博主的话：今天下午2点50分在我的网易邮箱又收到那位叫“宁万”的回应文章，我把该文贴出来，还是让网友们来评评，伟人说过：群众是真正的英雄！
再写一文谈养猪
宁万
《驳斥》一文惹来这么多的板砖、唾沫，是我原来完全没有想到的。网友里有人说很恶心我那种高高在上，盛气凌人说话的姿态。在经过自我检视之后，我接受这个批评。写那篇文章原本只不过直抒胸臆，并无教训人的意思。但借着网友的批评，再去看自己的文章，也感到了言辞傲慢，做派不好。在此，向大家说声对不起。
《驳斥》一文本是针对洪巧俊先生《假如都学东莞禁养猪》的论点、论据写的，只讲到了与他的文章对应的一些内容。但是网友质疑很多，在此我争取再说清楚一些。
关于国务院《关于促进生猪生产发展稳定市场供应的意见》的问题：国务院的《意见》确实有一句“任何地方不得以新农村建设或整治环境为由禁止和限制生猪饲养”。严格来说，东莞的做法与此并不完全吻合。因此，我在原文中只能说东莞的做法“符合这个文件的基本精神”（“基本精神”就是增加供应，东莞建设51个异地基地可算是增加供应的很大举措）。但另一方面要注意，国务院的《意见》是指导性文件，不是行政法规，不产生完全约束性。个人认为国务院《意见》“任何地方不得以新农村建设或整治环境为由禁止和限制生猪饲养”是站不住脚的，因为生猪养殖会涉及到环境保护、水源保护、用地管理等法律法规的执行，这些法律法规显然上位于国务院的《意见》。而地方政府如果依照上述法律法规去实施管理，国务院的《意见》就只能尴尬地落空。对此，我个人认为国务院法制办公室工作有瑕疵，没有把好《意见》出炉的一个重要关口。另外，这里还折射出一个问题，就是中国多少年来“以文治国”，朝廷的文章洋洋洒洒，几乎面面俱到，把所有的话全讲了一遍，但对于底下各级政府如何很好地执行却未见考虑。黄仁宇教授的文章里对此有很尖刻和准确的描述评价，感兴趣的朋友可以找来看一下。
中央和地方政府的关系问题，还值得说几句。我们这样的中央集权国家,很多政策和制度都是中央一刀切下来的。地方的自由裁量权有多少？（如果说多可以算多，如果说少又可以算少。复杂得很）。一个幅员辽阔、地区差异极大的国家，在今天的社会环境下，中央和地方政府的事权、财权如何划分界定，是个重要的、难度很大的问题。美国、俄罗斯、印度应该都有类似情况，不知道他们解决得怎么样。但美国有一个特点，就是中央政府（联邦政府）做出的任何内政决策，只能由自己中央财政支付系统去组织实施，也就是说布什如果决定禁止养猪或鼓励养猪，只能由中央的机构、中央派驻地方的机构、中央财政的雇员去实施，非中央的各级政府没有任何义务去实施联邦政府的内政布置。当然不是说美国这套好，写在这里只是提供一个认识视角。
这个问题，还可以从现实角度提供一个视角。比如，我们结伙去滇池、东湖、西湖的边上开办养猪场，供应昆明、武汉、杭州市场，如果不被制止，我们几乎肯定钱赚翻了（因为成本一定很低，邻近城市卖价又高），当地的环保、国土、工商部门要来制止，我们搬出《意见》“任何地方不得以新农村建设或整治环境为由禁止和限制生猪饲养”来对应。能行吗？
对于“为何不采取方式治理养猪污染”的问题：最重要是一个成本问题，污水处理厂的截染管网是无法铺设到各个养猪场的，因为造价太昂贵，征地成本更是令人咂舌。转移这个产业确实是最优选择，对此政府应该是有核算过的。政府的任何行政行为，都必须“用钱开路”。没有钱、机构、雇员，政府什么也干不了，真要想干，就得出钱。假定今后仍然象现在这样维持七八十万头猪的存栏，东莞要么把截污管道铺到每个猪场的门口，要么购置数千辆罐装车每天运送粪便到几百公里外需要农家肥的地方（估计别人也消化不了），要么将治理的任务交给养殖户并增聘数千名环保局雇员每天二十四小时随同监管。有网友说东莞不是有钱吗？400亿的总财税，一半以上交中央，自己用100多亿元，关照1200万人（有时是160万人）的公共开支，说多也算多，说少也算少，看你从哪个角度理解。香港3000多亿元财政，不交中央一分钱，雇佣17万人，管理900多平方公里服务700万人，管得好一点是应该的。当然也不能否认咱们这边还有腐败的问题。
