休息天，可我仍是早早起床，在处理完一些家务后，仍习惯的进入书房。当然，今天打开的不是卷宗材料，因为想休息休息，想调整一下自己。对我来说，最好的休息莫过于与书交谈了。书对于我来说是最好的朋友，只要自己努力、思想，他就一定会给你回报，让你有所收获。

——鲁迅与孔子，有些人看来，似乎是势不两立的死对头。

孔子宣扬一种“和”之道。鲁迅祟尚“斗”的哲学。  “和”与“斗”是一对辩证矛盾体，因此鲁迅和孔子被推到了针锋相对的位置。

孔子反对一切偏激的思想和行为。“过犹不及”。真理再前进一步就可能是谬误，这是连列宁也清醒认识到并引以为警惕的。

《论语·雍也》说：中庸作为一种品德，是最重要的了。既不过分，也无不及，而是适中，恰如其分，因此受到孔子特别推祟。

 子思在《中庸》中转述孔子的意见：喜怒哀乐之未发，谓之中。发而皆中节，谓之和。中也者，天下之大本也；和也者，天下之达道也。致中和，天地位焉，万物育焉。

认为“中”是天下的根本，“和”是通贯天下的原则，达到“中”与“和”的境地，天地便各在其位，万物便生长发育了。

怎样做才能实现中庸之道呢?

《中庸》说：忠恕违道不远，施诸己而不愿，亦勿施于人。

孔子认为做到“忠”、“恕”，距离中庸之道就不远了。不愿意别人施加于自己的行为，也一定不用来加给别人，这是孔子的处世哲学。以善良之心待人，是孔子的基本态度。

《沦语·卫灵公》：子贡问曰：“有一言而可以终身行之者乎？”子曰：“其恕乎！己所不欲，勿施于人。”

《说文》：恕，仁也。

 恕道就是在对待他人时所表现出来的仁道，就是对他人的同情心，是推己及人，互相理解和体谅。

     孔子待人的另一原则是宽厚。

     《论语·尧曰》：宽则得众。

     以宽厚的态度待人．就会取得众人的拥护。孔子提倡的“出门如见大宾，使民如承大祭”(《沦语·颜渊》)，“博施于民而能济众”(4论语“雍也＞)．也都是强调宽以待人的。

     恕、宽、中庸，这种处世原则的适用性在某些情况下不可避免地要受到限制，显现出它的局限性，如在民族冲突斗争中、阶级的生死搏斗时。但是．它至少表达了消解矛盾、创造和平环境、营造和谐气氛、建立平等和睦人际关系的良好愿望和矢志追求这种理想的可贵精神。

    ……

    鲁迅被视为孔子的对立面，就是因为鲁迅尖锐提出了和长期坚持了对所谓中国“国民性”问题——在特定社会条件和阶级统治下，具有极大普遍性的民族性格和心理状态的问题、缺点和弱点．其实也就是孔子仁学的文化心理结构问题——的批判和探究。

    1925年3月25日，鲁迅致徐炳昶信中说，中国人惰性表现最普通的两个形式：第一就是听天由命，第二就是中庸。他进而一针见血地说：我以为这两种态度的根柢，怕不可仅以惰性了之，其实乃是卑怯。

    中庸，堂皇地说．是宽恕、柔顺、谦逊、和谐，而实际上，是卑怯、妥协、退让、息事宁人、奴隶主义。鲁迅深恶痛绝，他愤而指明它的伪善性、欺骗性和危害性：遇见强者，不敢反抗，便以“中庸”这些话来粉饰，聊以自慰。所以中国人倘有权力，看见别人奈何他不得，或者有“多数”作他护符的时候，多是凶残横态，宛然一个暴君，做事并不中庸；待到满口“中庸”时，乃是势力已失，早非“中庸”不可的时候了。一到全败，则又有“命运”来做话柄，纵为奴隶，也处之泰然，但又无往而不合于圣道。这些现象，实在可以使中国人败亡，无论有没有外敌。

    鲁迅心急如焚，呼号要“如狂祷，如厉风．举一切伪饰陋习，悬与荡涤”；“故怀抱不平，突突上进，则倔傲纵逸，个恤人言，破坏复仇，无所顾忌。”(《摩罗诗力说》)非如此，不能在寂寞昏沾的铁屋子般的年代拨云见月，不能击败阻遏民族觉醒和人民真正解放的封建势力和殖民主义势力。“历史上都写着中国的

灵魂，指示着将来的命运，只因为涂饰太厚，废话太多，所以很不容易察出底细来。”(《忽然想到·四》)即使有人觉察出来了，“中庸”也使他不敢正视。

    《论睁了眼看》：

    中国的文人，对于人生，——至少是对于社会现象，向来就多没有正视的勇气。

    现今社会，我们面对的已不再是非彼即此的选择了。一个现代化的社会需要安定，而不是动荡，稳定与发展是主旋律。稳定需要和平的环境，发展不能回避市场的剧烈竞争。我们需要鲁迅，也需要孔子儒家思想中可使现代化过程中社会达致和谐的那些优秀的文化传统。

    孔子的“中庸”与鲁迅的“斗争”，实在是一个问题的两个方面。“中庸”在于保持事物的本来面目．使事物得以顺利存在；“斗争”在于改造事物，为旧事物的消灭和新事物的诞生而摇旗呐喊。

    谦谦君子和鲁迅式的斗士，现在都太少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