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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转存,深谢]最高的哲学与最高的诗——崔国斌诗歌简论

(2014-05-14 20:43:18)
分类: 存档
——崔国斌诗歌简论
沈天鸿

    我一直认为,有一种诗,它几乎就是最高的哲学(这儿的“最高的哲学”是相对于一般的哲学而言)。而这个“几乎”,不是因为它做不到,而是因为它是诗。但是,正因为这个“几乎”,使它比哲学的涵义更丰富,更复杂,更深刻,因为哲学是抽象的,抽象就是确定,意义只能是单一的一,而这种诗是以极富暗示性辐射性的意象而获得了抽象,这样的抽象既确定又流动,其意义是终极本源的一所变化的多,因为也因此其意义常常不是以意义的面貌出现,而是意味(详细阐述参见我的《现代诗学》,昆仑出版社)。
    之所以说“有一种诗”,不是因为它是诗的一种,而是因为它区别于通常被认为是诗的众多的诗——它不是一般诗人能够写出的。因此,它总是很少。由于它很少,由于能够认识它的人不多,它总是被有意无意地忽略。里尔克的时代只有海德格尔找到了里尔克,同样,海德格尔的时代海德格尔也只找到了里尔克。
    崔国斌的诗,很明显地符合我以上所说的这种诗的特征,所以,他的诗应该是出现在当代中国的这种很少的诗之一。
    当然,我没有认为他的诗已经达到了“几乎就是最高的哲学”的高度的意思。而还没有达到,从他的诗来看,不在于诗艺,也不在于对世界对生活对人和万物的存在与在的把握,而在于把握这些的哲学思想尚不足以达到。而谁敢妄言自己能在哲学上登峰造极?谁又敢说自己将来在哲学上能够获有更深的造诣?所以,选择写这种诗,如我写于1985年的一首诗中所言,是“与自己为难/ 和人们作对”。
    不在于诗艺不是说这种诗的诗艺不难掌握。不是的。抽象与意象的融合,历来是诗的难题,许多人的诗,就失败在这上面:或是连意象都还没有,只有形象,附加上意义——这其实是散文的一般写法。或者是写成了所谓的“哲理诗”,只有诗的分行形式。或者虽然多少融合了,但仍然疙疙瘩瘩地僵硬,破绽显而易见。崔国斌的诗在这方面,似已无可以批评的了——至少是在我看来是这样。从他的诗来看,他相当娴熟地以建构起主意象和意象群,在建构主意象和意象群的过程中通过对意象物特征的选取、强调和附加,使它们的具象具有抽象的暗示性,并且朝规定的意义方向辐射,来获得抽象与意象的融合的。《夜晚,在身边黑下来》是这样,《蜀道》等等也都是这样。
    值得指出的是,抽象与意象没有融合,在一首诗里是油水分离,当然是失败的,但如果抽象与意象在一首诗里只有融合,那么这融合越完美就越糟糕,因为抽象与具象(意象)都丧失了。崔国斌的诗艺值得称赞,就在于他的诗中的抽象与意象的融合适可而止,抽象与具象(意象)在互相融合的同时仍然持有自身,而且,在他的诗中,具象的意象虽然置于诗的前景,占据诗的表层,但它们却是为抽象服务的,是抽象在诗中的特殊形式。如此,诗才具有几乎就是最高的哲学的可能。例如《夜晚,在身边黑下来》,整首写的都是夜晚在身边黑下来的场景和这场景中“我”的感受,夜晚、“我”是主意象,火、灯等等是辅助意象,它们共同构成这首诗的意象群,而它们之所以是意象而不只是形象,在于它们各自以及组合起来后都具有其自身本不具有的暗示意义(这些暗示意义是通过突出其特征和选用来描述的词语而获得的)。任何意义都是抽象的。因此,意象和意象群获得了暗示意义就是获得了抽象。读懂这首诗的暗示意义,就知道这首诗其实不是写夜晚在身边黑下来这一客观现象,而是在写夜晚/黑暗总是带给人/生命以压迫和孤独——想想吧,在夜的黑暗中,即使你即使和另一个人对面或者并排坐着,你也仍然是一个人,你就能理解这首诗实际在说什么。当然,这首诗不止说了这一点。它还说了所以我们需要灯,即使是孤灯;说了夜晚来临时将人变成孩子;说了如何与时间达成默契,说了外部的黑中需要光,而光的出现以黑暗先出现为前提……更值得注意的是这首诗在表达这些的同时体现出的淡然和从容——由于这种淡然和从容,这种压迫和孤独是一种压力,却不是摧毁性的。总之,这首诗写的是普遍的人的生存状况与状态,和“我”对这生存状况与状态的见解与应对。
