宋宗合 宋扬
“此次调查一个最明显的感受，就是社会组织对人才的吸引力不断增强。”调查参与者，清华大学马克思主义学院讲师何建宇说。
同时，社会组织人才高学历趋势明显，“社会组织拥有高学历工作人员比率不低于企业和政府机构”。
但在吸引人才时，社会组织同时也面临一个较大的障碍，即由于人才政策等方面问题导致部分社会组织工作人员无法享有正常的社会保险、住房公积金等社会保障待遇。在社会组织工作人员解决户籍这一问题时更为明显。
因此，很多机构不得不在签订劳动合同这一问题上采取“变相”的方式，为工作人员解决基本保障问题。非公募基金会的解决方案就是，工作人员与基金会出资企业签订合同。
当然，非公募基金会工作人员与企业签订合同，有着更多层次的原因。
企业家出资建立非公募基金会，基金会工作人员当然首选自己熟悉、信任的人，那些在自己企业工作的人必然是首选。既然是出资人，当然可以决定机构的工作人员人选了。
这些原本已经和企业签订合同的人，进入基金会后，自然就“不需要”再签订劳动合同了。在某些人眼里，既然基金会是企业出资建立的，基金会当然和企业一样“都是”老板的，工作人员不过是从一个部分换岗到另一个部门。
那些，在企业工作，同时在基金会任职的企业员工，自然更不用与基金会签订劳动合同了。
非公募基金会工作人员与企业签订合同这一现象，毫无疑问的表明，中国的非公募基金会还处在断奶阶段，尚不能完全脱离企业。
尽管账号独立，资金独立，但是无论在开发项目、资金保值增值、人才的吸收还是内部治理等等基金会运作管理方面，都有鲜明的出资人“烙印”。基金会并不能完全的、自主的独立决策。
尽管由某一家企业设立，但非公募基金会未来发展方向无疑是脱离企业，独立自主的运作。国际上最为典型的范本莫过于福特基金会。虽然最早由福特公司创立，但时至今日，福特基金会早与福特公司划清界限，在基金会运作、管理方面没有任何联系了。
尽管如此，但是，业内人士依然提醒公众，虽然非公募基金会目前不能完全“断奶”，但不能断然否定这种现象。
“当下，非公募基金会处于过渡阶段，当有关于社会组织的各项法律、政策不断完善，非公募基金会才能在这个框架下不断完善。”何建宇说。
虽然，《基金会管理条例》在上个世纪90年初就已经在中国颁布实施，但是直到最近2年，非公募基金会才开始真正的蓬勃发展。非公募基金会不能独立这一问题，当然也不可能在短时间内解决。
何建宇提到，欧美国家的一些小型私募基金会也并没有完全独立。“不能简单的说这种现象一定不对，不独立有其现实意义。”
正如在问卷调查中，有些非公募基金会工作人员就表示，相对于基金会，更愿意与企业签订合同。福利、待遇比企业优厚是最主要的原因。由于中国国人目前的认知水平，很多人不能接受公益组织工作人员享有优厚的福利待遇。
毫无疑问的是，独立无疑是非公募基金会未来的发展方向，也是专家、学者和业内人士所倡导的。
唯有独立，非公募基金会运作、发展不以某个人的意志为转移，实现资金的保值、增值，吸收更为专业的人才，促进基金会良好的发展。
在谈到非公募基金会在中国的发展，北京大学非营利组织法中心副主任金锦萍写过这样的话：
尽管，目前的相关法律法规对于公募基金会和私募基金会之间的差异性规定得尚不明确；私募基金会的行为规则也没有形成普遍认同；社会公众对于私募基金会的认识还处于懵懂阶段；甚至基金会的创立者对于基金会的管理还所知不多……而且，私募基金会容易受到基金会创立者意志的左右。但是只要这种意志是合乎法律法规和章程的规定，合乎社会公共利益，那么就暂且给其留下必要的发展空间吧。因为，这样一种形式的非营利组织就是要将人们心头对于公益的渴望之泉激发成自流井。而且，这样一种形式的非营利组织必将以自身的特点在社会公益事业占据不可或缺的一席之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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