对于“异地养猪是污染转移”的问题：把养猪业转移到湖南，就是把污染转移到湖南，是情绪化的说法。欠发达地区显然更适合发展农业，首先是往往具有比较大的自然和生态空间回旋，其次是如果空间足够大的话，分散养殖一定程度上更加易于污染治理，比如通过农户自理，转化为农家肥就可以了。同时，不能否认很多产业转移事实上伴随着污染的转移，这就要从产业布局和产业选择角度来看问题了。任何国家和地区，都想发展代价小、收益高的行业，但在绝大多数情况下，国家、地区、城市都只能沿着产业链条、价值链条不断向上攀升（人、企业都如此）。这是几乎是一个必须经历的过程，很难独辟蹊径。东莞要禁养猪，我个人理解也是当地产业选择的问题，本身并没有错。但之所以惹来一片叫骂，是因为猪肉首先关系到居民消费，特别是低收入者的基本消费，这就很容易让大家往社会公平的方向想问题，很容易激发大家对公正问题的联想和发泄。
对于环境保护和经济发展的关系问题：市民有权利批评政府环境治理不力，但是一定要全面认识环境保护和经济发展的关系。既要实施“工业强渡”，又要完全不伤害环境。哪儿有那么美妙的事情。绝大多数后发展的国家和地区，发展过程中社会问题的解决，很难抛开“库兹涅兹曲线”，特别是环境问题。中国作为发展中国家、作为产业竞争的后来者，只有先强调发展，在具备物质基础后再系统地实施治理，努力寻找自己的环境“库兹涅兹曲线”。东莞高速发展三十年，取得了不错的经济效益和社会效益，但是投入的环境成本也非常大。但是就算回到三十年前，也仍然只能这样走下来。重要的是今天如何治理和提升，网友不了解（实际上是不愿意去主动了解）才会那么尖刻地质疑东莞当局。实际上政府对此是做了很多事情的。我们分开说：东莞最大的污染是沙角电厂，峰值时占全市总排放量六成以上，但是首先这个电厂落户东莞不是地方当局可以阻挡的，而且东莞一个市的用电量超过了全国至少三分之一省的单个省用电量，没有理由不自己卖部分环境污染的单。治理沙角电厂，只能是脱硫处理，实际上已经落实十几亿元去做了，也已经开始产生效果；对有污染的工厂，东莞的态度是新的一律不进，也就是不发牌；旧的，合同到期不续约，长安福安厂就是这种情况；对污水、潲水，采取的是建设污水处理厂，这里无需多说了。另外还有运河的问题，东莞运河接纳70%的全市污水，用文学口吻说：市集中承担了东莞30年高速发展的环境代价。治理运河绝非想象那么容易，英国治理泰晤士河用了一个世纪。东莞当局提出本届政府任内完成，个人认为反应了如下几方面：一是这个政府是励精图治的政府，很想有所作为；二是这个政府是一个追求政绩的政府，很想获得上级的奖杯和群众的口碑；三是这个政府具备了一定的物质条件；四是这个政府的行政行为很有可能仍然不够科学，仍然没有改掉“目标政府”的坏毛病。最后一个是汽车尾气的污染问题，个人认为东莞当局还没有痛下决心压制私人交通发展公共交通，这是很大的忧患。网友们如果要就环保问题放炮，我建议选这个方向。
对于东莞和珠三角产业升级的问题：要从国家发展战略层面看待。国家应该实施区域差别发展战略，也就是不同区域发展不同的产业。这个格局中，象珠三角这样的地方确实应该发展附加值高的产业。经过这么多年的努力，这里（如果加上香港）已经具备了全球最优质的大型基础设施和机构，比如：深水港、资本市场、空港、（建设中的）城际交通轨道、石化基地、展会。这些王牌属于整个国家而绝非一些网友想象的“珠三角的富人”，珠三角将依靠这些王牌参与全球顶级城市和区域的竞争，为中国夺取全球价值链上的最有价值的部分。在打造这些优质的基础设施的艰苦过程中，政府、民众、相关企业，投入了巨资，支付了代价，由此才发展出如此极具价值的城市空间和平台。这些空间和平台可以并且理应承载更有价值的产业。如果要养猪也当然还是可以的，但是大家可以自己算算这个帐。
