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陈培浩:魂归何处说归息——王威廉《归息》的知识分子叙事和文化悲剧感

(2017-03-22 00:01:59)
分类: 思想

陈培浩:魂归何处说归息——王威廉《归息》的知识分子叙事和文化悲剧感

魂归何处说归息

 ——王威廉《归息》的知识分子叙事和文化悲剧感

 

陈培浩

 

作为颇受文坛关注的青年作家,王威廉小说提供过辨析度极强的荒诞叙事。上次登陆《十月》的那篇《当我看不见你目光的时候》,就通过一个不无荒诞的故事反思了当代生活中类福柯式“全息俯瞰监狱”的视觉宰制和心灵异化问题。可是,王威廉另有一类小说,并不像《非法入住》《第二人》《书鱼》《当我看不见你目光的时候》等一样诉诸荒诞及其隐喻,而是在更写实性的故事叙述中镶嵌进宏大的历史视野和文化反思,比如《绊脚石》《听盐生长的声音》等小说,这篇《归息》显然也是。

不难从《归息》中读出王威廉以往小说的一些微妙的声音,或者说王威廉把以前小说中蛰伏的火种发展为燃烧的火把,使其成为一束当代中国思想状态的内在火焰。如果用两个词概括《归息》,恐怕只能是“知识分子”和“自杀”。事实上,王威廉以往小说甚少以知识分子为主角(印象中只有《铁皮小屋》);倒是多次写到了“自杀”,比如《老虎!老虎!》等篇。以往那些在荒诞叙事的框架中显得超现实的“自杀”,在《归息》中却跟知识分子紧密地联结起来。它使我们联想起近代以来无数各不相同的知识分子自杀:比如王国维、老舍、徐迟、海子、骆一禾、胡河清、余虹、陈超……如果我们足够诚实的话便必须承认自杀事实是贯穿二十世纪中国文学史一条并非偶然的精神线索;如果我们足够敏锐的话,也必将从自杀之镜的血肉模糊中透视出更深刻的文化悲剧感。显然,王威廉一直有意识地让自己去呼吸这条精神线索内在的悲剧空气。

《归息》的故事其实十分清晰,不过王威廉却有一种绵密冥思的叙事品质,将一个并非波澜起伏的故事讲述得引人入胜。其秘密,大概是一种驾驭语言和精神叙事的才华。小说中,“我”作为《文化周末》记者得到了该报青年女编辑管苧的爱情。管苧蕙质兰心,不但相貌出众,而且有着脱俗的审美趣味和精神追求。所以在择偶标准上也不落流俗,喜欢的是小曹这样有思想的文化青年。事实上,小说的重点不是小曹和管苧的爱情,而是小曹与管父之间的思想交流。管父作为该省颇具影响力学术刊物的主编,保持着一种视思想为信仰的虔诚和由此而来的与虚无搏斗的悲剧感。丈人女婿的交流已经超越了一般的亲人对话,更像二代知识分子进行的思想交流。

从《绊脚石》开始,王威廉小说就将人物思想对话确立为一种非常重要的元素。这种陀思妥耶夫斯基小说传统,并不显得说教,而是在跟情节的有机缠绕中发展了小说的精神内在性。《归息》中,管父坦诚地跟女婿小曹透露了长期从事精神思索的体悟:“做饭让我开心,我想不到比做饭更能代表生活本身的了。思想久了,往往会让我们远离生活,而做饭相当于活着本身。做饭首先是为了生存,但进食本质上是很野蛮的,所以我们把它艺术化,由此,欲望与艺术有了完美结合。笛卡尔说,我思故我在;我说,我做饭故我在。”他又批评小曹他们不做饭,“天天吃外卖,实际上你们把自己和这个世界隔开了,你们更加陷入到了自己的小圈子里,似乎万事万物都可以安排和归结到你们的小逻辑里边,这是非常虚妄的事情。因此,这种表面的方便,仔细想想,反而是束缚,像是一座名叫‘自由’的监牢。你们是在坐自己设置的牢,知道吗?”这种将生活哲思化的语言事实上并不代表了他的超脱,反而透露了他跟虚无搏斗的坚辛。对于一般人而言,做饭就是做饭;只有对于触摸到虚无的人,做饭才是一种对抗虚无的方式。所以后面管父步思想挚友李文辉的后尘自杀便既出乎意料,又在情理之中。

在管父自杀之前,二人谈起过人文学者李文辉的自杀,李文辉的绝命书中有二句话,像子弹一样击中了管父,这二句话又通过他的传递,像两束强光,让小曹“内心的双眼短暂失明,只剩下一片白茫茫的虚无”。这显然是一种知识分子关于文化悲剧感和精神虚无感的内在精神传递。

