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随笔:沉溺

(2013-05-24 10:42:1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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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化

分类: 思想


随笔:沉溺

 

沉溺

 

 

 

王威廉

 

 

文学如同无休止的纵欲,令人沉溺。

——居斯塔夫·福楼拜

 

 

一、从命名开始

 

小说家为自己画像应该是一件比较容易的事情,因为在长期的写作中,他一直为想象中的自己和他人在画像。当然,他描摹的并不是外在的形象,而是尽可能去逼近人物的内心与灵魂。一个越优秀的小说家越懂得虚构的力量,虚构并不是谎言,虚构是条件的设定、睿智的发现,虚构是经由想象力对世界的重构:一些原本隐匿在角落的事物走向了前台,并且颠覆了我们以往对世界的认识。

但是,要真能做到这样并不容易,写作经年,我感到最大的困境依然来自虚构的难度。如果为了保护自己的隐私,想避开个人生活的直接经验,那种无所凭依的苦恼是一个有抱负的小说家都能体会到的。我们会把自己变形,甚至可以变成一只不会说话的甲虫,但无论如何变化,我们所要做的其实不是要让笔下的人物远离我们,而是想以另外一种方式、另外一条道路,让我们的人物更加切近我们的内心与存在。只有那样,我们的写作才会缓解孤独,得到滋润和慰藉,如同缪斯女神的奖赏。

当小说家正视自己,决定从自己的体内抽身而出,调转脑袋准备好好描摹下这个人的时候,他一定会在刚开始的瞬间变得愣怔与失语。他曾经把这个人的痛苦与快乐赋予笔下的人物,可现在,他却要把那些痛苦与快乐回归原位,让这个人从黑暗的幕后走向前台。他一定是非常不甘心的,这就像是一个魔术师永远也不想泄露自己的技法。他不大明白那种剖析自我的散文是从哪儿得到的勇气,但他突然意识到,小说也许是比散文更加真诚的文体。只是这种真诚,似乎不大容易理解和体会。他珍视这种真诚,并且总想着能够一以贯之,体现在自己所有作品的字里行间。

现在让我们给他勇气,对他说:你是真诚的,因此你应该放开胆子,试着重新叙述你个人的直接经验。不要害怕流动的记忆会被词汇、句子和语法给定型和固化,只要你还拥有想象力,你就始终可以重新开始,从任何一条路径抵达生命核心的广场。

好吧,他轻声说道。他决定试着在文字中描摹自己,在记忆够不到的地方,他允许自己用想象的翅膀飞起来。他打算从自己的名字开始,因为名字是人被社会接纳的第一步,同时也是人开始虚构自己的第一步。人本是一个无名的存在,这个元初的存在是晦暗的、无边的,当人被命名之后,人就变成了一个清晰的、有限的存在,这个后者既被社会虚构,也被自己虚构,只不过,这种虚构极其隐蔽,并且充满了诱惑,让人心甘情愿。他自然也无法摆脱这种被虚构的命运,因此他试图想象自己出生时被命名的场景。为了证明自己的真诚,他决定继续以第一人称来叙述。他回到了自己的体内,成为我。

我就是那个叫王威廉的中国人,地地道道的中国人,一个迄今为止还没有过什么海外经验的土著。英语学得也很一般,当年为了毕业,才勉强通过了大学的英语四级考试。也就是说,我的名字毫无玄机,它既不哗众取宠,更不崇洋媚外,而纯粹是我祖父那颗花白的脑袋里残存的儒家思想作祟的结果。

我降生的那天,正是夏天最丰满的时候,午后的医院走廊上竟然空无一人,直到我祖父拄着拐杖走了进来,他的影子被室外的阳光投射到另一侧的墙壁上。那墙壁长着那个年代典型的模样,在一米二的高度以下全部用墨绿色的油漆覆盖着,那白与绿的分界线就这么将世界一分为二,包括我祖父的身影,包括我刚刚来到的病房及其黄色的木门。直到很多年后,我才想到,并不存在那么一道分界线,那仅仅是白色与绿色的相遇,只不过这种相遇被驯服成了单调而已。

