企业基金会劳动关系调查：
八成公益人来自企业人
宋宗合 于佳莉
９月１８日，国务院公布了《中华人民共和国劳动合同法实施条例》（以下简称实施条例）。《劳动合同法》有别于《劳动法》的标志之一就是在适用范围方面增加了“民办非企业单位”，同时对“事业单位”、“社会团体”进一步进行规范，已经将其“触角”延伸到了NGO领域。
NGO（社会团体、民办非企业单位、基金会）作为社会单元中一个不可或缺的组成部分，已经实施的《劳动合同法实施条件》无疑也将对NGO自身的人力资源管理、用人制度、员工招聘、录用、解聘等方面的问题，产生不同程度的影响。对此，本报记者随机抽取了20家非公募基金会，对其劳动关系状况进行调查。
调查显示，90%的非公募基金会的工作人员数量低于10人，绝大多数非公募基金会专职工作人员数量在4至6人间。这一方面与公益领域人才缺乏有关，另一方面，非公募基金会本身的运作经验，以及项目管理经验欠缺在一定程度上也影响了用人机制的发挥。
在此次调查中，非公募基金会工作人员的来源分配出现了不同程度的差异，一些规模较大，运作公益项目能力较高的非公募基金会主要采取了公开招聘及推荐的方式。而一些刚刚起步的基金会则多数采取“挪用”的方式，即直接从出资企业内部进行人员调动。据统计，在这些非公募基金会全职人员构成中，有八成来自企业人，两成来自招聘招募。
以腾讯公益慈善基金会为例，目前该基金会有4个专职工作人员，全部都是从腾讯公司调入，且员工直接与腾讯签订劳动合同。腾讯公益慈善基金会秘书长窦瑞刚表示，这样做的目的是为了最大程度的减少基金会的行政成本，真正的做些事情，为公益项目的运作尽可能提供更多的资金。
非公募基金会资金来源的特殊性让基金会从诞生开始便与出资者产生了一种密不可分的关系。这一点从非公募基金会的命名方式便可看出。
80%的非公募基金会以出资企业的名字命名，如目前在社会上有影响力的南都公益基金会，香江社会救助基金会，中远慈善基金会，国寿慈善基金会等。23%的非公募基金会名称“无明显特征”，以非企业和个人命名之外的其他名称命名，如爱佑华夏慈善基金会，友成企业家扶贫基金会，华民慈善基金会等。业内人士分析，企业或企业家出资设立非公募基金会目前已成为一种趋势，至于基金会的名称是否与企业或企业家“挂钩”大多数出于个人原因，比如有的企业或企业家比较高调，觉得应该扬善，同时也希望公众知道企业在社会回馈方面所作的事情，愿意公众熟知，从而进行监督。也有的企业或企业家比较低调，但这都并不影响非公募基金会的大量涌现。
从调查的数据来看，非公募基金会工作人员待遇在公益行业内，无论从薪酬待遇还是福利，都略高于其他公益组织。多数人认为，做公益的人不一定要拿到最低的工资，一定得薪酬待遇才能吸引到优秀的人才，公益也需要门槛。
在调查中，多数非公募基金会不愿透露合同的签订方式，只是强调按照民政部颁布的基金会管理条例等相关法规执行。95%的非公募基金会表示，《劳动合同法实施条例》对其用人制度、员工招聘、录用、等方面的问题产生影响的不大。
商业化优势
据民政部民间组织管理局调查显示，非公募基金会已初步体现出三大优势：资金来源稳定，成长性强。非公募基金会一般有比较固定的一个或多个捐赠人，有相对稳定的捐赠收入，容易进行长远的发展规划，有利于长期发展。
公益活动的实际效果显著。非公募基金会的决策层和管理层往往来自商业领域，基于商业经验，他们比较注重项目的成本与收益，推出的公益项目注重实效，保障受助人能得到最大程度的实惠。
强调内部控制。由于非公募基金会追求与特定捐赠人建立稳定的关系，向捐赠人负责的意识更强。因此非常注重内部控制，包括节约成本、精减人员和对捐赠人的公开透明。
而非公募基金会因为有了众多企业人人介入，基金会的资金管理以及项目设计立即呈现出浓厚的企业化特征。
一些活跃的基金会不仅积极开拓公益项目，在模仿传统公募基金会的项目过程中选取适合自己的内容，如SOHO中国基金会实施的儿童美德工程，目标之一在于通过硬件建设让贫困地区孩子养成整洁的习惯，据潘石屹称，2008年下半年会选择十几所学校建几种类型的厕所，配上洗手设施和淋浴房，然后大面积推广。
北京华夏慈善基金会是国内第一家由民营企业家群体发起成立并管理运作的非公募基金会。该基金会以私募形式筹集善款，起初由中欧商学院CEO班的20几位同学共同发起，现已达到了40多家会员的规模。它的诞生有宏观的背景，也得益于民营企业家对回报社会的思考与实践。其根源在于民营企业在发展壮大后，有着共同认可的慈善理念和方式，需要寻找一个回报社会的载体和平台。
基金会秘书长耿源坦言：做慈善比想象中还复杂，由于非公募基金会是一个新生事物，没有经验可以借鉴，华夏基金会更多的是扮演“探索者”的角色。
