代资本主义系统升级换代的新构想。他的贡献是引入了“公共权益”(commons)这一新的视角，并为未来社会的构建增添了“公益事业”的崭新维度。在巴恩斯看来，哈丁所揭示的公共草场的悲剧，真正的受害者不仅仅是无告的大自然，而首先是被虚置的公共权益。在超越了“短缺资本主义”的1.0版之后，资本主义的2.0版是一种“过剩资本主义”，生产已经不再是为了满足实际需要。企业的三个基本算式是：资本回报的最大化；资产的收入依据股权进行分配；自然资源的价格等于零；而启始条件则是5%的人所拥有的财富“股权”超过了其他95%的人。它造成了三个悲剧性的病变：对自然的巨大毁坏，社会不平等的持续扩大，人们幸福感的降低。在强大而严密的资本主义制度中，唯一能够与企业相抗衡的政府，实际上也主要为企业和市场力量所支配。为当代人和子孙后代提供生存和发展环境的公共权益实际处于被无偿占用、不受保护的状态；致使公共草场的悲剧成为人类社会的共同悲剧。
    巴恩斯设计的解决方案，核心是通过增添一个能与企业部门相抗衡的公共权益部门，来纠正资本主义操作系统的偏差。这个新的部门将为被污染者、人类的子孙后代、以及生物和生态系统等利益相关者提供代理服务，为企业增加利润之外的另一驱动力——公共权利，从而为社会增添真正需要的东西——更健康的生态系统、社区、和文化，在“我”和“我们”之间达到更恰当的平衡。用公式表达为：企业 + 公共权利 = 资本主义3.0。
    实现资本主义系统的这一升级，关键是要使无价的公共财富“资产化”，使得为公共财富定价成为可能，并能够在市场体系中实现价值交换，这就是所谓“公共资产权”（common property rights）。另一个关键，是使公共财富资产化的同时，却并不同时被私有化。实现这一操作的“核心技术”，是借用在市场经济系统中业已存在的社会保险、信托等金融制度，通过“公共资产信托”（common property trust）最大程度地代表人类的长远利益来管理这些公共财富。“资本主义3.0版”的好处，用作者的话说，是无需停机或删除旧的操作系统，可以分阶段地进行安装，增添新的功能，使得转换渐进并安全地进行。
    这听起来很像理想主义的乌托邦，其实却是基于对市场制度的洞见和巧加利用。事实上，人类社会已有为保障自己的长远利益，“虚构”出建立在社会信托之上的经济制度的实践。由信托基金托管的社会保险制度就是这样一个成功范例。由第三部门、基金会管理的各种自然保护区是说明这一机制的另一类案例。更具代表性的是美国“阿拉斯加永久基金”。根据阿拉斯加宪法，全州的自然资源属于其人民。1970年代形成的法规，规定该州石油开采全部收入的75%交归州政府，并以此取代税收；其余25%归入阿拉斯加永久基金，并以此基金代表全体阿拉斯加人民的平等利益进行投资。自1982年以来，该基金的增长已经超过300亿美元，每年向包括儿童在内的所有居民发放红利。它是一个代表所有现存和未来的阿拉斯加居民权益的巨型共同基金，因而被视为“一个全世界的政府都应效仿的好模式。”“资本主义3.0版”的好处，用作者的话说，是无需停机或删除旧的操作系统，可以分阶段地进行安装，增添新的功能，使得转换渐进并安全地进行。 这听起来很像理想主义的乌托邦，其实却是基于对市场制度的洞见和巧加利用。事实上，人类社会已有为保障自己的长远利益，“虚构”出建立在社会信托之上的经济制度的实践。由信托基金托管的社会保险制度就是这样一个成功范例。由第三部门、基金会管理的各种自然保护区是说明这一机制的另一类案例。更具代表性的是美国“阿拉斯加永久基金”。根据阿拉斯加宪法，全州的自然资源属于其人民。1970年代形成的法规，规定该州石油开采全部收入的75%交归州政府，并以此取代税收；其余25%归入阿拉斯加永久基金，并以此基金代表全体阿拉斯加人民的平等利益进行投资。自1982年以来，该基金的增长已经超过300亿美元，每年向包括儿童在内的所有居民发放红利。它是一个代表所有现存和未来的阿拉斯加居民权益的巨型共同基金，因而被视为“一个全世界的政府都应效仿的好模式。” 人类共享的公共财富遗产不仅包括空气、水、栖息地，还有生态系统、语言和文化，科学技术，社会和政治体系等等。作者提出了一系列可能的公共信托设想，如为了保护空气、水、森林、以及物种的生态信托系统；每人一股，人人有份、为全体美国人派发红利的共同基金；为每一个儿童提供启动资本的信托资金；人人可以享受的分担风险的健康储备；支持本地文化艺术、资金来源于版权费的国家基金；等等。 《资本主义3.0》令人联想起另一本书，著名的环境学者、美国地球观察所的布朗教授去年出版的《B模式》。他将迄今为止不可持续的工业化模式称为A模式，未来社会可持续发展的生产方式为B模式。