我祖父站在医院走廊的某扇窗前,向外望去,他看到整座小城都匍匐在他的脚下。这座小城一定是把人的肉身看得至高无上,因为医院不仅建在小城的最中央,而且还有着无可比拟的高度与装饰,仿佛整座小城的存在都是为了这么一座救死扶伤的医院。最奇妙的是,妇产科居然会设置在大楼的顶层,不知道是为了让世界崇拜生命,还是为了让生命俯视世界。我祖父显然选择了后者,俯视的感觉更能诱惑他,因为他非常喜欢高高在上的感觉。要知道,他为了给自己的孙子起个好名字已经好几天吃不香睡不着了,现在他俯视着小城的众生,感觉很好,突然心中一动,想到《官箴》里的一句话:

“吏不畏吾严而畏吾廉,民不服吾能而服吾公;公则民不敢慢,廉则吏不敢欺。公生明,廉生威。”

在中国最受尊敬的不就是这样的人么,威风八面却还能廉洁奉公,或说廉洁奉公了才更能威风八面,反正不管怎么说威风总是必须的,就和我祖父此时俯视小城的感觉是一样的。我祖父很喜欢对别人说一句很威风的话:“要不是我们的建设,这里现在还是一片戈壁荒滩呢。”他说的都对,他有理由骄傲,他是在县委某个科室的科长位置上退下来的,那个位置影响了这座小城的诞生与成形。

“就叫廉威吧,嗯,不大顺口,还是叫威廉吧。”我祖父跟自己说道。

我的名字就这么定了,或许可以说,是一种君临天下的高傲姿态决定了这个名字,不过这种高傲姿态却成了我羞于启齿的秘密,我从来没有对任何人说出过。

对我命名过程的叙述可以到此为止了。尽管这段叙述充满了小说的特色,但我可以保证,我名字的来历大致如此。

别人对我的名字充满了好奇,每一次结识新朋友,我都不得不去解释。那样的时候,我会显得很笨拙,整个人涨红了脸,憋出祖父引述古语的最后六个字:“公生明,廉生威。”顺口溜般的。心里充满了尴尬、羞涩与无奈。感谢小说,小说是耐心和好玩的,它丰富了这个简单的事件,并在其中注入了丰富的信息,我甚至感到了那其中隐藏着的调侃、反讽与黑色幽默,正是这些复杂多元的情感因素构成张力,让我在面对自己的过去之时,有了一种难以言喻的亲切。现在和过去之间的紧张与对立,藉由语言的重建弥合了。我的生命有了一种纵深的透视感。我不免想到,用语言的想象力加工自己的记忆与经验,便是虚构的源头之一,在最终呈现出来的作品形态中,那比实际事件多出来的部分就是作家的文化面具。作家是戴着文化面具的说书人,却因为面具的存在超越了说书人。面具,就是意义,就是另外一种更抽象的命名,尽管它带来了边界,却呵护了我们存在于世的焦虑与痛苦。

 

二、背景很重要

 

我一直认为,文学和文学之外的事情关系更密切。文学史很难启发你的写作,活着本身却可以。从这点来说,文学和生命一样,都是向世界和时间全面敞开的。我们的生命向世界敞开得越多,我们才能在返回文学的时候,在语言的旷野上挖掘得越深。因此,我想说说自己的生命是如何向世界敞开的,还想说说那些失败的梦想是如何滋润了一个不辨方向的年轻人。

现在想来,也许我的过去都在为成为一个作家做准备。但是,在我童年的时候,我旺盛的求知欲让我立志要成为一名发现世界本质的科学家。汽车为什么会自己跑,飞机为什么会飞,宇宙卫星为什么不掉下来,这些事情长久占据着我的大脑。我央求父亲给我买了一大套的《十万个为什么》,似懂非懂就看了起来。这套书除了解答我对许多现象的困惑之外,还让我突然意识到,这个世界上五彩缤纷的一切都是表面的,在它们的背后有着各种各样的规律,它们看不见摸不着,却决定着万事万物的形态与动向。我还来不及惊讶这种神秘的原因,就已经被这种神秘本身给俘获了。