他直起身子,望着我,仿佛那些准备说出的话已经给了他力量。他清清嗓子,提高声调,说:“第一句话是:孩子害怕黑暗,情有可原,人生真正的悲剧,是成人害怕光明。第二句话是:死亡是花,只开一次,它就这样绽放,像我一样。”

这二句话前者是柏拉图的,后者是王威廉借助李文辉之手写下的。它是这篇小说的内在光源,穿透了今天思想现实的内在真相。甚至可以说,这二句偈语揭示的正是当代中国知识分子文化悲剧感和精神虚无感的根源。

小说还通过一个梦揭示了小曹和管父之间的精神同位关系。虽然作为二代人,小曹深知时代历史加诸于自身的分裂症:日益能够将话语和现实分开。这种对自身代际精神现实的撕开,显然需要相当的反思能力,因为它无疑正是某种典型的当代思想症候。可是小曹跟管父其实有着更深的同位性:在婚礼的前一天,他梦见一座空无一人的亭子,只有风不断从四面八方涌来,使亭子陡生一种寂寥的气息。

我想走进那座亭子,可走到近前的时候,却停住了脚步。我抬眼四望,全是空旷的白色,没有任何别的事物,也没有任何别的色彩,亭子是唯一的事物,亭子内部仿佛是这一切虚无的核心。我不敢走进那核心,仿佛那核心的位置需要我做些什么,我却不堪重负。尽管,这是一种虚妄的重负。我站在原地,进退不能,感到了慌张。

后面我们才知道,管父自杀之地,也是一个湖心的小亭,“它的确非常像我梦中的亭子。”亭子其实传递的正是一种不可消弭的精神虚无感。它不但压迫着李文辉、管父这一代人,同样压迫着小曹这些处于精神分裂时代的新知识人。亭者,亭亭玉立,鹤立鸡群,暗示着某种精神孤独感。而管苧的“苧”字,其实也是一个类似于亭的结构。小说中,小曹和管父都无全名,大概也在暗示着这种知识分子精神遭遇的普遍性。小说的微妙处实有深意存焉。

不得不说到自杀。自杀是什么?显然不是逃避那么简单。特别是作品中李、管的自杀,都是典型的死于一种文化悲剧感和精神创伤。加缪说,“真正严肃的哲学问题只有一个——自杀”。因为自杀既是哲学的,也是严肃的。我们当然不是把所有的自杀都哲学化和审美化,而是说,存在着一种作为反抗的,值得被严肃对待并开掘其哲学性的自杀。《归息》中李、管的自杀显然都属此类。这种自杀不是对生的一般性放弃,而是因为在对生之意义冥思之后,把生之意义跟某种特定的理想状态联结起来,而无法容忍同存于另一种残破的生中。所以,自杀,通过一种主动行为,通过对生的放弃,把某种存在残破性、文化悲剧感和生命尊严感表达得血肉模糊、触目惊心。所以,这种自杀虽然是基于虚无,其实不比那些犬儒化生存更虚无。正是因为有所抱持,所以才选择去自我毁灭和放弃。

值得注意的是,九十年代以后的中国小说触及知识分子叙事的虽然比比皆是,但更多的却是一种反讽性知识分子叙事。不论是《废都》《欲望的旗帜》还是《风雅颂》,这些作品都触及了八九十年代社会转型背景下知识分子的精神危机,这些作品显然有着不同程度的见证和预言功能,它们共同揭示了一个精神残破的过程。不过,悖论的是,当作为知识分子的作家用一种嘲弄反讽的笔触去触及知识分子群体的精神破败时,他们既批判了这种堕落,却也一并拒绝了某种理想主义的守持方式。换言之,他们其实是用一种批判的虚无在对抗一种功利的虚无。王威廉私下对于很多作家将知识分子描述得非常漫画化、滑稽可笑并不认同。当作家用反讽嘲弄的方式书写知识分子时,既是在面对一种现实,也在潜移默化一种犬儒化的思想位置。用王威廉的话说,“这并不高贵”。当作家愿意用悲剧的方式去面对知识分子的精神危机,或者愿意去面对知识分子危机的悲剧性时,意味着他在精神层面始终并不放弃那种不分裂的、以话语为信仰的思想立场。这使我们从《归息》中读到了八十年代,读到了理想主义,读到了时代的思想病灶,读到了对虚无时代精神分裂的反思,读到某种依然沉痛,依然不愿回避光明的渴求!

诗云:“蜉蝣之翼,采采衣服。心之忧矣,於我归息”,采采衣服说归息,可谓盛世危言!李、管这些魂兮归去者归向了他们所坚守的文化价值基座,而小曹、管苧呢?他们面对着更加复杂激荡的文化现实:商业无所不在、好坏难辨的渗透,《文化周刊》的停刊。他们该如何在父辈的身后去回答“魂归何处”的精神难题。这是王威廉对自己,也是对我们的拷问!


                               刊《文学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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