无缘的道术兼备

吾勉之

　　众人皆谓企业家是昔日的“男三号”，今日的“男二号”。提到企业家精神，一般人会想到从米塞斯与熊彼特那寻找答案；而提到企业家样板，则是卡内基与亨利·福特，是卢作孚与王永庆。时至今日，“企业家”这个称号，在国内照样不是很通用。不是企业家的内涵变了，而是在中国做生意的模式，很难让人联想起entrepreneurship这样阳光、进步的词汇。比如，若给做地产的老板们人手分发一顶企业家帽子，很多公众肯定不会答应。在他们的眼中，地产商就是通过手段搞到一块地，然后分包给建筑设计所与建筑公司、销售公司，卖完房子后就只需要坐着数钱了。更多的，像石油、化工、电信、金融等一堆企业的董事长们，他们更多被称作“官僚”、“买办”。百余年过去，这个形象，没有一点改变。显然，事实不仅仅是表面这样，但是明智者都知道，不会出来为这些商人们辩白。即使地产商是在替土地财政打工，为五十多个产业当发动机；即使中国移动等在短短十多年内完成了960万平方公路范围内的通讯设施建设，中国电信将宽带铺到了绝大多数的乡镇。我们送给他们的，只是一顶帽子，垄断者。

异类的命运

　　作为绝大多数人眼中的异类企业家，王石的2008给他带来了一地的声名狼藉，他身上最后一丝企业家色彩也被卸妆了，爱惜羽毛如他者，难料国内对“企业家”群体的舆论环境竞如此恶劣。历尽波澜的他自己在博客上贴一个谈宗教的文章，也会有热心的网友劝诫他，“拜托！你就别来跟我们讨论灵魂与精神了！”随后王石据此经历写出《徘徊的灵魂》，200页的篇幅中完全没有提及5·12事件。

　　2009年8月12日，《中国青年报》发出长篇调查报道，清华大学专题研究组对2008年多达760多亿的地震捐款流向做了研究，发现多达80%的地震捐款，最终通过各种途径，还是进入了各种政府部门的账户。与此形成鲜明对照的，是地震后大量进入灾区的NGO组织志愿者们，因为缺乏资金的持续保障，很快都被迫撤出了灾区。一个本应是“公民社会”成长的好机会，经此又一次力量的此消彼长之后，敌人变得更加强大，而我们却愈加艰难。听到这个消息后，一直抗诉“屁民万税”的网友们，无疑是再次被人忽悠。痛醒之后的他们发现：昔日他们口中的“王十”，并非十恶不赦的人。他在某些方面，也是一个跟自己并肩作战的、追求公民社会成长的智者。

　　我们一次次地呼吁中产阶级的壮大，呼吁民间力量的壮大，可是，当这些人的代表真正出现时，我们一次次迎接他们的，不是理解的鲜花，而是默然的唾沫。不管是黄光裕，还是王石，还是下一个柳传志、任志强，一个也没有逃过。

理性与行动

　　近代史上这么个典故，已经很少有人记得：五四运动后，面对放火烧楼的学生们，众人皆拍手称快，只有梁漱溟一个人主张对学生进行逮捕，并经审判后予以特赦。不逮捕，等于政府在纵容学生们纵火肇事；不特赦，则政府无以安抚学生们的爱国心。后人评价之：千人之诺诺,不如一士之谔谔。幸运的是，梁漱溟的故事，发生在广播电视时代之前的中国，而当今企业家门的故事，则发生在互联网时代之后。民国时的公众舆论，尚且由具备讨论水准的知识分子们所把控，是非分明与否尚且容忍双方做出有理有节的辩论；而如今的互联网舆论，则如漫江而过的洪水，是一个全民参与的运动。

有道与有术

　　当代中国整整一代中国企业家，都注定无法名垂“中国企业青史”。他们更被视作是官员的行贿来源，社会庸俗商业化的始作俑者，虽然他们率领的企业所创造的企业的叠加，将中国经济推向了世界第三的位置。即使手里把握着充裕的产业资本支配权，有着丰富的经营之术，还满怀救世的意愿，众多如今在中国名列前茅的商业领袖，也不得不夹起尾巴做人。

　　笔者在这里，想继续引用一个古代的案例：

　　1860年，清朝廷发生了一场重要的政治辩论，辩论因同文馆之设而起，恭王和李鸿章等人主张设同文馆，教习士子学习西文。辩论方为负一时清望的大学士倭仁，倭仁认为：“立国之道，尚礼义，不尚权谋；根本之途，在人心，不在技艺。”恭王嘲讽他如果只知道“以忠信为甲胄，礼义为干橹等词，谓可折冲樽俎，足以制敌之命，臣等实未敢信。”倭仁受到了公开的羞辱。洋务派获得了此次辩论的胜利，但却失去了天下士绅的人心。从此道与术分裂为两途，“有道者无术，有术者无道”，“道术不兼容”的魔咒，从此开始折磨中国的改革事业。

　　今日企业家群体的遭遇，颇有“有术者无道”的色彩——他们的无道，不是他们自己不愿意选择，而是大众不给他们“有道”的机会，在内心也不认为他们有道。2009年，茅于轼因为发表“廉租房不要建独立厕所”而受到大众的批驳，就昭示了有术者“行道”之难。所有人都陷入了道术难两全的境地：为了完成诸多超越个人理性的事情，我们往往只能通过假意欺哄，或者在缺乏有效沟通的情况下采取强迫措施，鲜见彼此站在一个平台高度上的对话与讨论。

　　在另外一个方面，民众“精神独立性”的缺失，也让诸多苏醒的人，有一种“无路可走”的绝望感。虽然我们民众意识里不再对政府抱有那么大的信任，但我们在思想与行动上，依然没有做好“断乳”的准备。哈维尔在《政治、道德和教养》一文中，有这么一段话：“如果我们不建设一个人性的、道德的、尊重智慧、精神和文化的国家，我们决不能建立于一个基于法治的民主国家。如果不以某种人性的和社会的价值为基础，最好的法律和设想得最好的民主机制也不能在自身之内保障法治、自由和人权；没有共同拥有和广泛确立的道德价值和责任，就没有法律、民主政府，甚至市场经济也不能正常运行。” 这一点，让我们的灵魂，依然无法安顿地徘徊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