小学四年级上自然课的时候,我总是成绩最好的那个,因为课本已经被我看了两遍。家里边摆满了齿轮、电动机、电线、改锥、螺丝等零件和工具,当课本里的小实验被我做完之后,我每天最大的乐趣就是用那堆零件做一些自己也无法理解的实验。零件都是从我心爱的玩具内部得来的,因此我的玩具都是短命鬼。我像屠夫一样对待它们,将它们开膛剖肚,直至它们变成一堆残骸。这让我的父母大为火光,他们在很长的一段时间内拒绝给我买玩具。我不屈不挠,开始像猎人那样四下寻觅,拆个手电、插座什么的,最过分的一次是我把公共走廊里的声控灯开关给拆下来带回家了,当父亲追问我的时候,我镇定地表示自己毫不知情。但最终还是被发现了,我不但被恶狠狠地训斥了一番,还免不了一顿皮肉之苦。我感到愤怒,愤怒的结果不是就此金盆洗手,而是寻求发泄。我把火柴头上的红磷刮下来,放在一个墨水瓶里,用泥土塞紧,然后放在一截点燃的蜡烛上边烧烤,巨大的爆炸震碎了我们家后屋的两扇窗户。

假如我今天依然探索在科学的道路上,假如我做出了惊天动地的发明、发现,那么这些往事就可以成为闪闪发光的珍珠。可对今天的我来说,这就只能是一些羞于启齿的笑谈。童年的梦想就像是那个声控开关的内部一般,布满了肉眼看不清的电路,你不知道该如何启动它。有些人会选择放弃,有些人会继续坚持,直到电路短路为止。

我是第二种人。我对自然世界的探究几乎占据了大学以前的全部学生生涯。继自然课之后,我的物理课一直是班上最好的,后来化学学得也不错。高一的时候,我聚集了一帮朋友,成立了“爱因斯坦学社”,周末凑在一起聊些高深莫测的科学问题,黑洞、引力场、相对论、量子论等名词像路标一样指引着我们的未来。爱因斯坦一直是我最崇敬的伟人,他的画像被我挂在自己小床上方的墙壁上,他那奔放不羁的白发和吐着舌头的鬼脸陪我度过了苦乐参半的高中生活。即使仅从文学方面的影响而言,他写的悼念居里夫人的文章,至今我依然认为是不折不扣的经典。他对人类道德缺陷的洞察堪与他对宇宙法则的思考相媲美。在他身上,科学与艺术是如此完美地结合在了一起,以至于让我认为这是一种只要经过努力就可以达到的高度。后来我才意识到,这便是文艺复兴时期那种“完人”的理想,那时候,人在面对世界的时候带着彻底的诗性,没有观念的拘束和学科的藩篱,放任自己的思想驰骋在天地间。人的可能性得以最大程度的敞开。但是,年少轻狂的我没有意识到:那样的时代已经一去不返,而且自己也不是那样的旷世天才,这样的梦想必然会遭遇挫折。

这个挫折到来的很快。在我如愿以偿地考进中山大学物理学系理论物理学专业的时候,我只高兴了一个暑假的好时光,就被迎面而来的高等数学打翻在地。我打开课本,望着那些字母比数字多几倍的公式,第一次感到了理解的障碍。当然,周围的许多同学和我有着同样的感受,但他们比我认真和勤奋,很多人很快钻研了进去,并且直到现在依然置身在那些符号中思考着宇宙。我没能像他们那样再一次执着下去,我的文学气质占据了上风,我开始认真面对自我,反思自己。我觉得自己的思维模式是偏向于形象化的,我必须在脑中清晰地呈现出事物的面貌才能更好地去理解和把握。这不是说我不够理性,而是说即使是我在面对理性与抽象之际,脑中也得有一根纤细的管道通向现实世界,哪怕只是一个小点,只要它能够真实可触就行。这就和小说的虚构一样,要借助于现实的支点才能抵达一个想象中的世界。在我看来,高等数学已经成为了空对空的事物,我就算勉强进入了,也不会前行太远,干脆把自己的文学气质变成文学专业吧。