    上面对《夜晚,在身边黑下来》的简单分析已经表明,这首诗的意象是启示录式的意象,而这种启示录式的意象,是从一种似是而非又似非而是的情境中产生而被获得的。这种方法被崔国斌应用于他几乎所有的诗,因此他的意象也几乎都是启示录式的意象。——可以说,善于营造似是而非又似非而是的情境是他的诗的一个重要特色。似是而非又似非而是是意象和抽象融合又各自保持自身的需要,而情境,则是似是而非又似非而是、意象与抽象融合又各自保持自身的前提和实现的必须条件。没有这种情境,诗就会或者干瘪,仅仅在说理(里尔克也没能完全避免这一点,他的某些诗也是仅仅在说理),或者退回到分行的散文,仅有形象。
    我多次说到崔国斌的诗中的意象的暗示性、启示录式的意象、似是而非又似非而是,这些,即意象的暗示性、启示录式的意象、似是而非又似非而是意味着什么?意味着意象同时就是象征体,即意象与象征是叠嵌在一起的。崔国斌的诗因此是这样的诗:若干意象/若干象征组合成一个总体象征,它们服从并贡献于总体象征,又适当具有自己的离心力,即偏出总体象征意义的意义。这样,诗的意涵就是复杂的丰富发散的而不是单一的,是立体的而不是扁平的,一首诗可以做多种解读。
    这就有了诗人们都期望自己的作品能获得的张力。如何获得张力的答案也就有了:应该就是崔国斌的诗表明的这种方法。这种方法其实是被比较广泛地运用的,例如特朗斯特罗默、默温、布莱(这种意象在布莱、默温他们那儿有个新名称:深度意象),包括我的诗等等。而这方法我认为可以追溯到中国古代诗歌,例如唐代多位诗人的诗——可见,古典诗歌与现代诗,不仅不像想象的那样隔,而且还是相通的。但被广泛运用不表明这方法容易被掌握和运用,相反,很难。因为它千变万化,甚至在每一首诗里都不一样。不信就自己试试看。
    很难还在于,这种方法不是纯粹的方法,它是和思想结合在一起的。换言之,没有思想就不可能运用这种方法——思想对于诗的作用是什么?就是创造出意义。当然,它又是和文学、语言的修养结合在一起的,文学、语言的修养不够,有思想也没有用。但两相比较,思想是最难拥有的。崔国斌能够运用这方法并获得成功,写出不同一般的诗,在于他具有感受和思考的双重能力,并能获得思想的结晶,能够进而将此转化为诗。因此可以说,启示录式意象与思想的强度,就是崔国斌的诗的个人强度。
    或许并非不必要,我想强调一下:思想就是精神的同义词。文学作品是精神的产物,并且必须具有精神性。这个精神性从哪儿来?又靠什么来体现?思想。除了思想别无它途。此外,诗是文学的最高形式,是智力的建筑,也当然不能没有思想/精神性。而哲学,当然是思想。
    哲学或者思想不妨碍情感。这是因为哲学或者思想大多是包含在意象中,通过意象来暗示,是以哲学性或思想性的形式出现,而非以哲学或者思想的本来面目出现。再一点,没有思想含量的纯粹情感对于诗毫无价值,只有基于思想的感情,才具有力量、深度,才对诗的意味的形成有帮助作用。所以,哲学或者思想在诗中不仅不妨碍情感,还是情感所必需的。崔国斌的诗证明了这一点,他的诗中,思想与情感常常同时触碰到了对方的多个方位,从而丰富了自己。
    威勒德•索普在他的《二十世纪美国文学史》中引用艾伦•泰特1929年对史蒂文斯的评论“本世纪最有成就的诗人”后,就几十年后史蒂文斯才越来越是诗人和评论家的诗人这一现象做出解释:“最大的困难是史蒂文斯是一位哲学诗人,一位只有逐渐才变得清晰可辨的概念的阐述者。”崔国斌的诗是哲学的,关注、思考和表现的是人以及一切生存者的存在与生存,直逼存在的根本,不过在诗的写法上他没有史蒂文斯走得那么远,例如他基本不用史蒂文斯喜欢用的抽象性意象(将一个概念建构成支撑整首诗的主意象,甚至辅助意象也还是用概念构成的)。因此,国斌的诗应该还是可以“雅俗共赏”,看不出其哲学意蕴的,可以读诗的意象的表层意味——这意味也是很浓耐得起品味的。当然,最好还是能够看到“墙上的投影/ 恍如一个人/ 静坐在空白的地方”(崔国斌《 夜记》),“一切已被说出” (崔国斌《一些地方》)。

                                                   2014.3.2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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