“因为基金会的发起人都来自成功的企业家，对商业项目运作有丰富的成功经验。慈善项目与商业项目也有很多共同之处，为了扬长避短，我们就复制了商业项目的成功经验和模式对慈善资金的使用、项目的选择、项目的监控等进行项目运作，并取得了很好的效果。”耿源指出：由于非公募基金会起步较晚，要求基金会的救助领域不能追求大而全，一定要专心做好一件事情，就像一个企业在多元化之前一定要把专业化做好。
华夏慈善基金会的定位是孤残儿童的救助，我们认为宁可事情做得小一些，但一定要把这件事做好。现在我们只专注做贫困家庭的先心病患儿救助治疗，已经形成了“爱佑童心”的慈善品牌。
同时非公募基金会还立身企业开辟公益营销渠道，引入项目招标制，一些非公募基金会向资助型基金会转型；另一些基金会则变身NGO治理机构，孵化民间公益组织。尤其是在基金增值领域，企业人所引入的商业慈善、慈善投资等新理念令人耳目一新，让非公募基金会这一新生公益组织群体变得生机勃勃。
基金会2006年年报显示，在全国性的企业非公募基金中，宝钢、香江、中远等基金会均有长期或短期投资，中远慈善基金会2006年亦出现在华夏平稳增长基金的持有人名单中，最多持有约2%的份额。
2007年5月经民政部批准成立的南都基金会，由于引入了专业的投资团队，2007 年下半年，南都基金会公益资助支出人民币 600 多万元，同期获得投资收益却达到1600 多万元，扣除支出，净收益超过1000 万元。同时他们还引入“风险公益”理念，将向公益组织提供的资金、管理和技术支持作为投资的资本，并参与其管理，在2-6年的投资期届满后，对其进行评估并实现退出。
国内第一个以企业家名字命名的个人基金会王振滔慈善基金会，则用另一种方式保证基金会的持续运转：受助大学生须在工作后资助一名贫困学生，以使该基金变成“种子基金”，令受资助者的数量呈几何型增长。慈善投资者们期待，借此将单向的捐助关系发展为互动的多赢关系，实现社会性的“爱心接力”。
这些崭新的做法都让这些非公募基金会脱颖而出，其商业化的操作方式不仅让自家基金会充满生机，也为所有公益组织探索出一系列有价值的经验。
慈善新兵的困惑
“其实成立基金会并不是我们公司做慈善事业的起点。”北京光华慈善基金会副秘书长于秀红在接受《公益时报》采访时曾表示，到2005年成立基金会时，该公司在中国大陆用于公益捐赠的资金就有7000多万元人民币。
“光华控股最初关注公益事业，主要是源于董事长个人。”于秀红说，光华控股有限公司董事长邵明路曾作为知青到延安市延长县插队，改革开放后，当事业有成的邵明路再次回到他曾经插队的延长县时，发现当地农民依然是过着靠天吃饭的生活，而当地教育落后的情况，让他觉得“跟20年前没什么分别”，他当即捐赠了2000万元。
北京光华慈善基金会的工作人员张星告诉记者，“基金会99%的资金来源是‘光华控股’。”张星告诉记者，基金会主要的资助项目是光华公益创业培训和教育扶贫。而光华控股有限公司是这些项目背后的一个强大支持者。作为主要的出资者，公司不仅提供了注册资金，还将北京光华长安大厦20层无偿提供给基金会作为办公场所和培训教室，甚至不收取任何水电费。基金会工作人员的工资都是由公司发放。
“虽然基金会也接受其他企业和个人的捐赠，但非常少。离开光华控股，基金会没办法继续运作下去。”张星说。
尽管于秀红强调“光华基金会”是一个完全独立的NGO组织，但基金会没有设置财务和人事部门，“我们的财务和人事都是由“光华控股”来管理。基金会只负责做项目。”
“从某种意义上来说，基金会是 ‘光华控股’的企业社会责任部门。”于秀红解释着基金会与公司的关系，她说，“光华控股”对外的所有公益事业都是由基金会来完成。
包括秘书长在内，在光华基金会的12位工作人员中，只有两位工作人员在进基金会以前是从事NGO工作，“注册的时候，基金会定的公益领域是‘公益创业培训、教育支持，孤儿关爱、疾病防治和扶贫赈灾’，但由于我们精力有限，再加上光华控股在成立基金会以前，就关注教育领域。因此，我们就把领域缩小到公益创业培训和教育支持。”于秀红说：“尽管如此，我们的项目官员也很累，因为我们只有两位专业的项目官员，很多项目想做，但做不了，因此我们会选择与其他机构合作。”
“通过基金会与其他机构的合作，光华基金会在教育领域的项目做得比较成功。”于秀红表示，有些项目，光华基金会自己没办法运作，“主要原因是缺少专业人才。”
此外，中远慈善基金会的吴红告诉记者，中远慈善基金会只有三名工作人员，而这三名工作人员是中远集团的员工，他们每个星期会抽两天的时间处理基金会的相关事务。
插入表情