我想到了转系。如果能去中文系天天写作应该是一件很美妙的事情。为了证明自己的写作能力,我专门参加了一个全国性的征文比赛,结果很不错,我得了个大奖。我以为凭借着这个应该能够顺利转系。但没想到的是,在具体实践的时候,中文系的领导没有理会我这个理科生的文学素养,他考虑的是另外一个我事先根本没想过的问题:中文系的就业率要高于物理系,他们不愿意为我将来找不到工作而发愁。对大一的我来说,所谓找工作还是遥不可及的事情,我为其中蕴含的某种歧视感到愤怒,从此断绝了转到中文系的念头。

何去何从?只能寻找另外一处容身之所。就在这时,我喜欢上了人类学方面的书籍,深觉人类学对社会与文化的探究方式暗合我物理学出身的思维方式。人类学大师马林诺夫斯基不就是学物理学出身的吗?我拿定了主意,诚恳地给时任中山大学人类学系主任的周大鸣教授写了封信,表达了我想转系过去就读的愿望。周教授很快给我来电了,表示欢迎。我大喜过望,终于在大学二年级的时候转去人类学系就读,逃离了高等数学的苦海,跨上了人文研究的大陆。

我对人类学了解越多,就越是庆幸自己的这次选择。人类学在国内的普及度还远远不够,比起传统的文史哲来,简直像一门新学科。但实际上,它渊源有自,博大精深,是一门介于社会科学与人文学科之间的学问,既要用客观理性分析大千世界,又要用细腻感性体察人性百态,正对我的胃口。有一度我差点就决定以后做个人类学家了,但终究还是身上无法摆脱的文学气质让我继续沉溺在写作中。

作家对人生、人性的结论基本上靠直觉与顿悟就可以作出,但是,人类学的结论要经过专门的田野调查才能得出。严格的社会科学训练,不但很好地校正了我直觉的方向,而且给我的写作带来了极大的教益。在这里可以说两点:首先,人类学的人类文化整体观给我了开阔的大视野。没有什么比固步自封更能毁灭一个作家的。其次,人类学研究他者的文化,是为了观照与反思自身的文化,这与文学一样,文学是在微观上用他者的生命经验来充实自己的生命经验,试图在存在论的层面上将个体与人类统一起来。所以说,无论文学还是人类学,都源于人类对自身存在深入理解的欲望。

时光荏苒,大学毕业了。我没有急着找工作,而是过了段自由散漫的率性日子。我在中山大学校内租了间房,然后白天去图书馆看看书,晚上沿着林荫小道散散步。时空仿佛静止了,我可以抛却物质属性,完全成为精神性的存在。大学时,一位师兄问我:“读书期间有什么目标?”我答曰:“建立一个完善的精神格局。”我的漂泊生活,仿佛正在实践这句豪情万丈的戏言。虽然,我能感到自己的思想与精神世界的确在日益丰盈起来,但是,同这句话一样,这样的生活太过飘忽和虚妄了,我必须找到一个出口,将自身的能量倾泻而出,否则只是水中月、镜中花罢了。我积攒着这股能量,终于,它推动了我,我像其他人一样,做回了一只蚂蚁,钻进了社会的巢穴中。在社会的闯荡与磨砺中,我更加明白了尊严、勇气和爱的重要,这使得我越来越沉溺在文学的梦想当中了。这个梦想,就在我写作的此时此刻,依然如同微光一般照耀着我。

 

三、沉溺之途

 