布朗提出拯救地球、延续文明的构想是重组经济，包括紧缩泡沫经济、稳定人口和气候、改革税制，增加对破坏环境的征税和改善环境行为的奖励，构建起新的全球经济——生态经济，主要是建立在经济生产方式的改造上。这无疑十分重要；然而，在“资本与自然之间的致命冲突”中，无论技术、市场还是政府，都很容易失灵。因而，本书对资本主义基本制度——私有制和市场制度——的改造就特别发人深省。 无论3.0版的资本主义作为一种现实能否出现，这一设计已经验证了爱因斯坦的名言：想象力比知识更重要。这是一本充满智慧和创见的奇书。与许多环境主义者的写作不同，彼得·巴恩斯是一个运营资产公司的前总裁，作为一个商人，他对资本主义操作系统的有深刻的理解，并为这一系统增加公益性做过实际的努力。企业家背景与自由主义价值、生态主义理念的结合，使他的制度设计既具想象力和超越性，又具很大的可行性与操作性。他对公共权益的思考、对公共财富的发现、对公共资产权的构建和对公共财富的运营，极大地深化和丰富了我们对构建一个公平的、可持续发展社会的思考。 这种操作性也体现为对“我
    人类共享的公共财富遗产不仅包括空气、水、栖息地，还有生态系统、语言和文化，科学技术，社会和政治体系等等。作者提出了一系列可能的公共信托设想，如为了保护空气、水、森林、以及物种的生态信托系统；每人一股，人人有份、为全体美国人派发红利的共同基金；为每一个儿童提供启动资本的信托资金；人人可以享受的分担风险的健康储备；支持本地文化艺术、资金来源于版权费的国家基金；等等。
    《资本主义3.0》令人联想起另一本书，著名的环境学者、美国地球观察所的布朗教授去年出版的《B模式》。他将迄今为止不可持续的工业化模式称为A模式，未来社会可持续发展的生产方式为B模式。布朗提出拯救地球、延续文明的构想是重组经济，包括紧缩泡沫经济、稳定人口和气候、改革税制，增加对破坏环境的征税和改善环境行为的奖励，构建起新的全球经济——生态经济，主要是建立在经济生产方式的改造上。这无疑十分重要；然而，在“资本与自然之间的致命冲突”中，无论技术、市场还是政府，都很容易失灵。因而，本书对资本主义基本制度——私有制和市场制度——的改造就特别发人深省。
    无论3.0版的资本主义作为一种现实能否出现，这一设计已经验证了爱因斯坦的名言：想象力比知识更重要。这是一本充满智慧和创见的奇书。与许多环境主义者的写作不同，彼得·巴恩斯是一个运营资产公司的前总裁，作为一个商人，他对资本主义操作系统的有深刻的理解，并为这一系统增加公益性做过实际的努力。企业家背景与自由主义价值、生态主义理念的结合，使他的制度设计既具想象力和超越性，又具很大的可行性与操作性。他对公共权益的思考、对公共财富的发现、对公共资产权的构建和对公共财富的运营，极大地深化和丰富了我们对构建一个公平的、可持续发展社会的思考。
    这种操作性也体现为对“我们能做什么”的思考。与设计理想蓝图相比，理解变革是如何发生的同样重要。同布朗一样，巴恩斯坚信这一变革必定会来临，只是需要一个历史的契机，我们必须为这一历史时刻——转折点的到来做好准备。这主要是建立公共权益部门的实践探索，首先从小型的、具体的、低层次的组织开始，建立不同类别的信托机构、非营利机构、非正式团体，磨合、测试、提高他们与公共权益原则的契合程度；然后逐渐发展为区域性的、国家性的，乃至全球性的公共权益部门。在这一变革中，公共权益部门成为管理、运营社会根本利益和长远福利的重要机构，远远超越了对第三部门、公益组织的传统认识和定义。
    环境无国界。在全球化的时代，资本主义的制度危机、市场体制的道德困境同样是全球性的。正在建设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的中国，也面临严重的生态危机和公共权益缺失，也有人提出了“生态社会主义”的命题，建设“社会主义生态文明”已经成为国家的正式目标。对于正在获得生机的环境保护和民生权益，正在发育的中国NGO和公益组织，本书无疑具有重要的启蒙或启示作用，“照亮”了一条新的制度变革的路径。
    本书是吴士宏女士翻译的第三部书。前两本是2006年诺贝尔和平奖得主尤努斯的自传《穷人的银行家》，以及《如何改变世界——社会企业家与新思想的威力》，后者介绍了世界各地的许多社会企业家改造社会的实例，可以视为是一个连续的“三部曲”。吴士宏孜孜于新思想和社会改造理念的传播，本身就是一个具有认识价值的事件：在改变人类命运的文明转型中，一批优秀的企业家正在向社会企业家转型。对此，我们有理由期待，有许多期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