同时，不同地区由于发展不同产业，一定会造成发展差距，这需要由中央政府实施强有力的转移支付来弥平，从而确保各地区的人们都能够得到好的发展。转移支付的力度在将来会越来越大，中央肯定会做得更好。
对于肉价问题：很多网友声称肉价涨穷人没有得吃，言辞似乎公正并体恤穷人，但仍然难脱片面。养猪的农户不也是穷人吗？涨价了他们没有收益吗？回到正题，产能规模的迅速放大，将是拉动明年肉价下行的一个力量，但是不知是否足够有力。因为，现在生产和供应很有可能已经不是影响肉价的关键因素（我只敢说“很有可能”，绝不敢把话说死）。油价涨、美元贬值，这些至关重要的因素大家都知道了，我再抛砖引玉说一点：导致当前几乎什么都涨价的一个很重要但未被足够关注的因素是金融业的急剧膨胀（不是指货币发行），金融创新越来越多、衍生工具越来越多，急剧放大了社会购买力，而生产又没有出现大的变化，自然导致价钱变化。最简单的例子是，东莞每月信用卡刷卡消费已迅速攀升到30亿元，并且还在高速增长，刷卡消费占到了社会商品零售总额的30%以上。信用卡消费，放大了社会购买力，必定影响商品价钱。而信用卡的开发，不过是金融创新的一个小玩意儿而已。我们很多时候没有从金融角度去找问题的缘由，扯远点讲一下房价，圈地增值获利固然是一个重要问题，但是地产公司盈利源泉在于金融杠杆。地产公司房子的毛利率本身并不高，一般商品敢几倍于成本�凼勐簦舴孔痈静豢赡堋５钦飧鲂幸档幕咎卣魇亲时久芗鹑谛糯槿氲母芨耸侄斡址糯罅说夭镜氖找妗Ｍ蚩剖堑湫停浞孔用拭挥谐�25%，但是万科的资金周转率全国第一，万科的核心竞争力在此。
关于弱势群体的问题：有的网友开口闭口“弱势群体”，但弱势群体是相对的。养猪人群从收入上看是弱势群体(东莞大户除外)，但是污染一排出去，附近的其它群众就成了弱势群体；政府一般是强势者，但在网上，特别在BBS上，政府就是弱势者；摩托车和轿车发生碰撞，摩托车是弱势群体。而在城市道路上，摩托车轻松压倒汽车、行人，成为“第一路权者”，成为当仁不让的强势群体。
关于改革成本的支付问题：改革改到今天，早已不是一项政策出台所有人都能得利的了。如果为了发展长远计、为绝大多数人的利益计，一定要改，那就出现如何支付改革成本的问题。在养猪问题上，就是要支付养猪户的补偿。我觉得在此类问题上，政府一定要有良心、要负责。政府有良心的最好保障就是信息摊开来，大家都知道这个事，政府就会很好地承担起这个责任，因为政府是所有主体中最担心“良心破产”的。扯远点说一下，政府如何去推进难度很大的改革。我归纳为几句话。首先是“头脑清醒”，要把复杂的账算清楚了，抓准问题的关键，要理性而不是象群众和网友一样过于感性；第二是“旗帜鲜明”，算清楚账后政府将要怎么做，一定要非常清楚地告诉大家；第三是“苦口婆心”，做好道理的宣讲，首先针对改革对象，而受面向广泛民众；第四是“仁尽义至”，政府在合法、合理、合情的基础上，再退三舍，充分补偿利益损失者。第五是“依法下手”。
对于东莞的社会保障问题：本人原文中的“东莞的社会保障制度比较领先，困难群众受到的关照稍微好过大多数地区”，是站得住脚的。但是网友的质疑也有道理。因为，目前社障制度在全国都是基于市一级统筹的，也就是本市只管本市户籍人口，就此而言说东莞“比较领先”是没有问题的。这个制度不覆盖到在莞实际就业、居住的非户籍人口，对他们确实是存在很大的不公平，但是财政改革“分灶吃饭”，要实现对他们的覆盖，只能是中央政府组织各级地方政府系统实施，逐步由以市统筹发展到以省统筹，最终实现全国统筹，到时候每个公民持一个社保号码就可以在全国任何一个地区享受他应该得到的保障了。