现在,让我们来聊聊文学和写作吧。

刚才我谈论的所谓“背景”其实是梦想及其动力,而梦想正是文学最重要的特质。“作家都是做白日梦的人。”想想弗洛伊德的这句话吧!当然,我一向认为老弗是个特别偏激的家伙,我愿意这么来说:“一个梦想特别多、特别旺盛的人天然地就带着文学的气质。”这样就不难理解为什么我那热爱科学的童年时代也是文学化的。基于这一点,我想说,我不是主动选择从事写作的,而是相当被动的。我对整个世界都怀抱着梦想,而实现这些梦想最快捷的方式就是通过文字去抵达。文字的小船带着我漂向深不可测的海洋深处。也许,没有了这艘小船,我会惊恐不安、彻底难眠。但是,一个生活文学化的人,要领悟到这艘小船的存在并不容易,领悟到这艘小船带来的危险就更加不容易了。因为生活变得文学化,并不代表你就具备了写作的才华与能力,往往文学化还会削弱你的创造力。我知道有许多人卡在了那样尴尬的位置上,终身不得逃脱。我在杂志社上班时就经常遇到这样的人,他们几乎不具备在世俗世界上生活的能力,却把全部的精力都投身在文学创作中。他们会拿着厚厚的稿子一遍遍来找你,让你发表他“史诗般的作品”。当你指出他的弊病时,他会火冒三丈,当你指出他不适合做这个行当时,他会摔门而去,再不登门。我惧怕那样的命运。假如那样,我宁愿做个小职员,把自己的梦想全都磨损掉。

关于写作本身的影响,也许还得从家庭谈起。我的父亲并不是一个地道的文学爱好者,但他喜欢写文章,写经济学方面的论文或是一些通讯报道,每天还有写日记的好习惯,他希望把这个好习惯当成传家宝送给我。我很小的时候,刚刚识字,跟随他做过一次短途旅行,在他的监督下我不得不写下每天的见闻,包括对所住旅馆的描绘,从什么样的摆设到什么颜色的窗帘。我感到自己写得很费劲,没想到他看后却大感兴奋,夸我写得好,说我不但知道有次序地观察和描写,还懂得运用所学不多的词汇。这让我深受鼓励,我发觉自己在面对客观世界的时候,也能用语言还原出来。这应该算作我和写作的第一次结缘。说到底,写作的秘密就在于用语言来协调自我和世界的关系。

此后的学生时代,我的作文经常被老师当做范文在课堂上朗诵。这种虚荣的快感诱惑了不止我一个人,在许多诗人、作家的回忆录里边都能看到类似的事情。但是,现在我们应该都知道,作文与文学之间并不能划等号,有时还恰恰相反。所以,让我沉溺文学的并非作文,而是另一种被放逐在课本之外的文体——诗歌。

我与现代诗的结缘,来自一本雪莱诗集。我发现那些诗句不同于中国古诗的简洁与内敛,而是充满了绚烂与激情,特别符合少年我的心态。在雪莱陪伴我两年后,感谢互联网,我读到了北岛。要知道,在很长的一段时间里,北岛在大陆文学界消失了。初读北岛的诗,少年的我全身战栗。那边陲之地的精神氛围还停留在八十年代,北岛的诗让我对周围的世界有了全新的感受与警觉。步入大学以来,我读到了顾城、海子、西川、欧阳江河、于坚等众多当代诗人的诗,深感兴奋。此外,我再次回到心爱的雪莱,从十九世纪的浪漫主义开始继续读西方文学。我喜欢荷尔德林和里尔克,在我看来,这是两个在精神上与浪漫主义联系最为紧密的现代诗人。然后,西方现当代的诗人们在我的阅读视野中纷涌而出,从波兰的米沃什到俄罗斯的曼德里斯塔姆,从美国的阿什贝利到法国的博纳富瓦,他们都大大拓展了我的审美边界。我最喜欢的随笔作家是诗人布罗茨基,他的《文明的孩子》至今还是我的枕边书。我最难忘的诗人是以色列的阿米亥,他的浸满宗教思想的诗句写得深刻、反讽、机智动人。这些诗与诗人让我越来越进入到文学的精神内核。

小说家滔滔不绝地谈论诗歌,一定略显古怪。我想说的是,一方面我是在向诗歌致意,因为我自己严格意义上的写作是从诗歌开始的;另一方面,就小说写作而言,我觉得我们眼下的小说缺失最多的恰恰是现代诗歌的精神。如果没有现代的反思和诗意的飞翔,我们写下来的故事就很难获得超越性。不仅小说的叙述需要超越性,文化的叙述也需要,这决定着文明的丰富和高度。

关于自己小说的传统,我感到了谈论的艰难,因为在回望之际是一片纷繁的森林。我印象最深的,就是在上大学时对小说的大量阅读,那几乎到了恐怖的程度。读诗是非常节省时间的,目光短暂地停留在几行字上,心灵便做出了体验。读小说就不是了,需要花费大量的时间。小说是时间的艺术,它蕴含的一切元素都得在时间中缓慢展开,你无法像读理论、散文那样跳读,你必须一个字、一个字从头读到尾,才能领略到它的妙处。因此,读小说曾经占据了我最大份额的阅读时间。在图书馆读,在教室读,在楼梯口读,在宿舍读,在火车上读,读得多了,就不仅沉迷在小说的世界里,还能对文本的艺术性做出准确地判断了。但是,因为人生经验的局限,我迟迟没有动笔写小说。那时,我除了写诗,便是写读书笔记。这种爱好一直保持到现在:书评一直是我愿意为之的文体。刚开始写书评是逼着自己要把书读透,现在则是逼着自己必须继续读书,并且还得读透。

我写小说始于毕业后的那段漂泊岁月。我住的是条件不咋样的筒子楼,难免会遇见恶邻。这种事情看似简单,但它已经把象牙塔之外的鱼龙混杂倾泻到了你的头上。那会儿,我面对这些的时候,一定很虚弱。因此,我相信恶的力量。我写下了自己的第一篇小说《非法入住》,打印出来邮寄给了《大家》杂志。半年后,在我忘记这件事情的时候,韩旭主编给我打来电话:“那小说写的不错,我们打算发。”我当时还在睡觉,迷糊中觉得亲爱的上帝你终于想起我了。

从《非法入住》开始,我接连写下了《合法生活》、《无法无天》两个中篇小说,戏称为“法三部曲”。随着写作的深入,我逐渐意识到,恶是需要作家用精神力量去穿透的东西,而不是深陷其中、甚至迷恋其中的东西。写恶比写善更有深度,其实是一个误区。因为对善的抵达是需要恶的难度的,没有这种难度的善是单薄的、廉价的,所以那种深度并非来自恶本身的价值,而依然在于善的发现。一个作家写作的时候,心中要永远怀着悲悯之情。这是写作的基本道德和根本立场。

有了这样的想法,即使写作不会取得太大的成就,却也不会误入歧途了。接下来,我写出了长篇小说《获救者》以及中短篇小说《内脸》、《第二人》、《没有指纹的人》、《倒立生活》等,得到了一些朋友的认可和喜爱。如果写作只是为了能发表、能出版,而不能有所创造,不能对自己的生命经验进行升华,我会觉得痛苦。因为在这个时代,将写作作为谋生手段不但风险重重,而且非常低效。我们写作,应该为了创造。但创造,是最艰难的。诗人策兰说:“艺术就是要进入你深层的困境,让你彻底自由。”我在很多个场合都援引过这句话,我现在再次引用,为的是警醒自己。困境,是我们的现实和处境;自由,不但是艺术的目标,更是生命的终极追求。永远不能忘记这两点。

对于自己的作品,我尽量避免过多谈论。倒不是我对它们失去了信心,而是我更加渴望它们来谈论我。我现在的想法很简单,那就是趁着精力充沛,多写一些,多探索一些,使得作品的形态更加多元一些。

这篇文章即将结尾,它自然不是什么回忆录,它只是我对自己的一次反省。时刻反省自己已经度过的生命,应该成为每个人的必修课。有时我甚至偏激地想,人的生命的丰富程度,取决于回忆的深度。在少年时代,我是一个特别热爱回忆的人,我会在没有朋友陪伴的周末,将自己并不漫长的一生在脑海里播放一遍,就像是温习历史课本一般。一些生命中的关键节点,我会反复回忆,直到那些细节清晰起来,在那一瞬间,我会感到一种如美玉般通透的畅快。那时,我对自己的所来之路有着清晰的认识,对自己未来的梦想,有着强烈的憧憬。但是现在,我不得不说,我变得很少回忆,各种纷杂的事情占据心间,常常疲惫不堪,记忆的管道也在长久腐蚀下有了斑斑锈迹。我希望自己接下来的写作,不但能清理干净那些锈迹,而且能在记忆的疆域上扎下根来,建造起一块坚实的文学根据地。

 

                                         

                      受邀为《艺术广角》杂志“小说家肖像”而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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