上述问题牵涉到我们国家的财政制度改革，就是说各级政府的事权和财权要进一步规范和统一。比如，如果某级地方政府承担了辖区内所有人口的公共开支，也就是承担了这个“事权”，那么应该赋予该政府相应的“财权”，否则就是无饼充饥。但事实上目前我们做不到这一点，地级别城市的财政匡算只能基于户籍人口来核定，其它的部分由省和中央拿走。这样说绝不是讲省和中央“黑”，因为省和中央也有重要的“事权”，比如中央的国防开支。但是，要把这个事情做得更好，就需要一是把蛋糕做大，也就是公众财政的壮大；二是找到更加公正合理的切蛋糕方式。这显然是一个高度系统的工作，只是漫骂无济于事。另外，地方政府为非户籍人口提供公共服务的最好支付方式，也许是弗里德曼倡导的“教育券”制度。比如，中央向所有适龄儿童的父母发放教育券，由父母选择在全中国任何一个地区的学校上学，这个学校的开支由当地政府支付，当地政府收取教育券后再向中央和小孩实际户籍地政府索取转移支付。这个方式理论是是很好的，值得中国借鉴，但具体实施起来就需要很多技术条件支持了。
对于禁止摩托车的问题：东莞禁止摩托车的措施确实是比较人性化的。去年禁外地牌照的，每一辆都给予托运补偿发出现金。大量违反国家道路交通法规的车辆获得豁免；今年开始禁本地牌照的，采取的是“分路段、分时段”的方式，绝大多数地段和时段都是可以无阻行驶的。而对于本地搭客的摩托车司机的补偿和转岗扶持，力度之大、优惠之多、政府俯身之低，也是值得肯定的。至于禁止摩托车对治安、交通带来的影响，身处东莞的网友可以问问自己。
关于香港养猪的问题：本人的原文只是推测香港没有养猪业，并不是说香港没有养一头猪。还是请大家结合区域发展和产业选择的问题来看待它。香港的养猪业在城市内是不可能有经济价值的；在郊野，每一寸土地都是政府的，群众要借此牟利想都别想。哪里象我们这里，养猪场的污水排入同沙水库、松木山水库，赚钱的是大户、买单的是政府和市民；在旧村中个别人自养自食的肯定有，各地也一样。
对于政府建设的问题：养不养猪，都是政府在管。政府建设的问题绕不开的。首先要一个清廉政府，这个没有争论。如何清廉，除了大家都知道的政府职能转变、限制政府权力、严惩贪官之外，我想说一点就是在技术上，我们将越来越获得治理腐败的武器。比如金融业不断膨胀并介入个人生活，特别是征信系统的发展，将导致大额财产无处遁形。这一条对治理腐败至关重要。并不是说要等到有这样的技术条件才开始治理腐败，而是给大家一个道德、政治层面之外的观察视角，以增强对国家的信心。其次，政府必须是一个有效的政府，也就是强有力的政府。昨天恰巧重新读《李光耀回忆录》，再次感受到一个能够为民作为的政府，一定是有效政府，是具备了理性精神、人才、规章制度以及物质条件的政府。在绝大多数情况下，政府应该比民众更加理性、更放养长远。
另外还有一个深刻问题，关心的人可能不多。这么多人骂我这篇文章，固然也是发泄对政府的不满，但其中有没有“端起碗吃肉，放下碗骂娘”的问题？请华大学秦晖教授在这方面有很好的研究，他讲到，改革越深入，老百姓就越是什么都想要，想要自由，也不愿意失去福利，要求限制政府权力，又不准政府推卸责任。欧洲各国当下深受此困扰，法国目前最典型，大家都在看萨科其下步怎么办。英国之所以十年来有所起色，也源于当年撒切尔夫人先拿工会开刀，继而强力实施社会新政，改弦更张，将英国从福利社会拉出来。我们政府今后遇到与养猪类似的问题会很多，很多枝节缠在一起乱极了，但当局一定要有劈斧凿路的本事和气势，要能够凿到最关键处，这样才能把问题解决好。其实，中国的官员一点不必别国的笨，中美比的话，中国同级官员可能全面赢过美国，我们差是差在机制而非人上面。
关于“政府枪手”的问题：我以人格作担保，本人绝非一些网友所指的“政府枪手”，写这篇文章完全是出于自发自愿。来东莞工作至今，我先是全业余，后来半专业，参与到对东莞经济社会发展问题的了解、分析、求解之中。我们的政府确实有很多问题，有的问题甚至很难在公开场合启齿，但是我还是建议大家多一些理性、建设性的批评和指正，以此来真正推动政府的进步和我们社会的发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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